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宝贝儿》是杨幂和郭京飞一起主演的，但是上映之后票房和口碑都遭遇滑铁卢。想看观众员如何，就看她能不能独担电影票房，《宝贝儿》就是她的观众缘，不要说什么题材受众群体小，你要让别人一听原来是杨幂演的，不管好不好，先买一个票支持一下，而诈捐毁了她观众缘毁的七七八八。 那些谈判官都是粉丝刷点播量，加上平台造假，豆瓣就3点多分，扶摇也是， 一部延禧攻略秒她所有。
从小因为身体残疾，亲生父母抛弃了的女孩江萌，非要救另一个要被父母放弃救治的缺陷婴儿。对于那个缺陷婴儿的父母来说，选择是非常艰难的：做手术风险很大，就算孩子救活过来了，将来也是一辈子身体残疾病痛，无法拥有体面尊严的生活；如果不救治，任由死神夺走这个无辜的生命，作为孩子的父母将是一辈子的伤痛。
孩子的父母选择了放弃治疗。江萌则认为生命宝贵，哪怕像自己一样残疾，但还是能挣扎着活下来，有了体验人世的宝贵机会，因此她多次坚持让那个父亲救治孩子，在对方反复拒绝之后甚至不惜偷走他的婴儿抱进医院治疗。孩子的父亲则认为生命应该体面有尊严的存在，否则还不如死亡。
编导们很显然比较认同江萌的看法，但当我观影之后和观众交流时却感觉有点意外——很多观众居然认同那个孩子父亲的做法，认为那个孩子即使救活了也没了任何前途，还不如现在任其死掉。在他们眼里，生命需要有尊严，需要良好的教育，体面的工作，受人尊重的生活。
这样一个新社会是不是一点现实性也没有呢？不是这样的。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就曾经初步建立过那样一个社会。尽管它在百年战乱后异常贫穷的基础上建立，尽管它还不够完善，但它对于普通工人的温暖，对于道德人心的净化，至今还让很多底层人难忘。
如今社会财富已经如此丰盈，生产力已经具备了如此发达的基础，已经为一个没有市场体系的社会准备了足够的物质基础。这个新的没有资本—市场体系的社会，由于建立在更丰富的物质基础上，也建立在更有自觉意识的劳动者基础上，肯定会比原来那个取得更大的成绩，将更为进步、民主、平等、温暖。
《宝贝儿》作为刘杰导演口中的文艺片，不仅在市场上是水土不服，也观影体验上也有同样的诟病：这样的水土不服首先体现在杨幂的演技上，她的偶像形象和片中土生土长的“执着”乡妇是相去甚远的，这样的距离不是靠化妆就可以填补的。演技的差别使得杨幂饰演的江萌救弃儿的行动被理解成多管闲事，惹人厌烦，而李鸿其的拯救行动则被视为于心不忍，产生悲悯。
导演说，他不敢想象这样的一个乡妇说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南京方言的使用本是导演的良苦用心，但实际上杨幂一半方言一半普通话的台词将观影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观众们只得发笑，甚至还在影院模仿起来，严重影响到了观影气氛。这样的水土不服还体现在导演的期待和不得不妥协的境地。撇开电影，导演最后的解说是令人动容的，他关注现实，但荒诞的生活让他无可奈何，他渴望从电影中唤醒观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在对社会问题和现实处理中，导演选择用硬而冷的视角来讲述故事，刺眼的车灯、夸张的音响以及大量的大特写、纪实摄影使得观众引发“闷”“堵得慌”“难受”的感受，导演解释说是想引起比“哭过就忘了”的更高级的感受，但情绪的记忆总归是要忘记的，或早或晚都要忘记的，导演似乎忘了希区柯克曾总结的经验——观众是没有道德感的。观众阵阵发笑，讨论起杨幂的台词功力，大骂江小萌的行为傻逼等等都验证了这个经验。但导演又是妥协的，正如她让江小萌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子宫，小孩最终的离世，小萌的养母不得不住往养老院，小萌最终也去办了残疾人证明等等，现实问题一次次在国家规定前妥协，这不仅是人物在为自己的命运妥协，也是导演的妥协。
总而言之《宝贝儿》不算一部好的电影，但它绝对值得看，也值得我们思考。电影终归是电影，如果现实中有这种人，那不知是被肆意的添加了多少。说是文艺片，女主却始终带着偶像剧的善良，这和杨幂之前的亲爱的翻译官里，执拗的去救一个心脏不好的外国人的剧情，如出一辙。以为是在渲染一个毛线团般的矛盾，其实，也只是个故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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