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毛澤東接見軍委二局工作會議曹祥仁（左二起）、張際春、錢江、康生、李濤等代表
從瑤族農家子弟到共產黨員
李濤，原名李盛才，曾用名李湘舲，瑤族。1905年9月出生於湖南省汝城縣延壽鄉新坡村一個耕讀世家。祖父李禧泉和父親李樹鴻均是晚清秀才，父親終生以教書為業。李樹鴻教子嚴格，期望兒子有較高的學識和良好的品行。李濤7歲入本村私塾，9歲隨父到延壽鄉達德小學，後轉到縣立模範小學。他天資聰穎，讀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李濤13歲時父親病故，祖母和幾個叔叔湊錢繼續供他上學。年幼的李濤從此開始懂得人生的艱難，省吃儉用，奮發讀書。
1926年初，李濤在郴州加入中國共產黨。2月，他與朱青勳等在郴縣北街成立中共汝城縣小組。5月，正當北伐軍由廣東出師北伐之初，李濤受中共郴州特別支部派遣，同朱青勳一起返回汝城縣開展建黨工作。6月，中共汝城縣支部成立。同年夏，李濤被選調到衡陽政治講習所學習。8月，經中共湖南區執委批准，中共汝城縣支部擴大為中共汝城縣特別支部，李濤任湖南總工會駐汝城工人運動特派員，並任中共汝城特別支部委員，在汝城開展工人運動。汝城位於湘、粵、贛三省之交，地處軍事要地，土豪勢力猖獗。李濤與省委任命為駐汝城農運特派員的朱青勳一起宣傳革命，揭露土豪劣紳的陰謀。1926年秋，汝城縣總工會籌備處成立。1927年2月，汝城縣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在縣城召開。李濤當選為縣總工會委員長，併兼任工人糾察隊隊長。他日夜巡查，維持治安，禁菸、禁賭、禁娼，清查不法劣紳，有力地打擊了反動派的囂張氣焰。同時，李濤還回到家鄉汝城縣延壽鄉，親自組織發動延壽鄉的農民運動。經過革命鬥爭的鍛鍊，22歲的李濤已成為汝城縣革命群眾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北京軍區原政委、李濤的同鄉朱良才上將曾回憶說：“李濤同志很早就參加了愛國學生運動。我在汝城搞農民協會的時候，李濤是汝城總工會的委員長，參與領導了全縣的工人農民運動。那時他只有22歲。”
戰鬥在中央蘇區
1927年5月，長沙發生“馬日事變”後，湘南各縣革命運動相繼遭受反動勢力的摧殘。汝城的革命運動，則在特別支部的領導下蓬勃發展。當時擔任中央農委書記的毛澤東曾在武漢向黨中央建議，“以汝城為中心”開展湘南秋收暴動。
1929年4月，根據組織的安排，李濤到江西工作，擔任贛西遊擊大隊政治指導員、黨代表。1930年春，李濤任紅六軍一縱政治部宣傳科長，後任紅六軍二縱八支隊政治委員。同年秋，李濤任紅三軍七師政治委員、黨委書記、軍委委員。
1930年10月，蔣介石調集10萬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圍剿”。李濤與剛到任的師長陳伯鈞率領第七師官兵立即投入反“圍剿”戰鬥。紅三軍以七師為先鋒，於12月29日佔領黃行嶺以北地區和齊子嶺等主要陣地，迎擊敵張輝瓚部。在李濤、陳伯鈞的指揮下，七師和兄弟部隊直搗張輝瓚指揮部，全殲張輝瓚部所轄2個旅。隨後，李濤、陳伯鈞又率七師從東韶出擊，在友軍的配合下，與敵譚道源部激戰，斃敵團長、團副各1名，逼使敵軍向宜黃東南逃竄。此役殲敵譚道源師過半，繳獲槍4千餘支，機槍46挺。
1931年5月，國民黨20萬軍隊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二次“圍剿”。敵人採取“穩打穩紮、步步為營”的方針，紅軍仍堅持“誘敵深入”的方針，依託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殲滅敵人。李濤、陳伯鈞先是率七師在東固以南牽制敵第十九路軍，然後從興國、龍江快速向東固集結，沿白雲山小路行軍，在中洞南側的密林中隱蔽，監視敵軍動向。當敵公秉藩師經過中洞時，七師下山出擊，俘虜敵師長公秉藩。5月25日，李濤所在紅三軍到廣昌甘竹狙擊敵軍，又向南豐方向追擊敵朱紹良部第八師和第二十四師，擊斃敵第五師師長鬍祖玉，全殲守敵，勝利結束了第二次反“圍剿”鬥爭。嗣後，李濤、陳伯鈞奉命率七師以于都、會昌為工作區域，擴大根據地、訓練部隊。
同年6月，蔣介石自任“圍剿軍”總司令，調集30萬軍隊發動第三次“圍剿”。毛澤東、朱德決定“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作戰方針，率紅軍主力繞道千里，到贛南興國集中，在敵軍主力中間的空隙穿插，繞至敵軍主力後面，出其不意地發起攻擊，三戰三捷。隨後，李濤、陳伯鈞率紅七師隨紅三軍回師東北追擊敵軍。9月15日，在方石嶺殲敵韓德勤和蔣光鼐師一部。這次戰役，俘敵5千多人，繳獲步槍 4500多支，機槍90多挺，子彈l萬多發，還奪得戰馬200多匹。1932年4月中旬，李濤、陳伯鈞又奉命趕到龍巖，與敵張貞師連打兩仗，張貞師主力大部被殲。6月，李濤調任紅十三軍第三十九師政委、師黨委書記、軍黨委委員。在水口戰役中，紅十三軍擔任正面攻擊；紅三軍和紅十五軍從左右兩翼側擊，迅速擊潰敵兩個團。隨後紅一軍和紅十二軍趕來支援，取得了水口戰役的勝利。10月，李濤因堅決執行毛澤東的戰略方針，被“左”傾路線執行者免職，調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1933年9月後，李濤歷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對敵工作部部長、紅九軍團政治部主任、軍團黨委委員、紅九軍團政治部保衛局局長。
長征路上的軍委縱隊司令員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由江西出髮長徵，李濤調任紅軍政治保衛局紅軍工作部執行科長。
1935年3月初，由於軍委縱隊司令員兼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需要集中精力處理對各軍團的指揮事宜，軍委縱隊副司令員葉劍英又調往三軍團工作，中革軍委決定，李濤任軍委縱隊司令員。軍委縱隊主要由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政府、中革軍委機關幹部組成，中央、軍委領導人隨隊行動，黨政軍的首腦機關都在這裡，安全責任重大。當劉伯承、李富春向李濤宣佈軍委的決定時，李濤大感吃驚，怕自己幹不好。劉伯承鼓勵他說：“在軍委縱隊的幹部中，你是帶過兵、打過仗的，跟機關幹部不同。幾年前反‘圍剿’時，你不是先後帶過兩個紅軍師，完成了任務嗎？”李富春也鼓勵李濤接受這一任務。他說：“毛主席、恩來同志就在你的隊伍裡，大事你可以隨時請示。還有，陳雲同志做你的政治委員，你還擔心什麼？”李濤這才接受了這一安排，但是表示：這一兇險時刻過後，希望劉總長或劍英司令員還回來帶領軍委縱隊。
李濤對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陳雲很尊重。他們遵照中革軍委的部署，指揮軍委縱隊安全行進。李濤與各梯隊司令員保持密切聯繫，精心組織每天的行軍、設營，佈置警戒。他直接抓中央領導人的警衛工作，和參謀人員預想了各種可能的突發情況特別是遭遇戰，研究了應對預案。他直接掌握保衛團、警備分隊、炮兵分隊，隨時防備意外。通過險路前，他常常先去勘察地形；渡河前，他指揮工兵分隊架設浮橋或尋找船隻；行軍時，他關照年長者和傷病員。為保證軍委一、二、三局的工作不間斷，他在行軍前安排梯次轉移，組織運輸分隊為他們減負，在設營時使他們有一個相對安全的工作環境。
四渡赤水之後，紅軍的安全形勢有了明顯的改善，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繼續兼任軍委縱隊司令員，李濤改任軍委縱隊政治部主任。1935年9月，軍委縱隊改編為陝甘支隊第三梯隊，李濤改任梯隊政治部黨總支書記。長征到達陝北後，李濤調任西北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1936年紅軍東征時，李濤調任總政治部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參與對國民黨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同年冬，中央派李濤到西安楊虎城部作統戰工作。行前，周恩來親自交待任務，並將他的名字李湘 改為李濤。“西安事變”後，李濤又奉命前往陝南紅二十五軍第七十四師鄭位三、陳先瑞部工作，任七十四師軍政委員會副主任，為該部實現由內戰到抗戰的轉變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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