5月6日，郑州市空姐李某在搭乘滴滴顺风车去火车站的路上被害，滴滴司机刘某对其先奸后杀，还捅了20多刀。8月15日，乐清市20岁女孩赵某在搭乘滴滴顺风车途中，被司机钟某抢劫后实施强奸并杀害。8月27日，苏州昆山，“龙哥”的宝马和于合明的自行车发生剐蹭，二人发生口角，“龙哥”从宝马车中抽出长刀，挥刀砍人，刀脱手而出，于合明捡刀，反杀。
接连3起热点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监管、道义、法理甚至正义的讨论，直到滴滴认错整改、昆山警方通告于海明不负刑事责任，事情才告一段落。
从舆论上看，多少有些举国欢腾的意思，民众的意愿最终得到胜利。
昆山反杀事件还原
3起事件的共同关键词：杀人、借贷
第一个关键词无需讨论，血淋淋的既成事实，两个年轻美丽的生命陨落，即便是武艺不精、基本功不扎实的“龙哥”，其罪也不至于非死不可。
3起事件背后共同的关键词在于“借贷”。
刘某3个月内绑定了6个号码做贷款，近7天申请了12家贷款，12个月内申请的小额贷款、P2P超过56家。
钟某也毫不逊色，他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在57个小额贷快平台申请成功了56次，案发前一个月借款的次数更是高达31次。而这两位司机并没有什么体面光鲜的工作，家境也很一般，如此频繁的借贷早已严重超出了他们的换款能力。
至于社会我龙哥就更不必多说，经营着典当行，信用卡、贷款业务都搞，也是借贷圈内的人。与两位滴滴司机不同的是，龙哥是食物链的上层，是刀俎，而两位司机则是食物链的下层，是鱼肉。
近几年，各种小额贷款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打着门槛低、利率低、0风险的幌子，本质上就是各种高利贷，引诱者年轻人各种入坑。
一个朋友在某借贷APP上贷款1万元，利息不高，分三期一共600左右，不到5%的利息堪称业界良心。但还款的时候才发现，除了利息之外，每期还要收取240元服务费，加起来就是720元，实际利息超过1300元。而在这个APP对外宣传的利息仅仅是按照600元计算的比例。这种套路在借贷APP中比比皆是，保证金、服务费、违约金等等，只有你没见过的套路，没有装不下你的坑。
从最初的女大学生裸贷，到百度贴吧里对于还不起钱怎么办的各种攻略，很多人在高利贷面前对自己的生活“战略性放弃”。有人放任自流，有人放弃尊严，有人踏破道德底线，更有人铤而走险触碰法律。仔细想来，钟某劫持女孩的第一目的是劫财，而后续发生的强奸与杀人，是不是心理防线跌破之后的断崖式崩溃呢？
另一个方面，借出去的钱想要收回来，那是需要手段的，显然龙哥就是这种有手段的人。如今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恐怕大多连持刀杀鸡的机会都没有，一言不合就拿刀砍人这种事，没有点心理素质上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说，龙哥从事借贷行业的职业性质，也塑造了他飞扬跋扈的性格和生活方式。
只不过这次很不巧，手滑了。
周小平说，明朝崇祯年间的民间高利贷逼迫李自成造反，带着一帮还不起也活不起的农民成为了压死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10年前，还不起贷款的美国人民联手打造了次贷危机。
对于国内已经形成规模的小额借贷，监管部门应该借此次连续发生的热点事件警觉起来，不要以为媒体把压力推向了滴滴公司和警方，自己就跟个没事人似的。如果监管部门仍然安心做隐形的“有关部门”，那我们自己也应该警觉起来，起码保证自己和身边的人不要入坑。
扁平传播的消费观VS资不抵债的消费能力
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喜欢存钱的人。
一个从俄罗斯回来的朋友告诉我，俄国人只要家里还有面包可吃，他们就不想去工作，宁愿在河边坐着晒一天太阳。这在中国人身上是不可能大面积发生的。
然而国人的传统消费观从两个老太太的那个经典故事开始，逐渐发生了转变。两个老太太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个说：“我攒了一辈子钱，昨天终于买了一套房子，可刚买完我就病倒了。”另一个则说：“我很早就贷款买了房子，昨天刚刚还完贷款，可我已享受了一辈子。”
这个故事向公众传递了新的消费理念，最初是在买房子的问题上，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西方社会的超前消费理念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被当今的年轻人普遍接受。
再来说一说扁平传播的问题。
2005年，我到重庆大学报到入学。小镇上长大的我，走出沙坪坝火车站，从三峡广场穿过，那时候我觉得两只眼睛根本不够用，满眼都是吊带、热裤、大长腿。重庆的妹子们如此惊艳，而且还成群结队。
十几年后，当我再次来到重庆的时候，就早已没有那种惊艳的感觉。当然，自己已经不再少年，也算是见多识广了。但还有个重要的原因。网络、社交媒体已经发展到今天的水准，即便在十八线城市甚至一个县城里面，都可以找到抖音网红水准的美女，打望的人不需要专程跑到解放碑。
女孩们不需要跑到北京、上海，她们只需要刷刷手机就可以get到时尚信息、潮流元素。所以这些女孩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网红款的衣服，提着真假难辨的包包，拿着最新款的手机，甚至打了玻尿酸、瘦脸针，朋友圈里也是各种各样国内外旅游的美图。从面上来看，与上海特产网红并没有多大区别。
然而，生活认知和消费方式上趋同背后，却是消费能力上的巨大差异。
大城市的少数网红们引领网络时尚话题，宣扬着浮夸的生活方式，靠这个还能赚得金盆满满；而其他人在她们的引领下可能追得入不敷出。前些时候，先是郭富城娶了网红方媛，紧接着罗志祥也拍拖网红。除了网红妹子年轻貌美之外，其实在经济能力上她们并不比当下的明星差多少。而我们身边看到的大多数20岁上下的时尚姑娘们，其经济能力其实并不乐观。
学会了别人的消费方式，却没有学到别人的赚钱之道，更没有别人的殷实家底。这大概也是两位年轻滴滴司机近乎疯狂地借贷的原因，也成为了他们自身悲剧的根源之一。
特别是现在很多年轻的小伙伴们，总被媒体的口号忽悠得头脑不清醒，总认为年轻就是资本，年轻代表无限可能。直播有人点赞就觉得有魅力，制霸KTV的唱功就认为有才华。
才华是吧？曹雪芹都是穷死的！还是那句话，你心中的蓝海，可能不过是一个澡堂。
媒体舆论，像风又像蜂
媒体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国内的媒体尤为神奇。
十多年前，“徐力杀母”事件震惊全国，高二学生徐力因为不堪学业压力，杀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当时的媒体众口一词地把矛头指向应试教育体制，认为是应试教育的重压让孩子心理扭曲，进而酿成惨剧。这种观点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十多年之后再去反思，我认为，徐力的惨剧更多是家庭教育的原因。彼时，我在山东每天早上第一节自习是5点15分，有些变态的学校一天要上17节课，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任何人给敲死，更何况是自己的娘亲。
所以，媒体把脏水全泼向应试教育体制，虽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媒体的风吹得有些偏颇，而且是蜂拥而上地吹偏风。
从最近3起热点事件来看，媒体的风向非常明确：
对于两起滴滴司机行凶事件，媒体蜂拥而上将矛头引向滴滴公司的监管问题；
对于昆山反杀事件，媒体则蜂拥而上将这一事件打造成一个法学问题。
在媒体的引导下，公众的关注点也异常集中。
对滴滴而言，最好的公关就是认错，一句话：“都是我的错”。即便如此，仍有部分网友不断刷新着微博，等着滴滴公司的下一个举动，而滴滴公司的每一个举动都会成为批判指责的新爆点。（当然，滴滴一点都不冤枉）
因此，很少有人把注意力放在司机的杀人原因上，也很少媒体意识到，同样的杀人起因很可能并不是个案，甚至于和凶手是否开滴滴没有太多的关系。
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在滴滴公司强力加强监管之后，因为借贷问题引发的犯罪隐患究竟能得到多大程度的遏制？如果下一次，一个出租车司机因为欠下高利贷而抢劫甚至杀人，在没有了滴滴公司这个巨型活靶的情况下，媒体又该将公众的眼球引向何方？
对于龙哥的问题，如今看来，则更像是给大家上的一节普法教育课。我甚至会想，在是否认定为正当防卫的问题上，其实法学界内部并无太大争议，而真正在争论的只是缺少法律案例教育的网友们。当然这只是一种带有玩笑性质的猜想。
无论是声讨滴滴、维权成功，还是法理的胜利，的确都是值得喜大普奔的事。
这里想要提出质疑的，主要是媒体除了迎合大众跟风报道以此赚取点击量之外，是不是也应该从更多的角度深层次挖掘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呢？这也许才是媒体的社会责任之所在。
以上观点是在拜读了周小平先生的文章之后所受到的启发，在其基础上做了一些延伸。无关对错，只是提供一种思辨问题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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