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門下走狗

其貌不揚的戰國青銅器【商鞅方升】，能見證中國歷史上一系列具有劃時代意義歷史大事件：「商鞅變法」和「秦始皇統一六國」。

這件文物所承載的歷史信息，與中國歷史傳世文獻的契合程度，真的可以用驚世駭俗來形容。

對【商鞅方升】的研究，分析秦代的計量、官制、地理，是運用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地上材料和地下材料互勘互證」典範。

下面，我就來看【商鞅方升】短短几十個金文，隱藏著哪些大歷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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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方升看商鞅變法：

為秦開創霸業的「商鞅變法」和「徙木立信」我們耳熟能詳，這件青銅方升讓兩千多年前的人物觸手可及，說不定當年的商鞅就親手摸過他。

【商鞅方升】左壁銘文：

十八年，齊率卿大夫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臨，重泉

意思是：秦孝公十八年，齊國的使團來到秦，這年的冬天十二月乙酉日，大良造商鞅監製了標準銅量器，容積為十六寸又五分之一立方寸。

「臨，重泉」是秦代的地名。

我們來看傳世文獻的記載：

《史記•商君列傳》和《史記·秦本紀》記載「商鞅簡史」——在秦國變法到被車裂。

• 商鞅姓公孫，少好刑名，因秦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
  
• 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
• 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 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
• 孝公卒（二十四年），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史記》記載秦孝公十年，商鞅當上了「大良造」的官職，意思是「為大上造之良者」，是秦孝公時期秦國國內最高官職，握軍政大權。相當於今天的總理兼國防部長。

方升左壁銘文上「十八年（秦孝公）」也即公元前344年，與《史記》記載時間線完全吻合，商鞅這段時間正是擔任國家總理「大良造」。

從方升左壁銘銘文可以看出，秦國「總理」商鞅為了紀念齊國使團來訪的外交活動， 而特意製造的這個方升，在方升上刻銘為證。

這次外交活動的背景是什麼？

商鞅慫恿魏王僭越稱王，引起諸侯不滿。於是，商鞅再連齊、趙抗魏的大背景，所以兩國眉來眼去，暗通款曲。

公元前341年，秦國聯合齊、趙兩國攻打魏國，商鞅詭計多端，假意求和，生擒了魏國的公子卬，被封為列侯。這也是就是所謂的「西鄙之戰」。

除了《史記》《戰國策》，晉代出土的《竹書紀年》也有記載了這件事：

方升壁上還有「臨、重泉」兩個地名：

「臨」也就是今天河北趙州，銘文上的「重泉」也就是今天陝西浦城，在秦代是一個冶金重鎮，

• 《史記•秦本記》：秦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塹洛。城重泉。
  
• 《漢書·地理志》：重泉縣屬馮翊，在陝西同州府蒲城，周時為晉邑，秦為重泉縣。
  

這兩個地方直線距離相隔600多公理，這說明商鞅監製標準器，頒行全國，從商鞅開始，製造標準器的權力在政府手裡：

而商鞅變法之前，秦國的王侯卿大夫都有各自的度量衡，造成稅收不公和國家稅收的流失。

所以，秦國的度量衡統一，是從商鞅變法開始的。正如最早收藏方升的學者龔心銘先生在《浦口湯泉小志·秦鞅量考》一文中所言：

我國的計量史專家邱光明先生對「商鞅方升」所反映的歷史信息的評價：

所以，方升銘文反映了奠定了秦國的霸業商鞅變法：

• 方升所製造的時間正是商鞅當「秦國總理：大良造」的時候，銘文也顯示當時商鞅連齊、趙滅魏的歷史背景。這也正是秦國一以貫之的「聯合縱橫，遠交近攻，逐個擊破」的基本戰略國策。

  
  

• 商鞅不但行政奇才，軍事能力也是一流，方升製造以後兩年，他率領秦軍打敗魏軍，智擒魏國公子。商鞅因為此軍功被封列侯，如日中天。
  

• 但是，幾年以後，秦孝公一死，得罪太多人的商鞅，也就死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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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方升看秦始皇統一中國

商鞅方升底部銘文：

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統一度量衡的詔書，叫做「二十六年詔書」。

這與《史記》《漢書》等諸多史書記載完全吻合。

《史記·秦始皇本紀》：

• 制曰（秦始皇）：“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 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
  

在另一些秦國度量衡器具也有這段「二十六年詔書」：

這個加刻了秦二世的詔書：

1964年西安市三橋鎮出土的秦國高奴禾石銅權，也有「二十六年詔書」：

在傳世文獻方面，隋朝顏之推所著的《顏氏家訓·書證》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隋朝開皇二年就出土過秦國的衡權，證明《史記》上秦國丞相隗林是抄寫過程中發生的訛誤，應該是「隗狀」：

所以，秦國度量衡器從隋唐以來就有發現，近代以來在全國各地陸續出土，很多器具上都鐫刻有「二十六年詔書」，反應了秦始皇統一中國，統一度量衡的歷史偉業。

收藏商鞅方升上海博物館經上根據實測計算，方升的容積為201——202毫升：

根據各種出土文物顯示，商鞅變法以後，秦代容積標準器全部都是一個標準：200毫升，

「權制段於君則威」，大量的文物顯示，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政策貫徹非常徹底和一慣性。

出土的《睡虎地秦簡·田律》顯示秦代的律法對規定了對度量衡器具的監製、校驗，誤差必須保持在一定範圍內，違反者會處以高額的罰款，甚至追求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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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代皆行秦政治，我們今天使用的文字，都是秦人的，秦代奠定中國的基本版圖，在秦代的廢墟上，中國進入了第一帝國時代。

商鞅方升的獨特性在於銘刻濃縮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兩大歷史事件：商鞅變法和秦始皇的統一度量衡。

商鞅以其卓越的行政才能，奠定秦國霸業，從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到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商鞅方升銘文信息與中國歷史文獻記載、其他出土文物信息，完全嚴絲合縫，令人歎為觀止。甚至連古人抄錯的一個字今天的我們都能知道，這難道不驚世駭俗？

我不知道哪一個國家歷史文獻和出土文物，能契合到如此程度。

小漢字見大歷史

（作者：趙輝）2017年西泠印社春季拍賣會上，備受關注的西周青銅器“兮甲盤”亮相，從1.2億元起拍，以1.85億元落槌，最終以2.1275億元成交。

“兮甲盤”現高11.7釐米，直徑47釐米，敞口淺腹，外附雙耳，上有銘文133字。銘文不但具有極高的金文書法價值，內容十分豐富，價值彌足珍貴。銘文反映了四點內容:一、兮甲跟隨周王北伐匈奴獲勝。較兮甲盤稍晚幾年的另一件青銅盤"虢季子白盤"，同樣記錄北伐之事，是國家博物館鎮館之寶。二、兮甲治理南淮夷，維護了王朝東南邊疆的穩定。三、兮甲監督貢賦，規範商貿，嚴明法律，是治理國家的重臣，開啟了西周中興。四、南淮夷向周的進貢主要是絲織品，線路自黃淮到陝西，是早期的"絲綢之路"。

據史料記載，“兮甲盤”於宋代出土，後被南宋宮廷收藏，南宋滅亡後流散民間，後被元代大書法家鮮于樞重新在其下屬家裡發現。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其圈足已經被人折斷，“兮甲盤”被當作了炊餅的“平底鍋”。經過歷代收藏，到清朝末年以後，“兮甲盤”又不知下落，直到2014年才在國內出現，經多位專家確定為真品。

從兮甲盤中所刻的銘文得知:"在周宣王五年三月，國王親自率兵討伐玁狁，有個叫兮甲的重臣，隨王出征，殺敵執俘，榮立戰功，宣王賞賜給兮甲馬四匹，車一輛。又命令兮甲掌管成周及四方交納糧賦。南淮夷本來就是順從周王朝的貢納之臣，不敢不繳納貢賦，不敢不運送通商貨物，否則將興兵討伐。凡屬南淮夷來的人，必須到指定的地方留住;做買賣的商人，必須到政府管理的市場營業，膽敢不服從周王的命令，則受刑罰處置。周王朝屬下的諸侯、百姓做買賣，膽敢不到市場上去，膽敢擅自接納蠻夷的奸商，也要受到嚴厲的懲罰"。

"兮甲盤"的器主"兮甲"即尹吉甫，是西周的軍事家、政治家和大詩人，文武雙全。是《詩經》的主要編纂人，被認作"詩祖"。作為西周宣王時代的輔弼大臣，他的武功文治都建有重大的功業，是對華夏民族發展有突出貢獻的歷史人物。他又是確鑿可信的西周大詩人。《詩·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韓奕》《江漢》諸篇都是他的作品。他的多篇政冶抒情詩，或譽或刺，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已相當成熟。

在安徽省懷遠縣圖書館，館藏絕本清嘉慶版《懷遠縣誌》。在縣誌序載：“邑之有志，蓋古史之。流所以周，知其邑之，封界廣輪，延袤山川，險隘生理，所益植產”等(蓋：虛詞《詩·小雅》謂天蓋高，謂地蓋厚。),翻譯為現代文為：“本邑有縣誌，從古就有延續歷史記載。從周朝以來延續設所，知道懷遠縣境城邑的地域面積、險要關隘、所適合生長的植被”。因此，《懷遠縣誌》的記載，是有歷史延續性的，其中的史料，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價值。

“詩皇甫作都於向，即此”，這一具有顛覆性的史料，短時期內，對於詩經學者來說可能是無法接受的。歷代以來，只是把尹吉甫歸結為《詩經》的採集者與編撰者，而“詩皇”的冠名，就將尹吉甫從《詩經》的編撰者，確定為《詩經》的主要創作者。其創作的詩量與高度，是古往今來任何詩人所無法企及的，才能稱為“詩皇”，而“詩祖”更偏重於詩經的開創者。而“甫作都於向”更是明確、肯定性地陳述了尹吉甫的所有作品都創作於一地——向國向城，更是讓所有詩經學者與詩經愛好者所無法接受，何種地方能夠承載由一首首詩經作品構築起來的心中仙境？

“詩皇甫作都於向，即此”為中華詩經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向和研究視角。可以說《懷遠縣誌》的這段註釋，解開了一段中華文明史，其在揭示中華文明發展史中將具有其重要的地位與價值。

“詩皇甫作都於向，即此”孤立地看，會讓中國的歷史學家和詩經學家認為是筆者的杜撰、不可置信，但把兮甲盤中的文字記載進行對比解讀，就知此九言註釋字字詳實。兮甲盤中記述尹吉甫主要做的兩件事，一是北方伐戎，二是在成周東治理淮夷、徵收賦稅。而“詩皇甫作都於向”正印證了尹吉甫在北方擊退犬戎後，春風得意，在向城負責徵收淮夷賦稅，加強淮河流域市場管理的經歷。作為西周的軍事家、政治家和大詩人，在建立豐功偉績、告別金戈鐵馬後，長期在向城負責淮夷地區的日常治理工作，閒暇之餘，享受南國溫暖水鄉，詩經創作就成為大詩人的主要愛好與志趣。日積月累，大量的尹吉甫詩經作品問世，就是理所當然事情。因此，“詩皇甫作都於向，即此”絕不是空穴來風、憑空杜撰，而是一段淹沒歷史的真實記載。

《懷遠縣誌》與記錄尹吉甫功績的兮甲盤，就如一枚金幣的正反面，兩者互為一體，相互印證、相互註釋，發出耀眼迷人的光芒，展現、揭示了中華文明記的一段輝煌歷史。在《懷遠縣誌》中“詩皇甫作都於向，即此”呈現於世之前，兮甲盤只是記載尹吉甫經歷的歷史文物。而現在兩者交相輝映，發出的耀眼光芒，將冠絕中華文明史。

完整記錄展現尹吉甫經歷功德的兮甲盤，能拍賣出2.1億元的天價，可為個人或單位所有。而揭示尹吉甫詩經地位與創作歷程、地點的《懷遠縣誌》，又價值幾何呢？一億、十億、百億？它為中華文化的解密和對當地文化發掘、發展所體現的價值，又豈是這些有形的價值所能相提並論、衡量的！（作者：趙輝）

詩經研究

金文是鑄造在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商周時期，鼎為禮器，鍾為樂器，鑄造在鐘鼎上的銘文又叫鐘鼎文。金文的內容是關於當時祀典、賜命、詔書、征戰、圍獵、盟約等活動或事件的記錄，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們現在認為驚世駭俗的，在商周時期，也許只是稀鬆平常。下面舉三個例子，相對來說，是比較重要的銘文故事。

何尊：最早記載中國二字

我們是中國人，我們都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感到驕傲，那麼中國這兩個字最早出現在哪裡？出現在青銅器的銘文中。

陝西出土的青銅器何尊，在銅尊內膽底部發現了一篇12行共122字的銘文，記載了周成王營建洛邑，建築陪都的重要歷史事件，而其中“宅茲中國”（大意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區）是“中國”最早的文字記載。這是我們做為中國人應該記住的一件大事。

銘文的大意是：周成王在成周營建都城，對武王進行豐福之祭。周王於丙戌日在京宮大室中對宗族小子何進行訓誥，內容講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隨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統治天下。武王滅商後則告祭於天，以此地作為天下的中心，統治民眾。周王賞賜何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紀念。

利簋：準確記載牧野大戰時間

出土於陝西臨潼，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利簋，腹內底部所鑄4行33字銘文，雖很簡略，卻記錄了一次重大歷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戰”，因此，也有人稱其為“武王徵商簋” 。

銘文明確記載"武王徵商"之役發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歲"星正當中天。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實施過程中，碳14測年專家用西周初年遺存中出土的炭樣作了測年，給出武王伐紂之役發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範圍;天文學家依據銘中所記"甲子"日"歲"(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參照《國語·周語下》記載的天象記錄，計算出武王伐紂的時間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這一著名的戰役有了一個絕對年代;它為商周兩代的劃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據。一件不大的銅器，以它不多的文字，為破解上古史中一個重要的疑案作出貢獻，足見其彌足珍貴。

大口尊：最早的行賄受賄記載

陝西扶風縣出土的大口尊，銘文記述了距今2891年前的西周晚期，一個奴隸主向“國家司法人員”行賄的經過。

銘文的大意是：貴族琱生因大量開發私田及超額收養奴隸被舉報，司法機關派召伯虎督辦此案，琱生先是給召伯虎的母親送了一件珍貴禮物——青銅壺，讓她為琱生說情，又給召伯虎之父送了一個大玉璋。後來，召伯虎果真放了琱生一馬。為表達謝意，琱生給召伯虎也送去了一些朝覲用的禮器——圭。這個受賄者竟是曾說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西周著名大臣召公。

這事也說明，行賄者都留有一手，都記著帳呢！所以貪官往往是要落馬的。

侃侃收藏兮

西周青銅器《禹鼎》，記錄了一段西周王朝平息地方叛亂的歷史，這段歷史在流傳的史書文獻中完全沒有提到。通過解讀銘文並且結合其他青銅器，我們可以大致明白事件的脈絡。在西周某王（很可能是周厲王）的某一年，一個名為鄂侯馭方的諸侯在西周統治區的南方發動大規模叛亂，隨同鄂侯一起叛亂的還有南淮夷、東夷，影響非常大。鄂侯馭方是姞姓諸侯，他曾經與周王室聯姻，但他還是舉起了反旗。他的反叛，周王室極為震恐，調集了周朝幾乎所有的正規軍，包括西六師和殷八師投入戰場，但戰局依然僵持不下。在這種危機關頭，周王室號召諸侯可以率領直屬武裝參戰，於是邢侯命令宗支禹率領戎車百乘，廝馭二百，步兵千人加入王師。終於俘虜了鄂侯馭方。周王室對軍方下達了“勿遺壽幼”的命令，也就是對反叛人員無論老幼，格殺勿論。這段歷史說明西周時期的戰爭是極為殘酷的。

大意覺迷

首先，將鼎當作簋名是錯誤的！利簋應算克鼎類的一品！鼎作權象，是由釜變化而來，湯作簋盤，簋為竹字頭，原是一種盤類，形似以前農村用的箥箕！

關鍵字: 考古 商鞅 驚世駭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