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曹樂溪
我們一起拍電影吧，拍真正自己想拍的那種。
1994年的某個夜晚，在北京電影學院外烏漆嘛黑的小路上，賈樟柯突然對同學王宏偉和顧崢開口道。他操著山西口音，嘴裡的煙和話都不停歇。你看看現在的中國電影，他說，得了那麼多獎，實際上根本就是個幻覺。不能再讓這幫人（指部分只關注鄉土的第五代導演）搞了！
1994年，堪稱電影被神眷顧的一年。在海外，《阿甘正傳》《肖申克的救贖》《獅子王》《這個殺手不太冷》等佳作頻出；華語影壇上，《大話西遊》《東邪西毒》《飲食男女》《活著》等至今仍被廣大影迷奉為經典的影片，也在這一年橫空出世。
然而中國電影從業者們來不及高興。經過長期的中美談判，暌違中國45年之久的好萊塢主流電影重返大陸：1994年11月12日《亡命天涯》在國內上映，創下超過2580萬票房，當年國產片票房冠軍《重慶談判》，只有757萬。
關於中國電影市場走向開放，內部爭議比想象中激烈得多。一些人認為好萊塢能夠救市——進入90年代，中國電影大盤一路看跌，到1995年更是跌破了10億票房大關；而另一些人極力反對開放，認為好萊塢大片勢將毀掉尚且稚嫩的中國電影行業。
鬥爭中總能出故事：據說《亡命天涯》上映前夜，手拿影片拷貝的院線經理在北京滿城開車“打游擊”，以躲避市文化局的“追捕”。
但變革已經來了，與其螳臂當車，不如順流而上。
那一年的賈樟柯只有21歲，還是真正的“汾陽小子”，在北影文學系讀大二。三人在宿舍裡下灌了幾瓶啤酒，心底對於電影前景的悲觀和藉著酒意的亢奮撲面而來，一個名叫“北京電影學院青年實驗電影小組”的組織就這麼橫空出世。
說是要獨立製片，但彼時賈樟柯們還處在窮到互相借飯票的“共產主義”階段，又沒有電影界的前輩靠山。好不容易拉到一家山東廣告公司的幾千塊錢投資，在天安門廣場拍下了15分鐘的處女作《有一天，在北京》，卻又遭到冷遇——沒人想看這部質感粗糙的紀錄片。
一下子大家都受到了打擊。但賈樟柯不死心，到年底他又提議再拍一部劇情片，為了紀念明年電影誕生100週年。
就當賈樟柯為這部《小山回家》籌錢的時候，已經有人拍出了真正的好電影。
1994年，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在美國創下了522萬美元的高票房，並獲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張藝謀也早已不再是10年前抱著拷貝、赤腳與陳凱歌趕火車北上的毛頭小子，而是在廣西電影廠領著936塊錢工資的高薪導演；更重要的是這一年他拍出了《活著》，儘管無法在大陸公映，至今仍有人認為這是張藝謀乃至中國最好的作品。
更有人在處女作就展露出驚世的天分，周星馳首次執導的《國產凌凌漆》樹立了無厘頭喜劇的風格；《北京人在紐約》在全國熱播，主演姜文自己拍攝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已經遠赴威尼斯與王家衛的《東邪西毒》、蔡明亮的《愛情萬歲》競逐金獅。
而以賈樟柯為座標瞻望同輩與後輩們，山西老鄉甯浩在1994年只是讀高中二年級的美術生——當時他還不知道自己是色弱，更不知道和他同在太鋼宿舍區長大的鄰居家小姐姐趙濤，未來會成為賈科長的老婆。
22歲的徐崢那年從上戲畢業，進入到上海人藝擔任話劇演員，距離他出演《春光燦爛豬八戒》仍有6年。那時候影視劇市場還沒起來，沒人找徐崢拍戲，對職業生涯的焦慮與緊迫感，促使他不放過每場話劇表演的鍛鍊機會，一定要“演到別人可以注意到你”。
比他年輕2歲的黃渤，當時的夢想是成為廣東最受歡迎的男歌手。父母都是知識分子的黃渤學習成績並不好，初衷就開始組樂隊玩音樂。從青島南下在廣州酒吧駐唱，也曾簽約過唱片公司，黃渤卻並沒有唱響自己的名字，那個年代，毛寧與楊鈺瑩這樣的俊男美女更受歡迎。
錢沒賺到，倒是借全國巡演學會了不少方言。在廣東混不下去的黃渤，接受好友竇唯的邀請來到了北京，認識了1994年的滿文軍、沙寶亮、零點樂隊，和年僅20歲、還沒在婁燁的《蘇州河》裡愛上賈宏聲的周迅——當時她是竇唯弟弟竇鵬的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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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華語電影最好的年代，也是最糟糕的年代。1994年3月12日，一紙來自廣電的通知，對田壯壯、張元、王小帥等“私自參加國外影展”的中國導演進行懲罰，其中最嚴重的田壯壯因為《藍風箏》，十年不得再執導新電影。
如今已經功成名就的馮小剛，也在1994年經歷了至暗時刻——當然不是崔永元的鍋。31歲的小崔當年剛進入王牌節目《東方時空》，準備大幹一把。36歲的小剛與王朔成立好夢公司，但接連三部電影《月亮背面》《我是你爸爸》《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均因為“錯誤的價值觀取向”而沒有過審。
馮小剛四處找人，好話說盡依舊沒能撬動上面的嘴。時任北影廠副廠長的韓三平好心勸他，你改劇本也沒用，這片子肯定拍不成，放棄吧。在《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拆劇組佈景的那天晚上，馮小剛酩酊大醉，頭髮一夜間掉到露頭皮。
“中國電影在錢的困境中還有另一重困境，就是審查。”多年後在一次採訪中，張元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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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一地沉痾，但絕望中總能孕育希望。
1994年，23歲的於冬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影廠，開始跑發行。此前一年他已經在那裡實習，科長帶著他出去應酬，飯桌上於冬能吃能喝，性格豪爽，頗得科長賞識。
在今天被人戲稱“神預測”的大佬於冬，不知道當時是否有預測到自己趕上了好時候：1993年，電影局發佈“3號文件”，將國產影片由中影公司統一發行，改為各製片廠直接與地方發行單位接洽。
到了1994年，電影局又下發348號文件，明確影片發行權擁有單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個省市的發行放映單位發行，徹底改變了國產片“統購包銷”的局面。
中國電影進入市場經濟時代，華誼、新畫面等民營影業紛紛成立，開始模仿好萊塢製作商業影片；新一代中國觀眾在錄像廳裡完成了他們的迷影啟蒙，港片最後的輝煌、好萊塢動作電影的經典，他們統統沒有落下。
於冬憑藉出色的業務能力，很快成為北影廠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副科級幹部。迎接這場改革的弄潮兒不止他一個，29歲的遼寧小夥王長田，此時在中國工商報工作。當時電視業已然崛起，傳統報紙被都市報搶去風頭，有心下海經商的王長田當時還跑去東北，賣了一段時間的美國塗料。
如果生意做成，可能也就沒有1年後進入北京衛視、4年後創立光線傳媒的事了。這次生意失手，只能說時機尚未成熟，他在光線的重要夥伴張昭，彼時還懷揣著導演夢，在塗料原產地美國攻讀電影碩士。
1994年，38歲的張昭執導的《木與詞》獲得學生奧斯卡獎，同時也順利拿到了綠卡，看起來更像個人生贏家。加盟光線、創立樂視影業，那都是遙不可及的後話。
而“大院兒裡的小孩”王中軍、王中磊兄弟，創業起步比這些人都要早。24歲的王中磊，在這一年完成了兩件人生大事：一是結婚，二是把在物資部管軸承的“鐵飯碗”工作辭掉，拿出幾乎全部家當與從美國回來的王中軍成立華誼兄弟——當年還是一家廣告公司，為各大銀行製作宣傳手冊。
首次嚐到影視投資的甜頭，是投拍電視劇《心理診所》，不到500萬元的投資竟然收益翻番。隨後華誼兄弟徹底將公司重心轉向影視，一口氣投資了姜文的《鬼子來了》，陳凱歌的《荊軻刺秦王》和馮小剛的《沒完沒了》，結果一部遭禁，一部賠本。
只有《沒完沒了》獲得成功，馮小剛徹底走上了“賀歲片”導演之路。1999年，馮小剛在北京開了“不見不散”餐廳，曾託好友劉震雲請崔永元捧過場。他當然沒想到，從此一見就20年“不散”了。
在電影行業飛速跨越的1994年，互聯網界也實現突破：1994年4月20日，通過一條64K國際專線接入國際互聯網，從此中國被正式承認為擁有全功能互聯網的國家——從一無所有到萬物互聯，中國竟然只用了20多年。
如今叱吒風雲的互聯網大佬們，在1994年多數還是莘莘學子：劉強東在人民大學念社會學專業，利用兼職寫編程的報酬買了部“大哥大”手機；李彥宏在美國留學，收到了華爾街一家諮詢公司的聘書；剛畢業的馬化騰在深圳開發尋呼機，丁磊回到家鄉寧波，在電信局找了份工作。
21歲的襄汾人賈躍亭，仍是山西省財稅專科學校的一名普通學生，離日後的樂視生態和造車大夢還早得很，也不知道誰是喬布斯或馬斯克。後來據他的老師回憶，賈躍亭在學校成績中等，只有計算機考試遠高於其他科目，平常愛好彈吉他。
擲金馳援樂視的融創大佬孫宏斌，彼時還是鋃鐺入獄的“聯想罪人”。1994年，孫宏斌因表現良好提前出獄，在柳傳志的資助下創建融創的前身、天津順馳房地產公司。
而30歲的馬雲，在那一年獲選大學優秀青年教師，發言還被刊登上了報紙。在報紙上，馬雲對大學英語以四六級為準繩的教學模式提出不滿，認為其忽略了學生聽說讀寫實際水平的提高，“是不足取的”。
試圖改變中國英語教育的理想，後來被1994年去美國留學的俞敏洪實現了。而成立阿里巴巴的馬雲，無疑改變了中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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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還發生了很多事。
1994年，剛走紅沒幾年的趙本山，因為家中有事排練遲到，而被導演組取消了當年上春晚的資格。被春晚“封殺”讓37歲的他惶恐不安，但後來他很快修復好關係，從此連登春晚舞臺17年。
1994年，《同桌的你》等歌曲讓校園民謠開始流行，《新白娘子傳奇》在大陸熱映，全世界球迷們記住了世界盃決賽巴喬孤獨的背影。
1994年，國家教委下發文件試行“招生並軌”，畢業後不再由國家統一分配，大學生也要找工作。
1994年，“魔巖三傑”竇唯、張楚與何勇在香港紅磡唱響中國搖滾，社會名流、樂壇天王天后們悉數到場，殊不知這是最後的輝煌。
1994年，全國職工年均工資4538元，31歲的歌手毛阿敏在全國巡演，年收入已經突破百萬——此時距離她因偷稅被罰還有4年。13歲的范冰冰還是懵懂單純的小女孩，但從小苦練才藝，很快讓她未滿15歲就被上海謝晉恆通明星藝術學校破格錄取，這所學校1994年的考生裡，還有18歲的趙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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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24年過去，上面提到的這些人與中國娛樂業一起，經歷了斗轉星移滄海桑田：
2018年，姜文、賈樟柯與張藝謀們都獻上了自己近年來最好的作品；黃渤的處女作《一出好戲》取得超過13億票房，甯浩出品、徐崢主演的《我不是藥神》成為當之無愧的年度最佳；
2018年，於冬和他的博納憑藉《紅海行動》、《無雙》在大檔期風光無兩，王長田在上影節大膽預測資本撤離電影行業，缺乏競爭力的影視公司將在一兩年內倒閉；張昭宣佈剝離樂視體系的樂視影業更名為樂創文娛，由捲入風波的華誼兄弟依然在出品《找到你》、《江湖兒女》等一批優秀電影；
2018年，中國電影行業比起1994年審查嚴苛、怯生生擁抱資本的時代成熟太多，卻又存在某種冥冥中的相似：來自市場大環境的經濟壓力，和產業鏈內部缺乏透明化導致內憂外患，新一波改革呼之欲出。不破不立，“亂世”恰能產生新生力量：文牧野、饒曉志、蘇倫、畢贛等年輕一代導演的作品開始受到觀眾青睞，中國電影人才正在悄然經歷改朝換代。
2018年，黃渤給肯德基拍了一支廣告。在短片中他穿越回到1994年，與舞臺上做歌手的自己進行了一番對話。年輕的黃渤說，想過完年去北京闖闖；如今的黃渤也分享了自己的夢想：當導演。
導演很難啊，你行嗎你？1994年的黃渤問。
不知道啊，試試唄，2018年的黃渤坦言。
這就對了，大步往前！94年的黃渤哈哈大笑，摟著“未來”的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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