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終於來了。12年前第一次來到北京時，他剛剛成為日本最年輕的首相，如今的他已成功連任自民黨總裁，並有望成為日本歷史上任期最久的首相。
時隔7年，日本首相終於完成正式訪華的心願，在中日友好條約締結40年的關鍵時間節點，安倍這段旅程從開始之初，就已註定並不平凡。然而，除了安倍晉三，還有一個人的身影貫穿始終，功不可沒。
“羽田機場晴空萬里。已經有七年沒正式訪問中國了。雖然中日間存在著種種的問題，但也正因此，我們之間才更應該敞開心扉，坦率地交談。藉此次機會，我想把日中關係推進到新的階段。”
當地時間25日下午12時44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乘專機啟程前往中國訪問。臨行前，他發了這樣一條推特，感慨頗深。
自抵達北京以後，安倍連續參加多場“重量級”活動，包括剛下飛機出席的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週年招待會。
事實上，安倍晉三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淵源頗深，可以追溯到40年前。1978年，時任日本內閣官方長官安倍晉太郎肩負重任，力排眾議，積極推動中日締約，並直接參與條約擬定。恰巧，他就是安倍晉三的父親。
今天，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就跟小夥伴們說說這段往事。
晉三之父
安倍晉太郎出生於1924年，是二戰結束後著名日本政治家，曾任內閣官房長官、外務大臣、自民黨幹事長等要職。其父安倍寬是二戰前著名的反戰議員，因反對東條英機的軍國主義行徑，被稱為日本政界“有骨氣的政治家”。
安倍晉太郎
但安倍晉太郎的成長道路並不平坦。他出生85天時，父母離異，他跟隨父親回到山口縣，終身沒有見過母親。1946年父親因骨癌病逝時，晉太郎尚在東京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學習，依靠親戚接濟才完成了學業。
受到父親的影響，晉太郎早早確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1949年，剛剛大學畢業的他去日本全國性大媒體——每日新聞社求職，面試官問他：“你一生中最大的目標是什麼？”晉太郎毫不猶豫地回答：像父親一樣成為一名和平主義政治家。
這樣的政治觀點與其岳父、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可謂是背道而馳。岸信介是姿態強硬的右翼政治家，也是二戰日本甲級戰犯之一，在上世紀60年代強行通過新日美安保條約，引發日本國內怒火，最終以辭職收場。
儘管晉太郎一直擔任岸信介的秘書，但他不願生活在岳父的政治陰影下，因此在決定參選議員時，差點選擇離婚來對選民宣示立場。
晉太郎與岸信介最大的不同，就是外交立場迥異。1957年岸信介上臺後，改變了鳩山一郎、石橋兩屆內閣重視對華關係的政策，進行了一系列敵視中國的活動，公然鼓吹“中國威脅論”，堅持不承認新中國的立場。
而晉太郎則為日本外交立下了不少功勞，尤其是他倡導的“創造性外交”，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前所長高洪告訴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在對華關係上，安倍晉太郎也是有著足夠的好感和關心。他曾明確提出，“中國終究是一個不能不重視的國家。與一個人口十億以上的國家保持穩定的關係，不僅對於日本，乃至對於亞洲都是重要的。”
締約之爭
20世紀70年代，中日兩國都經歷著不平凡的變革，中國外交取得了突破性發展，在各個方向打開了不少新局面。1972年9月，中日兩國簽署聯合聲明，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並作出了“先復交、再締約”兩步走的安排。
在這一時期，安倍晉太郎等一批日本政治家開始關注中國，並潛心修補中日關係，為締約做前期準備。
1974年，兩國把締約問題提上了日程，但締約談判卻經歷了十分艱難的歷史過程。由於中日各自國內因素，締約談判實際上一度中斷。
1976年底，福田赳夫出任首相，他託人向中國傳達了“儘早舉行簽訂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的意願。鄧小平回應說：“其實這樣的事只要一秒鐘就解決了，不要很多時間。所謂一秒鐘，就是兩個字——簽訂。”
儘管當時締約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但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仍持堅決否定態度。當時，時任外相園田直來北京溝通，日本右翼分子威脅要殺害他，其極端手段可見一斑。
1977年11月，安倍晉太郎被委以重任，出任內閣官房長官，其中一項關鍵任務就是說服反對締約的右派。晉太郎在右翼勢力間來往遊說，破費思量。
1978年7月21日，中日談判正式開啟。時值盛夏，外面驕陽似火，談判廳內的政治溫度同樣很高。雙方都抱著早日達成一致的強烈願望，談判加緊進行，但在具體的案文表述上還是費盡周折。
此後的22天中，雙方舉行了16場會談，緊鑼密鼓，短兵相接，但雙方都努力擴大共識。鄧小平曾指出，“要力求達成協議，中斷和破裂對發展兩國友好關係不利。同時也要做好達不成的思想準備。”
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中國全國人大和日本國會分別審批通過後，10月23日，鄧小平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並出席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儀式。
歷時6年籌備，中日終於締約。
傳承之缽
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後，世界為之側目，重要功臣安倍晉太郎在日本政壇聲名鵲起。1982年，他被任命為中曾根康弘內閣的外相，也正是在這一年，他的次子安倍晉三正式步入仕途。
當時，安倍晉三在東京八重洲總公司出口部工作，每年負責幾十億日元的項目。但晉太郎讓兒子辭掉工作，來外務省當自己的秘書，滿懷對他的期望與栽培之意。
於是，安倍晉三開啟了外相秘書的生涯，頻繁隨父親出訪世界各地，“父親外訪39次，我隨行了20次”。
1982年11月，時任日本外務大臣的父親安倍晉太郎（右）與其子安倍晉三在一起。
這一時期，安倍晉太郎推動胡耀邦訪日，隨同中曾根康弘訪華，並保持兩國間的友好交流。安倍晉三則有機會近距離觀察、理解父親的外交方式。
在今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日時，安倍晉三曾提到，“30多年前，李總理還是二十幾歲青年的時候，曾經作為中國青年訪日團的副團長第一次訪問日本，我父親舉行歡迎宴會，宴請代表團。我作為父親的秘書也參加了這一次宴會，在那裡，第一次見到了李總理。那時，我也是一個青年。”
中日締約後，安倍晉太郎還推動日本政府開展對華援助（ODA），這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據統計，從1979年到2008年，日本為對華ODA提供了3萬多億日元（約300多億美元），最高峰時佔到了外部援助的80%以上。
特別是在上世紀80年代，ODA款項中相當大一部分被用於建設一大批規模大、週期長、技術含量高、施工難度大、佔用資金多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而中日友好醫院、中日環境中心等，也都是由日本的無償資金援助建設的。
近距離觀察父親的外交方式，對安倍晉三有著深切影響，給他提供了為人處世的樣板。安倍晉三的母親洋子曾表示，他的政治理念更像父親晉太郎。
2006年安倍晉三第一次當選首相，就任僅12天就對中國展開“破冰之旅”，打破了前任首相小泉純一郎造成的外交僵局，收穫日本國內不少掌聲。安倍還主動表示將繼承“村山談話”和“河野談話”，並多次就日軍戰爭罪行道歉，稱日本人已“將這些教訓牢記在心”。
不過後來的鬧劇，小夥伴們也都知道了，《環球時報》評價那一段時間日本對華關係的反轉為：“挺滑稽的一件事”。
安倍之意
一段時間以來，中日關係發展經歷了不少困難和波折，但最近一年多，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日關係持續改善，逐漸步入正常軌道，面臨改善發展的重要機遇。
去年，安倍晉三許下4個願望：年內恢復舉行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實現李克強總理訪日、希望2018年訪華、邀請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下半年訪日，從而全面恢復中日兩國高層互訪機制。
如今，安倍晉三在中日締約40週年的重要節點得以訪華，不僅實現了他的第3個願望，也一定程度上延續了父輩的和平主義理念。
此次安倍來華，隨訪的還有超過500多位企業界精英。26日上午，兩國舉行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其間兩國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企業之間簽署了50餘項合作協議，金額超過180億美元。
正如前文所述，安倍晉三赴華前在推特中提到，願將中日關係提升至“新階段”。
高洪告訴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這個“新”字用得很巧，相對於“舊”，其間含義一言難盡。簡單地說，兩國之間形成了新的共識，確認互為合作伙伴，在具有很高互補性的經貿、科技和第三方合作市場方面攜手向前走，在取得政治互信的基礎上，把過去的競爭轉為共贏。
不過，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初曉波看來，中日關係如欲致遠，必先行穩。
從經濟領域看，當前世界經濟處於後危機時代的調整期，新舊動能轉換、經濟轉型過程中貿易投資增長放緩，債務問題和貨幣利率風險增大，不論是誰在這樣的背景下都難以獨善其身。
從軍事安全領域看，現存兩國領海、島嶼、防空識別區等爭端難以短期徹底解決的情況下，兩國已經就避免出現偶發性衝突建立“海空聯絡機制”進行了長期努力。
中日之間的確橫亙著眾多問題，曾經阻礙中日關係深化的敏感問題今後仍有可能激化。
作為身系億萬國民重託的政治家，安倍應該超越一時一事的權宜之計，在中日締約40週年之際登高望遠，去探索兩國之間可持續的、不輕易受第三方和突發因素左右的穩定信賴關係。
未來的中日關係，安倍將其形容為一艘大船，頗有風雨同舟的畫面感——“與中方一道共同努力，使友好合作發展的航船向前，再向前。”25日下午，安倍在人民大會堂演講時如是說。
從安倍晉太郎到安倍晉三，40年間，日本對華關係的態度曾數度被推到波峰，也屢屢跌回到波谷。如今，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安倍政府終於轉舵與中國相向而行，中日共同完成了40年曆史的穿越，開創了新發展的良好局面。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求是網、人民網、環球網、環球人物雜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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