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從《中國門》到《紡織城》，結合國際化的敘事方式和中國人的視角，導演王楊的故事總能引發對時代和生活的思考。
文 | 青山
在西安東郊的紡織城，為了記錄了“舊城改造”發生的一系列故事，導演王楊帶領團隊，深入到兩個紡織工人家庭長達6年。平凡個體的命運，中國幾十年來的社會生活變遷，以及人與人、人與家庭、人與社會的關係變化都娓娓道來。
在剛剛過去的2018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上，紀錄片《紡織城》入圍推優影片名單，並在“金紅棉”影展上進行了亞洲首映。《紡織城》影片展映過後，“紀實觀察”（ID：jishiguancha）第一時間對導演王楊進行了專訪。
人是第一位的，家庭故事反映社會問題
紀錄片《紡織城》發生的背景，是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遷的時代，城市的擴張、工業的升級等接踵而至，建於上世紀的紡織工業成了落後產能的代表，“紡織城”也變成了城中村。
“細節的力量，它能帶反向帶出來的東西，實際上要比你去直接講述宏大的東西，給人的回味和意涵會更豐富。”王楊認為，在新一輪舊城改造中，“紡織城”面臨著拆遷的問題，而在拆遷過程中，發生的家庭矛盾、社會矛盾以及人性的考量，是這個時代不可迴避的議題。
《紡織城》從人出發，關注家庭矛盾，呈現了包括兩代人、同代人等在內的七八層關係，正是這些內在細節關係，構建了矛盾衝突很大的家庭，從而以小見大，在家庭矛盾中折射出社會問題。
歷時6年拍攝，《紡織城》從調研初期大概80個人物，提煉出了3個家庭的故事主線，最後甄選出張武旗、目綵鳳兩個家庭的故事。據王楊介紹，因為另外那個家庭他們花的功夫不比這剩下的兩個少，但為了保證拍攝風格上的完成度，減少整個影片的基調衝突，所以最後的故事選擇過程十分痛苦；另一方面，《紡織城》就是一個紀錄電影，它有自己的容量，不可能把所有你想要的東西全部放進去，“當你發現這個影片撐的太大或者太複雜的時候，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畢竟這樣的項目，真正的落腳點是觀眾。”
介入還是旁觀？這不是一個問題
《紡織城》中有一個小細節，影片的主人公之一張武旗在衚衕裡，拄著柺杖走著走著摔倒了，攝影師瞬間去攙扶老人，一定程度上介入了故事發生的過程，與一些主張“直接電影”創作方法的人是有衝撞的，有關“攝影倫理”的問題，王楊有著自己的理解。
“在那種情況下，攝影師的第一反應就是扶人，因為誰也不知道老大爺什麼時候會摔倒，這個年紀的老人摔倒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當時把攝製組也嚇到了。”王楊說，這其實是攝影師本能的反應，因為他們跟老人長期相處，有點像一家人的感覺。
某種程度上，記錄“紡織城”的變遷，是導演給自己的一個懷念。王楊的姥姥家也在“紡織城”的自建村，他小時候經常跟媽媽回去住，自建村基本上都是片中那樣的一個平房，大家都在一起，鄰居都很走得很近的一個狀態。王楊去拍那個地方的時候，有著自己的感受：“我太愛那個地方了，我現在有時候做夢還會夢到，雖然那個地方已經不在了。”
鑑於類似家人的這種感情上，“如果當你的家人，這麼大年紀，然後突然摔倒的時候，我覺得這是個本能的東西，我也希望能夠去體現出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和判斷，我認為我認為合乎情理的。”
所謂的這種完全客觀的紀錄片，王楊認為也是有問題的，因為不存在這個問題，攝製紀錄片都是有主觀的，這個就是你和他們之間的關係的一個總體結果。做出這樣的反應，完全是一個真實的流露，也是一種表達、一種印證，“當時看這個素材以後，我覺得我們可能離我們想要的東西越來越近”。
音樂的使用要“小心”
《紡織城》的音樂創作是由加拿大的國寶級音樂家大衛·布萊德專門製作，他在製作紀錄片《中國門》的時候，就跟王楊導演有了深入的合作。由於大衛·布萊德主攻的方向是古典和爵士樂，加上整部片子的基調不同於西方，在製作過程中，《紡織城》的配樂既大膽又剋制。
最早的時候，王楊其實想如何能把美國的黑人音樂東西，能夠和《紡織城》的生活結合。“比如之前想要黑人音樂中的小號，那種憂傷的、來自平民的東西但是後來覺得不太妥當，就做了一個嘗試，現在影片呈現的是一個折中方案，它產生一個新的感覺，就不像傳統意義上的抒情，甚至有點冷，這可能就是很適合的一種樣態吧。”
“音樂的使用我覺得是非常要小心的”。一切美的東西，或者說有意思、有價值東西，王楊覺得首先是要合適。當你覺得合適的時候，你可能給他不同的邏輯，不管是美學的邏輯還是故事邏輯，還是人物的，還是生活的邏輯，音樂的使用也是要看合適二字。
《紡織城》裡音樂的使用非常少，基本上除了開頭和結尾，中間就有就一次有用——就在這個張武旗再回到他自己老家的部分，回望自己的人生。“這次的使用也是非常短而且又是無調性，所以這塊我也很同意，就是說音樂的使用非常的要小心。”
除了正片部分，結尾出現的“紡織城模型”，其實最後那個音樂的使用，王楊覺得可以抒情。因為它已經不是正片的一部分了，所以在這部分音樂的使用也是非常小心的。
“當你想要去尋找一種抒情性的時候，或者一種浪漫主義的時候，你肯定非此即彼，現實性的東西往往會降低。”王楊說。
類型化，只是一種手段，不應該成為枷鎖
《紡織城》的製作，採用的是與國際合作的方式，影片收到了國際多個紀錄片節基金的支持，剪輯師、音效師和音樂都來自於國際團隊，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再加上結構上的類型化傾向，《紡織城》更像是一個西方類型片。
首先，王楊認為紀錄片的類型化傾向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他認為與其在紀錄片這塊討論類型化的問題，或者說某種套路的問題，倒不如討論尊重創作邏輯更為重要。所謂尊重創作邏輯，就是首先要做紀錄片該做的事情，比如說故事怎麼處理人物和你之間的關係，就這些是一個基本層面，下一步才是說能不能用一些技巧讓故事更緊湊、講得更清晰。
通過這兩步之後，這個影片最後一個結果是什麼？那就交給觀眾了。
“可能每個觀眾有不同的感受，有些觀眾可能覺得說這個片子可能很自然主義，覺得很真實，人為什麼覺得說他能看出來？這個裡頭這種斟酌，那是交給觀眾的部分。所以我倒是覺得其實紀錄片，如果我們談論的是創作型的紀錄片，我指的是以藝術的標準來看的那些紀錄片，我覺得到其實類型化倒不是很重要。”
就像紀錄片節上阿里巴巴文化娛樂集團大優酷事業群副總裁幹超講的那樣：紀錄片有兩層尊嚴，一層尊嚴是它不應該是為了錢，這就是它的藝術的高度，但另一方面紀錄片也應該去獲得它所應該呈現的社會價值。
“類型化的東西，紀錄片是可以借鑑的，類型化它不是枷鎖，而是一種手段。其實我們討論類型化的結果，倒不如討論我們如何能把片子做得更好。”王楊認為，不管是做創作作品也罷，還是說產品也罷，能讓觀眾真正的喜歡並且能夠推動人們去思考和改變自己的生活，我覺得這個這是共通的。”
其實，在創作紀錄片的時候，創作者往往想的是怎麼樣能夠把這個故事講述好，既真實好看，又有溫度。拋卻了音樂、結構、拍攝倫理和類型化傾向這些專業性的研究術語，從影片的內容本身來講，《紡織城》講述的故事，雖然從一個個小人物出發，講的是家庭問題，反映的卻是中國大地很普遍的現實社會問題。在關係紛雜的故事線中，能夠把故事線釐清且呈現地如此動聽感人，這個紀錄片就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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