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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推動高質量發展亟需的配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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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一個關係全局和長遠的重大判斷。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速增長階段，與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從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長階段轉變的過程中，不僅速度在改變，結構、動力、制度、政策等也都在相應改變，系統性地進入一種新的狀態。我們當下只是向高質量發展轉變，還不能說已經進入這個階段。轉變本身就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挑戰。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三大重要變革，即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就顯示了挑戰的難度。
轉入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與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轉入高質量發展將面臨更多、更為複雜的問題和挑戰。這既與發展的階段性特徵相關，也與我們所處的經濟社會歷史結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已經解決和尚未解決的矛盾問題相關。
社會共識與政績觀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發展是硬道理”的社會共識之上的。隨著發展階段的轉變，發展的社會共識也需要相應轉變。如何把發展更多地與“質量”“效率”等概念掛鉤，需要從決策者到普遍民眾有系統的理念轉變，或者說形成一種新的發展共識。與高速增長的發展共識相適應，把速度搞上去，是政府官員工作業績組織考核、社會評價以及自我認知的主要尺度。而要轉為追求質量效率的政績觀，除了“認識”問題外，重要的是確立新的評價考核體系，比如，把就業指標放在優先位置；或者按照五大發展理念，構造新的評價指標，相應地，把GDP更多地作為一個預測性、結果性指標。
要素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流動與優化配置問題。要素市場仍然是中國市場體系發展中的主要短板。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土地市場改革的方向，迄今仍未取得實質性進展；戶籍、公共服務、社會分層等仍然是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約因素；資本市場在准入不足的同時，也出現了監管混亂的問題；而行政性壟斷不同程度的存在，限制了生產要素效率導向的流動和配置。如果說在高速增長期，不完全的要素市場尚可勉強支持，那麼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個短板就繞不過去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還是打破要素市場上的僵局。
重大結構性問題的理順與調整問題。這類問題包括行政性壟斷導致的效率差異、脫實向虛背景下的經濟泡沫、收入差距與社會階層固化、創新驅動發展所需的自由探索環境等。中國要成功轉入高收入社會，必須旗幟鮮明，以極大的勇氣、智慧和毅力，打贏解決這些重大結構性問題的攻堅戰。
金融風險形成條件的變化與有效防範問題。在高速增長期，資產價格持續上升具有吸收、後推金融風險的功能。轉入中速增長後，這種條件難以維繫，還會出現相反情況，原來無風險的也轉化為有風險了。中國經濟增長從高速到中速，是一個“轉型再平衡”的過程，首先是終端需求中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等在出現歷史需求峰值後的減速，帶動產業領域的去產能，再帶動金融領域的去槓桿，進而逐步形成與終端需求相適應的產業體系和金融體系。中國能否比較平穩或“有驚無險”地過好這一關，無疑是一個嚴峻挑戰。
地方性要素粘性與高價值區域的形成問題。所謂地方性要素粘性，是指通常說的“投資環境”或“發展環境”。但是要對高知識技術密度要素具有“粘性”，顯然對要素市場條件、政府能力、產權保護、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有特定要求。有的地區在人均收入水平相當高的時候，依然能夠出現較高的增長速度，就是因為形成了高質量的產業體系以及相配套的發展環境。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地區之間的競爭，特別是領先地區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將體現為高質量產業體系和相應的地方性要素粘性的競爭。
企業家精神的保護與發展問題。企業家精神是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核心。企業家精神集中表現為生產要素的組合能力。不同發展階段，對這種能力的要求是有差異的。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企業家精神的保護與發展問題將愈加突出。一方面，隨著與國際技術與產業前沿差距的縮短，可直接借鑑或模仿的技術、管理、商業模式等相應減少，需要日益增多地探索、創新以前未曾有過的要素組合方式，對企業家精神的需求超過以往。另一方面，企業家精神生存發展的基礎並不牢靠，在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產權保護、企業家預期、政企關係等方面，還存在著制度性缺陷。實現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穩定、可預期、蓬勃發展的企業家精神是必要條件。各種破除對企業家精神束縛的改革應該擺在優先位置。
優先推動與高質量發展配套的重點改革
中國能否成功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並持續推進，最重要的是形成與之相適應的體制政策環境。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可優先推動如下一些領域的改革，使之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壟斷，著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根據有關研究，中國這五大基礎性成本，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高出一到兩倍。其原因，除了資源稟賦外，主要還是相關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效率不高。必須落實十九大精神，在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二，把減稅與稅改結合推進。中國的企業稅率在國際上看並不算過高，但加上各種收費，企業稅費綜合負擔就相當重了。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應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直接稅為主。減稅與稅改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推進。一方面，應當把房地產稅、環境稅等徵起來，消費稅作為地方稅的一部分，相應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部分國有資本用於充實社保基金，相應降低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負擔。
第三，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發揮國有資本規模大、直接體現國家和各級政府意志、對政府要求執行力強等獨特優勢，更多地集中到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的領域，包括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戰略性大型項目，如大飛機等；創新基礎設施，如國家實驗室等；國防建設、生態保護等。
第四，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提出以城市群為主的城市化，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這兩件事情是內在統一的。鄉村振興實際上是現代城市體系在鄉村的延伸。要全面推動人員、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市場化配置。把中國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紅利更多地分給農民，真正保護和增進農民利益，擴大最具潛力的中等收入群體。
第五，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開放。我國建設現代化強國，發展空間最大的是服務業，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諮詢、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和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服務業。以往開放的重點是吸引物質資本、比較成熟的技術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的開放重點則應轉向聚集提升人力資本，提升在全球科學前沿和技術前沿的創新能力。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放寬高水平教育研發和其他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准入，把優質人力資本更多地吸引到這些領域，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能。
來源：北京日報 2018年10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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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世錦：農村集體土地直接入市、宅基地自由流轉會帶來諸多發展機遇
“大都市圈興起是一場重大的空間、經濟和地理的變革，中國下一步將形成三千萬、五千萬，甚至上億人口的大都市圈”，劉世錦在首屆創新城市發展方式（西鹹）國際論壇上表示。
在劉世錦看來，大都市圈加快發展的飛速崛起是我國近幾年來城鎮化發展的顯著特徵之一，以北京、上海、深圳等標誌性城市的人口大規模淨流入為標誌，一場大都市圈發展建設正在轟轟烈烈的展開。
自1992年10月上海浦東新區成立到去年雄安新區落地，25年間，我國共設立了19個國家級新區。作為國家戰略，設立國家級新區的初衷是對特定區域的發展做出重新定位，在進一步整合資源的基礎上，發揮該區域的潛在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從而解決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同構化和產能過剩困局，進而優化產業佈局，提升產業能級，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經由浦東新區帶動上海發展進而輻射周邊的長三角經濟區無疑是我國經濟發展當中的重量一極，成為了大都市圈發展的標杆式範例。從浦東新區向西1200公里， 2014年獲得批覆設立的西鹹新區則承載著我國西向開放的重要任務——官方文件將其表述為“西部大開發新引擎、向西開放重要樞紐、絲綢之路經濟帶重要支點、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範例”四項重大使命。
在城市建設方面，劉世錦直言，大都市圈的發展絕不能採取“攤大餅”的老路，而是要用核心城市加周邊小城鎮的發展方式，“將原來核心城市中的一部分功能疏解出來，（周邊小城鎮）可以吸收更多人口，同時可以解決既有的城市病”。
西鹹新區的發展顯然有意避免上述問題，據介紹，西鹹新區創新發展實踐當中，嚴格杜絕城市“攤大餅”，堅持以生態紅線、水資源底線框定開發建設邊界，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空間，構建綠色生態、職住均衡，組團發展的城市空間格局。
“城鎮化進程不是簡單的徵地造城，而是要使群眾真正得到實惠，共享發展紅利。西鹹新區始終秉承‘以人為本’的理念，讓‘村民’變‘市民’後，不僅住有所居，還能勞有所得，保障他們的長遠生計。”西鹹新區管委會主任康軍說。
他表示，城市建設一定要由過去“攤大餅”式的外延式發展，轉變為生態型、智慧型、環保型的內涵式發展。下一步，西鹹新區要為中國和世界探索出城市創新發展戰新路子。
顯然，上述發展方式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就是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這涉及到宅基地，小產權房等眾多當下看來爭議頗多的制度設計。“像北京，相當一部分人想到農村去買個房子，房前屋後種瓜種菜，可以嗎？有人也買了，但法律不保護小產權房，該拆的時候照樣要給你拆”，劉世錦舉例道。
不僅生活上如此，在投資建設上也存在很多爭議，“資金要到農村去，城鄉工商資本下鄉已有很長一段時間，土地能不能直接用呢？過去我們是先徵成國有土地再建設，這麼多年進展不快，還有很多爭議，現在小城鎮建設過程中到底靠誰？錢從哪兒來？地從哪兒來？這對我們是一個挑戰”，劉世錦表示。
劉世錦認為，應考慮允許農村集體土地直接入市、宅基地自由流轉。如此，可以吸引城鄉兩方面資金，“農民可以搞所謂鄉村振興，城裡面的也可以”。“在宅基地流轉，城裡人下鄉置業創業，城鄉資本進入鄉村等方面要開口子，要有大突破，這也是下一步城鄉供給側改革不能迴避的問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項任務”。
於去年設立的雄安新區致力於在土地徵收制度上有所突破，據媒體報道，“一錘子買賣”式的傳統拆遷補償方式將在雄安新區終結，為讓群眾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雄安新區對農民的佔地補償將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對農民的一次性補償，還有一部分是折成“股份”，農民每年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分紅。
而在西鹹新區在實踐中，針對轄區內有大量村莊和農業人口的實際情況，將健全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創業服務體系，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推進被徵地農民就近就地就業。推廣徵遷補償有現金、閒置房屋有租金、商業面積分股金、區內就業掙薪金、老年生活有保障金“五金”制度，增加城鄉居民經營性和財產性收入，讓‘村民’變‘市民’後不僅住有所居，還能勞有所得。
當然，在劉世錦看來，除上述政策選擇外，農村集體土地直接入市、宅基地自由流轉會帶來更多方面的發展機遇，例如可降低城市房價，降低城市營商成本，特別是實體經濟的成本，在農村方面，則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加快小城鎮發展，促進鄉村振興，拓展房地產產業的合理增長潛能。
“打通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通道，土地、資金、人員、技術等等雙向流動，那麼中國就有了很大一塊增長潛力”，劉世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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