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号按】人类不能没有记忆。生态君曾与姜龙飞、吴玲、何力迈等国内档案界著名学者合作，记录了档案领域一幕幕鲜为人知的往事，愿与各位分享

魂萦故旧

确切地说，他是新中国诞生前的最后一任上海市市长。

从1946年5月20日接过市长权柄，到1949年4月14日落荒而去，三载浮沉，乾坤一掷；如果不是在此后至上海解放的1个月零13天的短暂光阴中，还曾出现过陈良、赵祖康这两任昙花一现的“代理市长”，他几乎就要做到了“和大上海共存亡”。

1949年12月，当他怀着“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的道德勇气，从陈诚手里接过台湾省主席的权杖时，小小台岛方处风雨飘摇、前途未卜之际，他为自己留下的唯一退路是一包藏于寓所、随时可取而啖之的砒霜。

这就是吴国桢。

“士为知己者死”的士大夫传统，困扰吴国桢达22年之久，伴随其从政之路相始终。

然而还有理性。

康德曾经为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精神下过一个界说：“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物上运用理性。”

吴国桢深受这一精神熏陶。

从少年时代求学于清华大学，18岁赴美国格林奈尔大学和普林斯敦大学留学，到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从政，两种文化在吴国桢内心深处的激烈交锋有始无终，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他陷入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泥淖，苦苦扑腾，难以自拔。

灵魂的自我拯救有时还不得不有赖于来自对立一方的外部契机。

1953年5月24日，吴国桢挂冠而去，黯然赴美。公开的理由是到爱荷华州格林奈尔母校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而深层次的隐衷，则是他终于完成了“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生存选择。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隔海发难，公开对诬其贪污的台湾当局展开论战，直至被蒋介石亲自下令开除国民党党籍。

吴国桢终于走完了他充满困惑、矛盾、痛苦与负疚的从政之路，以旁观者清的生命形态，对中国的一切公共事务，运用理性审视并思考之。

这一去便是30年。

中美建交后，这位“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的美国乔治亚州阿姆斯壮大学的退休教授，在悉心研读了邓小平先生的文选后写给大陆朋友的信中说：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吴国桢奉斯三者而超越党派、政见、地域之睽隔，一番谠言佳论发自肺腑，既是他运用理性审视并思考中国一切公共事务的结果，也是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必然宿命。

有什么样的人格框架，便会有什么样的终极追求。

人可能悖离本体于一时，却不能悖离本体于永久。

1984年春天，邓颖超、杨静仁出面邀请吴国桢归国观光暨参加新中国35周年庆典。然而，天不假尔时。是年6月6日，81岁的吴国桢疾患突发，几小时内竟偾志以殁，溘然长逝。归国之愿终成未竞之遗绪，抱恨终天。

生前，对往事的反省与检讨，成为吴国桢难以释怀的生命情结。关于故国，关于旧好，关于他曾经行政其事的汉口、重庆、上海……经久不息的眷念激情涤荡在他的内心深处，搅得他灵魂不安。尤其对上海，他曾受命于乱世之末，时势艰危，万象芜杂，虽揪心悬胆，却不可爬梳。安知个人的贤愚得失，有否同初心相违?

吴国桢扪心啸叹:“上海人怎样看我?”

出任市长

“8.15”这三个简简单单的阿拉伯数字，是和一场刚刚散尽硝烟的世界大战紧密相联的。当上海掀动“8.15”这一页日历时，想象当中，就犹如掀动一颗金光灿灿的太阳一样，和平之神的熠熠之辉将从此普照大地，施惠于上海滩的每一处犄角旮旯，离乱、贫困、萧条将从此不再，安宁、富足、美满则指日可待。

“8.15”是胜利的日子。

“8.15”后的中国，理当和建设、振兴、发达相伴随。

“8.15”在考验上海人的想象力。

一切合乎逻辑的想象都已展开过了，一切足以安魂的摇篮曲都已歌吟过了，上海人唯独没有想到，民国的急剧衰败，恰恰从“8.15”开始。仅仅大半年之后，尚未从诗意的想象与期待中甦醒的上海人，就被狂潮般上涨的物价惊得目瞪口呆。至1946年上半年，上海的米价已涨至每百斤6.4万元，21支棉纱每包150万元，黄金每10两190万元，美钞每元3300元(均为法币，以下同)。

这些枯燥的数字能说明什么?

且举一例。

当时上海市市长的官俸底薪是每月24万元(不包括各类补贴)。

也就是说，堂常一市之长的月薪尚不足购米400斤。而且米价涨势月甚一月，日甚一日。

市长尚且如此，遑论升斗小民。

更何况还有日益庞大的失业大军，他们靠什么勉为炊事?

就在市民的失望、抱怨与牢骚如浦江的雾岚般逐潮弥散之时，吴国桢粉墨登场了。

1946年5月18日下午5时25分，吴国桢乘坐的111号中航班机在龙华机场安然降落。

此行顺利，吴国桢兴致勃勃。从南京到上海，不到一小时的航程何足遮掩他的奕奕风采。

虽然已经43岁，可是同历任上海市市长相比，吴国桢依旧是年轻的。

称誉一时的年轻市长身着一套锡青色嵌条西装，足登黄色皮鞋，手里挟着一件藏青色呢大衣，在夫人黄卓群的陪伴下步下舷梯。对于任何一位中外军政要员来说，美丽娴良、彬彬得体的夫人都是未可小觑的重要砝码。

黄卓群之于吴国桢，便是这样一颗不可须臾或缺的重要砝码。

黄天人卓群出身于中西女塾，不仅相貌出众，而且能说善文，精于书画。其书宗法褚遂良，婀娜挺秀；其画师从红薇老人，工花卉，清丽脱俗。当然，如果黄夫人仅限于此，充其量也就停留在审美的层面上，除了为吴国桢安排一个惬意绝俗的安乐窝外，难有更大作为。黄夫人的卓然不群在于她不仅是富甲福建一省的大家闺秀，而且是民国重要人物宋子文的寄女儿。吴国桢留学归国后，从汉口一家税局的小科员干起，也曾一度怀才不遇，抑郁寡欢。直到受到时任汉口市长的刘文岛的赏识，当上汉口市社会局长，且经刘文岛牵线，同黄卓群结为伉俪，才真正腾龙有术，飞黄腾达起来。究其原因，吴国桢自身的才干当毋庸置疑，然而，旧中国的官场之奥，向来就是公开的秘密，谁又会真正相信它所谓的人尽其才、不拘一格呢?起码有一点可以认定，如果不是黄卓群，宋子文就不会出现在吴黄伉俪的证婚席上；没有同宋子文的宦海际会，吴国桢就不会有那样多同中枢接近并显露才干的机会；没有这些机会，此后的吴国桢不可能由外交部秘书而湖北省财政厅长，而蒋介石私人秘书，而汉口市长，而重庆市长，而外交部次长，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而上海市市长。

吴国桢担任汉口市长时，年仅28岁。这般年纪的大都市市长，不说空前，恐怕也将是绝后的。

在一个缺乏有效行政的国度内，我们与其相信这是出于执政者的雍容大度、求贤若渴，倒宁愿把他看作一件俯顺舆情、富丽高贵的点缀品。

一向有“民主先生”雅号的吴国桢，事实上一生也没能超越专制政权点缀品的窠臼，直到他把全部的政治热情消耗殆尽。

然而此刻的吴国桢，却不能在春意盎然的龙华机场，对未来的归宿未卜先知。

前任市长钱大钧、副市长何德奎、秘书长沈士华、工务局长赵祖康、地政局长祝平等一行已在机场恭候多时，此刻均迎向前来。

新闻记者们较之众官僚出脚更快，早已将吴、黄夫妇团团围拢，10数只“卡麦拉”的快门声响成一片。

“吴先生，请您谈谈出任上海市长的感想。”

“黄金突破190万，米价突破6万4，您不觉得恐怖吗?”

“请谈谈您的施政纲领。”

“物价暴涨，如何抑平?”

“上海工业危机，生产萎缩，工人失业，您将如何解决?”

“人事方面，有何安排?”

各种提问，如连珠炮般向吴国桢轰来。

吴国桢面含微笑，从容不迫，如此场面，原在意中，他并不急于做出任何回答，而是将话锋陡转，挑出了一个谁也没能料到的话题。

“先向诸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夫人黄卓群，她不叫‘黄玛丽’。”

吴国桢的口气十分郑重，脸上却依旧笑嘻嘻的。黄夫人身着玫瑰红色旗袍，外罩一件绛色薄呢大衣，在睽睽众目下，依旧不失楚楚动人、端庄大方的名媛气派。

“也不知是哪位记者先生，把她的名字弄错了，来了个张冠李戴，真乃冤哉。”

话题一开，记者群中顿形活跃。

“密斯特张，这是你的‘杰作’。”

“是我说的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别耍赖，就是你小子说的。”

“还有王，一对连档模子。”

“吴先生，那篇报道，是不是他俩写的?”

吴国桢耸一耸肩，双手一摊，不置可否。谈笑间，吴国桢已踱出记者的包围圈，和恭候多时的众官僚一一握手寒喧。然后偕夫人一同登车直驶他们的临时住所：百老汇大厦17楼。

当晚，钱大钧设宴百老汇，为吴国桢夫妇接风洗尘。

两天后，即5月20日上午9时整，新旧市长的权力交接仪式，在江西中路市府大楼内举行。

是日上午，一向清静的市府门外，仪仗煊赫，鼓乐喧嚣，市警察局长宣铁吾亲自督视，警局仪仗队、管乐队于是益发精神抖擞。

恭迎吴国桢的顺风牌轿车驶抵市府时，沿途市民夹道争睹，场面煞是闹猛。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间秩序，需要靠隆重其事的礼仪来加以强调和巩固，千年一贯的繁文缛节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良，其原因就在于它并非是空洞的。无论你对它厌恶、反感或漠视，你都得在这强悍有力的组织结构中生存，反抗是无效的。

吴国桢无意于反抗，但他是谨慎的，这一点从他的就职演说中可以窥见一斑，他说：

“本人虽曾任汉、渝两地市长，然此次来沪，非常胆怯，盖沪市情形之复杂困难，达于极点……

“盖以行政人员，必须将实际问题考察其症结所在，研究成方案后，再切切实实去做，不可谈空洞政策，故本人对施政方案，须待接事研究后才能说……

“只有关诸自身的两点，本人可以保证做到:一、决不贪图个人私利，做官决不为要钱；二、每天24小时，即使工作20小时，本人也愿意。除此而外，本人毫无把握，请各位同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小职员，如有意见，尽可呈诉，除非真不得已，一定接受……”

如此低调的演说，却在上海新闻界引发一片激赏：

“吴市长虚怀若谷，希望贡献意见”；

“新市长揭橥两点:一决不贪污，二努力工作”；

“在无官不贪，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时代里，吴氏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所谓‘父母官’者，吴氏可以当之无愧”。

从一篇低调的演说中，敏感的新闻记者捕捉到一个迥异于以住的新官僚的形象，奉献给市民。

食米之惑

民以食为天。

400万张嗷嗷待食的嘴，足以啃坍民国的一角青天。

大上海的柏油路面上寸草不生，大上海的黎民百姓却不能不食人间烟火。

吴国桢的“须待接事研究后才能说”的英美派绅士风度，在“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的俚俗精萃面前，溃不成军。

接过市长权柄的当天下午，吴国桢就在市府礼堂主持召开了以制止投机，平抑粮价为中心议题的粮食会议。秘书长何德奎(由副市长改任)、社会局长吴开先、地方自治协会会长杜月笙、市商会主席王晓籁、敌伪产业处理局长刘攻芸、粮政特派员办公处代表沈德仁、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银行公会理事长李铭、市临时参议会冯有真、豆米业公会常务理事瞿振华、米号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与粮食问题相关的各路“诸候”不下二、三十人，云集一堂，等待着新市长拿出高招，点燃就任后的第一把火。

虽然到沪仅仅三天，吴国桢却并无仓促之感，在蜂涌而来的大量问题中，他几乎凭直觉就把握了症结之所在，那就是:粮食。

偌大一个上海，只要解决了粮食问题，便足以稳住阵脚。

凭手中掌握的材料，吴国桢不乏自信。

与会”诸候”各怀各的鬼胎，虽然碍于面子不得不敷衍几句，但大多隔靴搔痒之辞，并不触及实质，尤其在座米商，囤积居奇、火中取栗本为看家特长，眼下米价暴涨，数月之内，成倍上升，正是敛财良机，岂有贡献对策，釜底抽薪之理?

冷场虽不至于，但虚与委蛇的空头讲章同样令人厌恶，吴国桢终于按捺不住：

“吴某接任视事刚刚几个时辰，本不急于推行任何方案。但是，民以食为天。百事可待，独此刻不容缓。本市米价，在短短数月之内，由4万突破7万，缘由何在?刚才在座的有人以为，6、7、8三月乃青黄不接之时，米价波动亦属正常。果然如此吗?”

吴国桢目光炯炯，环视周遭。

“此话差矣!据吴某掌握的情况来看，本市粮商现有存米50余万担，市民存米30余万担，总计可达90 万担左右。而本市月消费量为30万担。也就是说，现在存米可供全市三月之需，足以满足供应，米价决无激涨之理。所以，依吴某之见，此次米价暴涨，纯属人为因素。盖因不法奸商囤积居奇、投机操纵，人为制造粮荒所致。”

吴国桢顿了一顿，目光扫向有“米蛀虫”雅号的万昌米号老板万墨林，继续往下说:“吴某抵沪以来，耳闻目睹，深感非取缔投机断难抑平米价，故偕同何秘书长、社会局吴局长诸同人，拟就紧急处置办法四项，假在座诸位，公布于众。”

言毕，吴国桢示意吴开先宣读这四项措施。

一、限豆米业公会即日起通告全市米号凡1870家之所有粮商，三日内将各自存粮向社会局登记备案，逾期不报者，由政府没收。并鼓励市民告发，奖金为罚没额的50%。以后采购之米粮，随到随报，不得隐匿。

二、非米商，不许经营米业，违者重罚。

三、今后米商每行交易，均由公会登记在案，登记内容包括交易人真实姓名、住址、交易数量及价格。

四、限豆米业公会于三日内将本月10日至20日全部交易情况，呈报社会局备案。

公告既毕，吴国桢面露欣悦之色，再度启齿：

“为解本市粮荒，南京粮食部已向巴西购买洋米9万吨，即将到埠；四川历年余粮约200万担，粮食部亦应允调运一部分来沪。为保证这批粮食顺利抵沪，日前本人离京(南京)之时，已奉行政院之命，所有川江下驶运粮船只，一律免除检查，不得贻误。另外，本人近日得悉，本市粮商向巴西购米也有2万5千吨之谱，还有7万吨尚在续议之中。是不是这样，万理事长?”

吴国桢把脸转向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

万墨林诺诺。

一切均在运筹帷幄之中，似乎没有理由不充满自信。

吴国桢决非浅薄之辈，但对就任后烧的“第一把火”——倚托南京方面的慷慨驰援，辅以凌厉的行政手段——他的自我感觉颇为良好。

会散了，从离席官僚零散的脚步中，吴国桢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淋漓之感。

第二天，上海各米号每百斤米的售价普通下跌4千至5千元不等，囤米纷纷出笼。

第三天，米价继续回落。

第四天，全市米价基本恢复到每担5万元左右。

第五天，米市开盘价为籼米每担48500元，不料维持未几，突然有人将价格上飏到每担5.5万元，米市顿形骚乱。吴国桢接报后，即令社会局前往干预。查明抬价系五昌米号老板荣永明所为，不容分说，将其押解到局，追究查办，以儆效尤。

6月4日，社会局长吴开先对新闻界称:已经抄获长江公司逃避登记之食米5千包，将先行配售于市府公务人员及警察局公役……

6月12日，监察院江苏区监察使署对4月份以来在政府向粮商发放低息贷款时营私舞弊、囤积居奇，操纵粮价的不法粮商，发出纠举公函。函涉大名鼎鼎的“米蛀虫”万墨林，以及成丰米行经理邢志刚、万昌新米号经理杨润畬、三泰杂粮行经理吴蓉生、厚生公司经理王巽之、长江公司业务主任庄汉章等。

11月25日，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在“粮贷案”的侦察终结后，对上述6名粮商及涉嫌此案的2名行政官员:上海粮政处的代理处务汪达人、调节科长任星崖等，一并提起公诉。

起诉书称：万墨林等藉政府发放低息粮食贷款之机，或冒领或转让贷款，囤积垄断，操纵米市；而身为粮官的汪达人等，竟消极不加防止，坐令商侩垄断市场之非法行为发生，使民食飞涨……

刚刚由警察局长继任警备司令的宣铁吾，公开发表谈话:“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矛头直指万墨林的后台杜月笙。

以军法治商侩——手段的错位本身就足以反映统治者思维方式的混乱和随心所欲的权力意志。

杜月笙当然不会甘于寂寞。只要是国民党执掌朝纲，就不可能有他疏不通的关节。只是，疏通关节需要时间。

强硬的制裁措施如同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在众粮商头顶炫耀着凛凛寒光。吴国桢更是逢会必讲:对于违反紧急处置办法的粮商定予严惩云云。然而，行政的、乃至司法的干预均非万能。押宝似的孤注一掷可以奏效于一时，却不能挽狂澜于长远。通货膨胀对于热衷于把钱财投入内战这个无底洞的蒋家王朝来说，已成狂飚突进之势，非个别人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可以疗治。除粮食外，棉纱、食油、菜蔬等民生必需品的价格全面暴涨。至1947年6月，法币的发行量，以每月递增1万多亿元速度流通于市。现实如此，吴国桢纵有三头六臂，又能如何?

1946年仲秋时节的萧萧落叶，对于雄心勃勃的吴国桢来说决非仅仅是物候意义的萎缩之兆。

工潮迭起，市场萧条，物价激涨，失业剧增……

这一年的秋天，正是新米登场之时，上海滩的众多米号偏偏出现了有价无市的反常现象。

粮食哪去了?

吴国桢的解释是：其一、奸商作祟；其二、原先来自苏北、山东、、安徽北部的粮食和猪肉，均告断绝。

1947年春，上海滩抢风盛行。3月份，连续有12家米店遭抢。饥馑足以使顺民沦为“盗匪”。

4月份，社会局召开物价评议会拟定食米新价为每担14万元。

未及一年，吴国桢就职后点燃的“第一把火”，已告薪尽灰灭。

对食米新价，吴国桢的态度是“并不承认，但亦不干涉。”

无奈，啃噬着一颗倨傲的心。

1947年6月，蒋介石就任“大总统”。新皇登基，大赦天下，乃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的必行“善举”。蒋大总统焉能居善不行?

“大赦令”下达。6月18日，被“粮贷案”搅得头昏脑胀、久迤不决的上海地方法院趁机下达判决：被告万墨林等8人，依法均在大赦之列，决予免诉……

吴国桢恼羞而不能成怒，悲乎哀哉!

此后，米价脱缰，放浪如一峰发情期的疯驼。

据载，至1948年3月，法币彻底崩溃前夕，由社会局配售给市民的限量米的价格，也已达每担240万元，遑论黑市。

岁月磋砣

天色阴晦，细雨飘漓，所到之处，几乎所有的弄堂都肮脏得令人不可容忍。成堆成堆散发出恶臭的垃圾，遍布上海滩的每一个角落。

几天来吴国桢在市民政处(1947年10月改制设局)处长张晓崧的陪同下，顶着濛濛秋雨，相继巡视了新成、老闸、江湾等几个区和浦东的高桥、洋泾等保甲区。在大通路一带，他访问了沿途商店和里弄居民，在贵州路、汉口路上，他了解了取缔摊贩的情况，在江湾的沈家行镇和杨家浜镇，他又详细询问了那里的户籍情况、居民生活和商业布局。

“问民疾苦”，倘若仅止于“问”，对吴国桢来说，并不需要勉强，他自信在自己的血液中尚不乏这点民主精神。然而“问”不过是手段，目的在于改变它。大通路斯文里居民住房的拥挤状况和环境的肮脏程度，使他过目难忘，引以为耻。那些蓬头垢面、满脸菜色的母亲们，那些腰背伛偻、苟且在低矮潮湿的棚户中的耄耋老人们，和吴国桢所处的那个达官阶层的生活，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相对于眼前，那种荒淫奢侈、纸醉金迷的生存方式，岂非愈益显示出它的不合理性。

以草民百姓的命运相衡之，素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大上海顿显其轻。

触及所有制形态的思考是难以深入的。人各有志，无法勉强。事实上吴国桢一生也未曾转变为公有制的拥戴者。他同台湾当局的分歧，始终停留在技术手段和具体制度的层面上。因此，他的“问民疾苦”的最终解决方式，也只能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竭力敷衍，留下鲜明的吴氏戳记。

对于卫生防疫，吴国桢号召市民“慎饮食，节起居，实行预防注射，不但为一人一家保健免疫，实际也就无异为全体上海人积德。”然而此类积德之举实行起来殊觉不易，盖因战后的上海，“多数人生活的不安定和一般生活水准的低落，人口过形集中，营养大抵不良，更加卫生上种种的不够，时疫的因素者还存在着，一有发生，极易传染，这情形实在是很可怕的。”为了防止这种“很可怕的”局面的发生，吴国桢几乎是在哀求:政府“目前虽不能为市民增加许多福利，但在消极的保健上，必然愿尽全力去做，不过单靠政府的力量，还恐怕不够，所以更诚恳地希望全体市民予以合作。”

政府的力量，岂止“恐怕不够”。吴国桢清楚地知道，战后，偌大一个上海仅存垃圾车20辆，还经常爱闹点情绪，搞搞“抛锚”之类的小动作。此后难民救济总署增拔15辆车给市政部门，那也不过才35辆。这点运能，相对于垃圾成山的大上海，不过杯水车薪。吴国桢的拳拳之情固然感人，然而严酷的现实并不归顺于他的感化，就在吴国桢初长上海的1946年5月至11月，上海滩霍乱大流行，各种行政的、技术的手段均于事无补，吴国桢终于亲历了他所最最忌讳的“此兴而彼仆，朝笑而夕僵”的凄惨的一幕。

对于住房，吴国桢不仅缺乏解决的手段，而且缺乏解决的自信，尽管在表面上他从不愿公开承认。他曾经向报界宣扬过蒋介石为解决南京的房荒而手订的原则：“5人以上限住2间，6人以上可住3间，最多不得超过4间。”

对于或露宿街头，或蜷伏于“滚地龙”中的芸芸苍生来说，这条原则就如同”何不食肉糜”的典故中所记叙的故事一样荒谬不经。糠稗尚不足以果腹，肉糜岂非画饼?

“最多不得超过4间”的限制，对于赤贫者是荒诞的，对于权贵们又何尝不是空洞的?!

愚忠常使人变得愚不可及，中国历史上诸如此类的笑话多得简直不胜枚举。

堂堂哲学博士吴国桢亦未能免俗。

对于市政建设，吴国桢似乎很有点远大抱负。

1946年8月，由吴国桢出任主任委员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正式成立。

上海当代俊杰皆网罗于麾下。

工务局长赵祖康、立法委员李庆麟、天厨味精厂总经理吴蕴初、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总经理黄伯樵、京沪区铁路管理局局长陈伯庄、中央行政院主任工程师汪禧成、中央大学建筑科主任教授卢树森、建筑师关颂声、范文照、陆谦受、上海医学院主任医师梅贻琳……

还有圣约翰大学教授鲍立克……

不下30位专家学者和政界、实业界的头面人物济济一堂，共谋上海市政建设之宏图。

结果如何?

该委员会委员兼执行秘书赵祖康的一番话足资见证：

“本市都市计划，我人从事愈久，而愈觉其艰难。国家大局未定，地方财政竭蹶，虽有计划，不易即付实施，其难一也；市民谋生未遑，不愿侈言建设，一谈计划，即以为不急之务，其难二也；近代前进的都市计划，常具有崭新的社会政策、土地政策、交通政策等意义在内，值此干戈遍地，市井萧条之际，本市能否推行，要在视各方之决心与毅力而定，其难三也。”

“大上海都市计划”前后3易其稿，费时2年以上，内容广涉人口问题、土地区划、道路、港埠，及内河、铁路、空中运输等诸多方面，甚至越江工程中的一系列技术细节，计划中均有详尽的涉猎。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衡量，“大上海都市计划”依然是高品质的一纸蓝图。

奈何岁月蹉跎，高品质的一纸蓝图至今依然是蓝图一纸。

进退失据

从1946年春到1947年夏，吴国桢初长上海已逾一年。这一年从表面来看，似乎与他同蒋家王朝的分道扬镳构不成因果，实质至为关键。这一年是吴国桢从雄心勃勃到心灰意懒，从跃跃欲试到焦头烂额，最终完成“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政治觉醒的起点。

这一年多时间里还有两桩史实值得追述。一是发生在1946年秋冬之时的“摊贩事件”，另一是1947年夏天震惊朝野的“金都血案”。

“抑米价、平工(学)潮、修市容”，是吴国桢到沪后公开亮出的三大行政目标。撇开“抑米价”已成黄梁不谈，且看另外两项。

“修市容”是激发“摊贩事件”的直接诱因。

1946年上海摊贩业空前鼎兴。工厂倒闭、商业破产、农村凋敝的直接后果，是把大批失业人员逼向市井街沿。据统计，其时上海靠设摊为生的市民近40万。他们朝夕流动，不受控制，拒绝交纳税收及其他捐派，且对市容交通构成不良影响。在吴国桢“整理市政、改进市容”的基本思路框定下，是年7月，市警当局以“有碍市容”、“整顿交通”为由，宣布取缔设摊最盛的黄浦、老闸两区内的所有摊贩。以抽签方式，分期淘汰。

8月28日，摊贩5千麇集市政府请愿，要求收回成命。吴国桢坚不改口。

9月1日，溪口路一带专贩美军剩余物资的摊档，先行遭劫。

10月中旬，取缔之举蚕食般漫延。摊贩们要求划几个固定地段给予谋生，仍遭拒绝。

11月，警察带着“取缔不力，渎职论罪”的命令逡巡街头，凡遇抗命者，连货带人，一并掳掠。

生路决绝，众摊贩忍无可忍，群起反抗。11月30 日，3千摊贩赴市参议会请愿，随后包围黄浦分局，要求释放被捕同人。大批警察前往镇压，开枪打死7人，伤多人。

是日，吴国桢亲往黄浦分局，下令释放被拘摊贩，以图事态缓和。然而，局面已成不控。

12月1日，全市汽车电车被迫停驶，大部分商店以罢市声援摊贩。冲突中，又有10人被杀，百余人受伤，321人被捕。吴国桢邀集各方举行紧急会议，并于当晚发表广播讲话，劝告市民安份守己，商店照常营业。同时，淞沪警备司令部布告全市:实施紧急措置，对暴动者，格杀勿论。

卑微如摊贩之辈，敢以自身的鲜血，教吴国桢懂得了“高压”的可悲、专制的愚昧。

警方操作失当，或为激发民变的导索，然而，堵而不疏的根本决策出自新官上任的吴国桢，却为不容遮掩的事实。

“金都血案”发生于1947年7月27日午夜。

是夜，警察与宪兵在金都戏院(今瑞金剧场)门口发生冲突，随即双方搬兵，真枪实弹大打出手，上演了一出鲜血淋漓的“全武行”。

据事后统计，是夜警察死7人，伤4人，市民死4人，伤2人，宪兵仅1人轻伤。

次日，全市巡警、交通警公然罢岗，上海滩交通秩序顿时大乱，肇祸频频。

8月2日，3日，警察们又借公祭为名，出动大小车10余辆，取道南京路游行示威。

“平工(学)潮”乃吴国桢行政方略之要旨，可叹而今不仅工(学)潮抑平无术，就连摊贩和身负专制使命的警察，也加了“风潮”之列。

如果把“抑粮价、平工潮，修市容”作为吴国桢试欲点燃的三把火，那么时至47年夏天，这三把火均已烧到了尽头；如果说此前的吴国桢还富于“拔乱世，反诸正”的进取精神，那么此后的吴国桢则开始以迹近于怠工的消级无为来应付门面，直到下海南遁，再无大的动作出台。

“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身居各项矛盾焦点的吴国桢，能不对败象环生的国民党政权敏于感觉吗?笔者之所以敢作此推论，俱由于吴国桢拍发给蒋介石的第一封辞职电，便出自那个血腥味弥漫的夏末之夜。

激流勇退，不为乌纱所诱，是吴国桢人格框架中特显风采的一面。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一切身外之物，概不足惜。

无从得知蒋介石收到吴国桢的请辞电后的心态如何，我们只能从这位大独裁者的回电的语气中揣摩一二：

别无选择

紧接着就是民国走向全面崩溃的1948年。

吴国桢陷入了痛苦的自我矛盾之中。

一方面，形同尸位素餐的无为而治令其惶恐乃至厌恶，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谨守着人臣的本份，勉为其难地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然而只要他以市长的身份在位一天，他就必须为濒临绝境、困兽犹斗的统治者，承担一份共同的责任。这将使他20多年来苦心恪守、戮力保持的民主精神，溃于一旦，成为暴君屠夫族中的一员。

偏偏1948年的上海滩又是“好戏”连台。

仅仅1、2月份，可以在现代史上载上一笔的事件就有：申九惨案、舞女怒捣社会局、复旦等27所高校联合支援同济学运……

就是在应付同济学潮时，吴国桢以对学生运动的理解为标榜，以他一贯的民主形象为自信，出现在军警与学生相对峙的中间地带，大声疾呼。然而，他却忽略了吴国桢这个姓氏符号在这一场合、这一瞬间出现，绝不单纯是个体生命的象征，所以，他被愤怒的学生打趴在地，眼镜打飞，身上多处软组织受伤也是势所难免。

学生打的是专制加权贵，双重意义上的吴国桢。

内心意志与肉体表征的不同负载，几乎使吴国桢病变为人格分裂症患者。

白天，他依然是勤勉有加、兢兢业业的好市长，然而入夜，或他独处静思时，灵魂的搏杀有始无终。于是，持之以恒地向总统府、向行政院拍发请辞电，便成为这一时期吴国桢公务之余的一项重要内容。

仅据现存的档案资料统计，从1948年6月，到1949年4月吴国桢自说自话地卸任而去为止，请辞电就达8份之多，尚不知有否遗漏。

1948年6月8日，吴国桢向南京行政院发电云：

(文中所称的“公用事业调整”，系指2个月后即将实施的币制改革)

同月29日，第二封急电，又经吴国桢炮制后飞向云空：

两封电文，自然又没能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吴国桢并非不懂阴阳之道精微深奥的迂腐之辈，在迭次请辞遭驳的情况不，开始学乖。在以后一个时期中，他的请辞电将困难与要求提得十分具体，阳求罢免，阴以要挟，权术之味颇浓。

1948年8月19日，他在给翁文灏的电文中写道：

“……参议会建议市府向中央银行贷款约八万亿至十万亿元，以弥补各公司之损失。职明知中央对此亦有困难，但在此情形下务恳钧座转中央银行于月底前照借，俾以济急，否则事态演变，有非职所能逆者。”

谈完借款再谈补贴：

“……上月因通货膨胀率过高，不能维持，呈奉钧座准拨一万四千亿补助，始克渡过……本月份最少即需中央补助三万亿，下月更不堪设想……”

最后是:“职自省才力实有不逮，若勉强承乏，终必贻误国家，务恳钧座早日遴员接替……”

翁文灏和行政院只能向吴国桢低头——

就在翁文灏回电前的8月19日，金融闹剧——币制改革办法已由行政院公告全国，此即电函中所称“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办法。”太子蒋经国，携“上方宝剑”亲临上海，效李斯严刑峻法，强行推行“币改”。吴国桢对蒋太子“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强硬措置虽十分感冒，却也奈何不得，顾自编织理由，继续请辞。

8月25日，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这样描述自己：

“才力不逮，休养不足，近日更感思想迟钝，性情激变，冲动时发，言语失中，若再因循敷衍，不独深恐偾事，且恐无以对钧座……”

8月28日，蒋介石回电，言含愠责：

“在此币制改革之际，正应负责主持，为国为民，竭诚尽职，何可言辞。希勉为其难，切勿稍萌消级，以免动摇人心……”

看来，蒋介石的态度对吴国桢还是有震慑力的，此后的9、10、11三个月，再没见吴国桢有“稍萌消极”的请辞电。也可能他以其他方式请辞，笔者未见，不敢枉言。

1948年底，孙科继任行政院长，吴国桢乘隙再度发起请辞攻势，然而未果。1949年3日，行政院为何应钦主持，吴国桢故伎重演，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摆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一上来便声称：

“职以庸才承乏沪市，已届三载……自四月一日起再难负责，敬请鉴原为祷……”

8天后的3月30日，在未见何应钦回电的情况下，吴国桢擅自发出“哀的美敦书”：

职前电陈自四月一日起再难负责，谅蒙钧察。现定自四月一日起即将所有公务交自秘书长陈良代拆代行，所有人事经费及各项行政亦由其全权代理……”

3月31日，南京方面仍未及作出反应，吴国桢一反以往“忠臣”面目，径自决断向市府各职能部门下达训令：

4月1日何应钦回特急电:“……准给假一月休养……”4月8日，何应钦再回急电:“深冀善自调摄，早日康复，并如期销假……”

直到5月2日，行政院才正式致电上海市政府：“五月一日本院第(57)次会议决议，上海市长吴国桢呈请辞职，情词恳切，应予照准……”

而这时，吴国桢离开上海已逾半月，上海解放的炮声，即将隆隆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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