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陝西的幾位著名作家，從左至右：李若冰、胡採、杜鵬程、王汶石、魏鋼焰）
人們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創作成就，乃至回望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學發展實績時，會發現中國當代文學不同時期的重要創作成果，都有出自陝西作家之手的作品。如“十七年”時期的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柳青的《創業史》、王汶石的《風雪之夜》短篇系列；新時期到新世紀的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秦腔》等。這些作品各有不同的文學蘊含，但部部分量厚重，個個技藝精湛，都堪稱當代文學的小說經典。
這些經典究竟是如何“煉”成的？
盡心竭力寫好精品力作
”文藝工作者應該牢記，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靜下心來、精益求精搞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獻給人民。”這對於陝西作家來說，是屬於基本的認知和根本的理念。他們不僅把這樣的理念銘記於心，而且以此為目標一直在倍道而進，這是他們把努力寫好精品力作當成自身使命的基本動因。
志在寫出好的和比較好的作品，併力求在具體寫作中取得應有的成功，收到事半功倍的切實效果，在陝西作家，有兩點特別凸顯，那就是對待創作的態度，鄭重其事，一絲不苟；投入創作的力度，全力以赴，如獅子搏兔。
柳青寫作《創業史》，原本的設想就是“描寫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著重表現這一革命中社會的、思想的和心理的變化過程”。這不僅是一個宏偉的主題，也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柳青曾告訴新華社記者俆民和：“想這個主題，是蓄謀已久了。”這“蓄謀”就包括了他1952年毅然離開北京回到陝西長安縣，1953年落戶到長安皇甫村，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參與了我國農村革命性變革的全過程。與此同時開始《創業史》第一部的寫作，1954年完成初稿後，又根據新的現實發展和生活感受不斷修改，直到1959年底才完成改稿，隨即先後在《收穫》雜誌首發，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書。《創業史》第一部的寫作，用去了整整八年時間。這期間，深入生活，熟悉對象，積累素材，結構故事，琢磨人物，深化主題等，都在同步進行著，創作與生活難解難分，藝術與現實熔鑄一爐。這樣的嘔心瀝血，這樣的苦心孤詣，使得《創業史》寫事炳炳烺烺，寫人血肉飽滿，成為“我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史詩性著作”，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創業史》的責任編輯王維玲回憶道，他一再向柳青催稿要稿，不為所動的柳青回答他說：“人民的作家，不應把自己的草稿交給人民的出版社。”嚴肅認真的背後，是為人民的寫作，就要對人民高度負責。
路遙寫作《平凡的世界》，也有著高遠的目標：“這部書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滿意的作品，也起碼應該是規模最大的作品”。他知道：“真正要把幻想和決斷變成現實是無比困難的。這是要在自己生活的平地上堆積起理想的大山”。為了營造這座“理想的大山”。他先紮紮實實地打起了“基礎工程”：一，大量閱讀中外近現代以來的長篇小說；二，準備作品的背景材料，查閱1975年到1985年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三，深入到作品要描寫的生活領域：鄉村城鎮、工礦企業、機關學校、集貿市場等。在做了這樣的充足而紮實的“基礎工程”後，路遙開始了寫作的構思，而這既包括“人物運動河流”的梳理，全書題旨的“終點”尋索，作品開頭的苦思冥想等等，而這樣的“重大準備工作”用去了三年時間後，才開始作品第一部的初稿寫作。路遙分別在三個地方寫作三卷作品的過程，他在《早晨從中午開始》的敘述，幾近於如泣如訴，看得人驚心動魄。寫作本身需要殫精竭慮，需要不斷尋求突破，欣忭時欣喜若狂，苦惱時捶胸頓足。除此之外，還要經受艱苦生活的折磨，孤獨處境的煎熬，使得他的寫作經歷堪稱是文學寫作的“二萬五千里長徵”。而寫完第二部時，他已被發現肝癌先兆，他便“戴著腳鐐奔跑”，幾乎是以決絕的姿態邊看病邊寫作，搶在癌病尚未擊倒自己之前，於1988年5月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寫作。這一時刻“百感交集”的路遙，“不知出於一種什麼原因，從桌前站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圓珠筆從窗戶裡扔了出去”。
陳忠實寫作《白鹿原》，是想“為自己寫一本死時可以墊棺作枕的書”。這樣一個心結的中心意思，是寫出“真正讓自己滿意的作品”，“讓這雙從十四五歲就凝望著文學的眼睛閉得踏實”。為此，陳忠實由踏訪家鄉周邊的大戶人家，查閱縣誌和黨史、文史資料開始，悉心研讀家族史、村莊史、地域史，並著力挖掘“一方地域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結構”，不斷深化“已經意識到的歷史內涵與現實內涵”。在經過了1986年、1987年兩年的準備與醞釀之後，陳忠實於1988年清明期間動筆寫作《白鹿原》，一直寫到1989年春節期間完成初稿，1992年春節又寫完最後兩章，從構思到完成，用去了整整六年時間。陳忠實還曾說道，他的一些中篇小說，如《四妹子》《藍袍先生》等，都是在構思《白鹿原》的過程中完成的。因此，也可以說，陳忠實的中篇小說創作，既是他寫作短篇小說的延伸與拓展，也是他寫作《白鹿原》的鋪墊與預演。
“傳得開，留得下，為人民群眾所喜愛，這就是優秀作品”。用這樣的尺度來看待《創業史》《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它們屬於“優秀作品”不僅確定無疑，而且當之無愧。也許這樣一些實際的數字最能說明問題：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自出版以來，每年都在重印，近些年每年的重印數都在一百萬套，累計印數已經達到1700萬套。《白鹿原》在作品版權相對分散的情況下，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的《白鹿原》，2016年重印了60萬冊，2017年重印了80萬冊，累積印數已達到350萬冊。市場的供不應求，讀者的爭相閱讀，正是作品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最好證明。
1985年在榆林。左一陳忠實，右一、右二分別為賈平凹、路遙
現實主義精神的堅守與發展
現實主義有很多定義，但忠實於現實的藝術無疑是最好的解釋。這包括了細節的真實性、形象的典型性與具體描寫方式的客觀性。現實主義文學在其演變過程中，不斷拓新和發展，產生了不同的風格和流派，但彼此貫通和不斷傳承的，是現實主義的精神，那就是熱切關注現實，強力介入現實，高度重視人的生存狀態、精神狀態和命運形態，真切地書寫所經所見，坦誠地表達所思所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家的思想境界決定作品的精神蘊含，現實主義精神取決於作家的主體精神。
陝西自古以來的文學傳統，似乎一直都與現實主義有著不解之緣。從古代時期的《詩經》《史記》、杜甫、杜牧、白居易，到近代以來的鄭伯奇、柯仲平、馬鍵翎等，無論什麼時代，無論何種文體，無不貫注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這種現實主義傳統，無論作為一種寫作方法，還是作為一種精神品格，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當代陝西作家，使他們始終沿著現實主義的藝術之路闊步前進，並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自己卓具特色又各有千秋的以現實主義為底色的藝術個性與文學風格。
被人們看作現實主義文學旗手的柳青，對於文學創作，有著基於自己的經驗的深刻認識。他的“三個學校”說（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六十年一個單元”說，都以簡明扼要的語言，強調了社會生活對於文學創作的重要，創作時專心致志的重要。這種對於文學的認知，實際上就奠定了他必然操持現實主義的重要基石。而對於現實主義，他的認識一直是清醒而堅定的：“人類進步文學的現實主義道路是不會斷的”，“在這條道路上既有繼承，又有不斷的革新”（引自劉建軍、蒙萬夫、張長倉著《論柳青的藝術觀》），他特別看重現實主義所要求的塑造典型環境裡的典型性格，並從“典型衝突”的角度去理解“典型環境”；而對於典型人物，他著意在個性特徵上下功夫，努力寫出與生活的複雜性相聯繫的人物的全部複雜性。這體現於《創業史》的寫作中，就在於他不僅注重描畫社會生活大大小小的矛盾衝突，使得作品敘事跌宕起伏，而且生動鮮明地刻畫出不同階層代表人物的真實面影，同一階層也力求描畫出不同個性人物的心理特徵。《創業史》所以好看、耐看，並至今都不過時，就在於經由社會矛盾、生活衝突主導的人們的各種心理糾葛，真實地揭示了當代農民面對千年以來的私有制的解體與改變，不同階層的人們所分別經受心理掙扎、精神陣痛及其接受過程，從而使作品超越社會生活的表象層面而具有心理透視的細緻與精神探微的深切。正因如此，《創業史》才卓具超越歷史限定的深厚內力，成為人們認知合作社時期社會劇烈變動引發農人心靈變動的一部史詩性作品。
柳青對於陝西作家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在回顧《白鹿原》的創作過程時，陳忠實就明確告訴人們：“我從對《創業史》的喜歡到對柳青的真誠崇拜，除了《創業史》的無與倫比的魅力，還有柳青獨具個性的人格魅力，我後來意識到這本書和這個作家對我的生活判斷都發生過最生動的影響，甚至毫不誇張地說是至關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集中於兩個方面。一個是“對於中國農村和農民的認識”；一個是“創作有柳青味兒”，也即現實主義底蘊。而陳忠實又在這樣兩個基點上有所超越，實現了凸顯自己藝術個性的藝術“剝離”。對於中國的農村與農民，他由社會形態的轉型和生活方式的變動，進入到農民群體的“文化心理結構”探尋，從多角度揭示了人物豐富而真實的心理歷程。對於“柳青味兒”，他則在現實主義的底色上，揉進了新的敘事形式和語言範式，以兼收幷蓄的姿態盡力展示“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和現實內容”。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又告訴人們：《白鹿原》“仍然屬於現實主義範疇。現實主義也應該放開藝術視野，博採各種流派之長，創造出色彩斑斕的現實主義”。
陝西作家中，受柳青影響最深，得柳青教益最多的，還是路遙。他視柳青為自己的“文學教父”，他也把柳青的現實主義文學寫作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時代高度。寫作《平凡的世界》，他閱讀了大量的中外文學名著，但《創業史》他讀了七遍，柳青創作中特有的濃烈的人民性情懷，深湛的現實主義造詣，使路遙獲得了極大的啟迪與激勵，他認為：“許多用所謂現實主義方法創作的作品，實際上和文學要求的現實主義精神大相徑庭”。他堅信：“現實主義仍然會有蓬勃的生命力。”基於這樣的文學認知和文化自信，路遙在文學界以追逐新潮為時尚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依然秉持現實主義寫法，堅守現實主義精神，鍥而不捨地完成了三卷本《平凡的世界》的寫作。因為作品在寫法上的不合當時的潮流，作品在出版和評論的過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越來越喜歡這部人民性情懷與現實主義精神交相輝映的傑作，使它成為超越其他作品的超級常銷作品。《平凡的世界》獲得茅盾文學獎之後，路遙專程去往皇甫村，祭拜柳青墓；在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也特別選擇了柳青墓作為背景。他是在向自己的文學“教父”拜謝，也是在向現實主義文學大師致敬。
陝西作家因為崇尚現實主義文學，操持現實主義手法，堅守現實主義精神，都取得了各自巨大的文學成就，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學個性。這都暗含了一個絕大的文學新課題，那就是我們需要重新認識現實主義，除現實主義本身的內涵、外延與意義，還需要再度認識現實主義與中國文學的密切緣結，現實主義與中國讀者的內在聯繫。
理論評論與文學創作的相互砥礪
當代文學在改革開放以來40年的演進與發展中，文學評論或者品評新作，推介新作，或者褒優貶劣，激濁揚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並在這一過程中與創作相隨相伴，有力地促動了整體文學的奮勉向前。
較之其他省份，陝西的文學評論，因為介入人數較多，代際銜接較好，與作家互動頻仍，活動較為經常，在發揮能動作用方面，顯得更為突出。評論與創作是相互影響的。陝西的文學評論的活躍，很大程度上源於陝西文學創作的繁盛，而評論的不斷介入，既促進了文學創作，又演練了評論自身，使得創作與評論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彼此借力，相互砥礪，從而實現整體文學的不斷向前與健康發展。
50年代的陝西文學，創作的力量十分強勁。由柳青、杜鵬程、王汶石、魏鋼焰、李若冰等人構成的創作主力，不僅引領著陝西的文學創作蓬勃發展，而且也在全國的文學創作領域位於前列水準。在這背後，文學評論所起的作用絕對不可低估，特別是評論家胡採卓有成效的辛勤勞作。延安時期就參加邊區文藝工作的胡採，新中國成立後長期在陝西擔任作協主席、文聯主席，但他始終堅持文學評論寫作，並以此作為組織和引領文學創作的最好手段。50年代，他在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年輕的朋友》，王汶石的《風雪之夜》等作品發表不久，就及時撰寫專題評論文章予以熱情推介。他還在《從生活到藝術》《從作家的生活創作道路談起》等理論文章中，把柳青、杜鵬程、王汶石、魏鋼焰等人的創作上升到理論層面，從作家“生活道路”與“藝術成就”內在關聯的角度，對他們各自取得的突出藝術成就予以深度解讀。
“文革”結束之後胡採再度復出，身兼數職的他不改以評論促動創作的初心，主持創辦了《小說評論》，並對當時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予以傾情關注。1981年，陝西文學界在胡採的倡議下，成立了以文學評論和文學研究為主要任務的“筆耕組”。組長：王愚，副組長：肖雲儒、李星，成員有：劉建軍、劉建勳、李鍵民、暢廣元、陳賢仲、蒙萬夫、費秉勳、薛迪之、薛瑞生、王仲生、孫豹隱等。之後，又吸收了陳孝英、李國平等，這些成員，都是從事文學理論批評的年富力強的實力派。“筆耕組”成立之後，圍繞著正蓄勢待發的陝西文學創作，開展了一系列有聲有色的文學評論活動，包括對賈平凹、路遙、陳忠實、鄒志安等人的文學新作進行會診式的座談研討，就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的創作和青年作家的創作等專題，接連召開作品研討和創作推進的座談會等。“筆耕組”的文學研討和其成員的文學評論，倡導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踐行“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的批評文風，對當時的一些作家作品的品評與研討，直言不諱，不留情面，使得如今已經成名的不少作家回想起來依然心有餘悸。陳忠實就此說道：“我是被蒙萬夫老師罵出來的。”賈平凹說過：“‘筆耕組’敢說實話，能點到穴位上。”葉廣芩也說過：“我之所以能成為一個作家，主要是李星老師不斷地‘砸’的結果。”“筆耕組”的成員，各有不同的批評個性，但卻有一個共通的共性，那就是做作家諍友式的朋友。因為一些成員的相繼離世，一些成員年事已高，“筆耕組”在2011年光榮謝幕，其職能分別由《小說評論》雜誌和陝西文藝評論家協會替代，但其30多年來褒優貶劣、敢於直言的批評精神，卻由李國平、李震、邢小利、梁向陽等年輕一代批評家很好繼承下來，並以他們的方式發揚光大。
2013年，在紀念胡採100週年誕辰的座談會上，評論家肖雲儒細數了胡採留下的三大遺產：留下了陝西文壇團結奮進的風氣；留下了《延河》《小說評論》兩本刊物，成為陝西文學和評論的主要陣地；留下了嶄新的有特色的文學評論風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評論家李國平指出：胡採的理論批評對於陝西的文學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
暗中較勁與良性競爭
作為個體的精神勞動者，作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學追求與藝術個性，而正因這種彼此有別的追求和色彩斑斕的個性，文學的百花園才總會呈現出“百花齊放”的豐繁盛景。但“花”與“花”之間怎麼看待，怎麼相處，實際上又暗藏玄機，大有學問。
作為文人的作家，因為為人與為文的區別與差異，很難做到相互的心悅誠服，彼此的桴鼓相應，而這又會導致兩種迥然不同的情形：一種是暗中較勁，良性競爭；一種是暗中使絆，煮豆燃萁。前者會令自己更加進步，也會使群體更為優化，後者則會使自己止步不前，並使所處環境走向惡化。而陝西文學之所以能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近七十年間，保持穩步發展的勢頭，不斷湧現優秀作家，產生優質作品，有一個人們尚未予以關注的內在緣由，那就是作家之間的關係，既暗中較勁，又彼此尊重，由此形成了良好的同行關係，造就了清朗的文壇風氣，而這又給優秀作家作品的產生與存活，提供了和諧的環境和健康的氛圍。
50年代的陝西文壇，寫小說的柳青、杜鵬程、王汶石，寫散文的魏鋼焰、李若冰，寫詩的玉杲、毛琦等，個個都別有造詣，卓具個性，但他們在潛心從事個人創作的同時，也會關注他人的創作進步，並以暗中較勁的方式，努力突破自己，力求寫出更好的作品。
這種作家之間暗中較勁的事例，在50年代的陝西屢見不鮮，堪稱典型的要數杜鵬程的創作對於柳青創作的刺激。1954年底，柳青大致寫完《創業史》第一部的初稿，但他對寫出來的初稿並不滿意，總覺得還沒有脫出過去敘述事件過程的老一套；感到無論是在生活表現上，還是藝術表述上，都非要突破一下不可。正在這一年，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問世並大獲好評。杜鵬程的成功給了柳青極大的刺激，他認真分析《保衛延安》成功的原因，認為一個是杜鵬程自始至終生活在戰爭中，小說是他自己長期感受的總結和提煉，所以有激情；另一個是寫作時間較長，改的次數較多，並且讀了很多書，使得寫作的過程成了提高的過程。“他深感自己有必要在深入生活方面更進一步，使自己在生活上精神上完全和描寫對象融化在一起，於是，下決心搬到皇甫村去住”（引自蒙萬夫、王曉鵬、段夏安、邰持文編《柳青生平述略——長安十四年》）。杜鵬程的《保衛延安》給了柳青以壓力，他把壓力化為了動力。《創業史》經過柳青深入生活六年後的四次大改，終於在1959年完成寫作，而這時的《創業史》，已在原來初稿的基礎上脫胎換骨，發表後受到普遍歡迎和高度好評，成為不遜色於《保衛延安》的另一長篇傑作。
柳青與杜鵬程在暗中較勁中激勵自己是一種方式，還有一種方式是對於文學同行發表的作品不僅常常跟蹤閱讀，而且經常予以評說，把同行的成功經驗經過自己的消化傳播給更多的人。如王汶石在陝西的一個青年作者座談會上，除了談自己的文學經驗與創作感受，用了不少篇幅對陝西同輩作家進行了精到的評說：“我們陝西文學界還是有些好傳統的：要像柯老（柯仲平）、馬鍵翎那樣堅持文學與人民大眾相結合，堅持文藝的民族化、大眾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像柳青、老杜（杜鵬程）、若冰（李若冰）等同志那樣深入生活。”他還用胡採撰寫《從生活到藝術》時，半個月裡與四個作家漫談交流的例子，特別提出“這個文人相重的風氣也應傳下去”。“文人相重”，這是陝西老一輩作家守望相助的親身經歷，也是陝西文人貢獻給當代中國文學的有益經驗。
80年代的陝西文學，陳忠實、路遙、賈平凹三個文學新星，幾乎是不分軒輊地冉冉升起，而他們之間，也繼承了老一輩作家“文人相重”良好風氣，明裡相互擊掌，暗裡相互較勁，在彼此刺激、相互借力中，都寫出了堪稱經典的優秀作品，成就了自己的文學理想，鑄就了陝西文學的藝術高峰。這裡最為典型的例子，是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對陳忠實寫作的刺激。1991年，陳忠實按他自己的節奏，不緊不慢地寫作《白鹿原》時，忽聞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獲得了茅盾文學獎。有意思的是，評論家朋友李星在轉告這一信息的同時，還放下一句狠話：“你今年要是還把長篇寫不出來，就從這樓上跳下去。”路遙獲了大獎，李星放下狠話，這樣連續的強力衝擊，使得陳忠實感到自己“再無選擇餘地”，便推掉一切雜務，全身心地投入到《白鹿原》的悉心寫作中，終在1992年的春節完成《白鹿原》全稿。《白鹿原》是陳忠實寫就的，但能在1992年間完成，也有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從旁相逼的因素，而終未跳樓的陳忠實，由《白鹿原》一作大幅度超越了自我，使其以“民族秘史”成色，成為與《平凡的世界》雙峰並峙的小說傑作。
陝西作家何以能做到暗中較勁，良性競爭，陳忠實的一席話可以讓人看出箇中端倪。還在1980年時，西安市群眾藝術館擬組織一個青年文學社，徵詢陳忠實的意見。陳忠實不僅當即予以支持，而且就此說道：“中國文學的天空多大呀，陝西和西安的當代文學天空也夠廣闊的了，能容納下所有的有才氣、有志向的青年作家，要把眼光放開到天空去。”仰望星空，向上伸展，陳忠實的這番話，道出了他自己豁達而大氣的文學情懷，也顯示出陝西作家高遠而恢宏的精神境界。這是陝西作家在激烈競爭中互不傷害又共同成長的秘訣所在，也是最值得當下的作家同行在處理彼此關係時應予汲取的寶貴經驗。
白燁：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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