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2019年經濟工作。
會議指出，繼續打好三大攻堅戰，著力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工作，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進一步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提振市場信心。
會議強調，明年要繼續打好三大攻堅戰，按照已確定的行動方案，針對突出問題，打好重點戰役。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推進先進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提升國民經濟整體性水平。紮實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鞏固發展“三農”持續向好形勢。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發揮好各地區比較優勢。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
對於當前國際環境和國內條件的變化，政治局會議指出要保持戰略定力，加強協調配合，聚焦主要矛盾，把握好節奏和力度，努力實現最優政策組合和最大整體效果。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近期採訪了多位首席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者，探究何謂最優政策組合。受訪專家認為，
應通過擴內需等政策，來應對經濟下行壓力。2019年財政政策更趨積極，赤字率上升、減稅力度加大、支持基建投資；貨幣政策穩健中性，保持適度流動性，定向降準扶持實體經濟；監管政策可能適度放寬，增加信用供給等。著眼於高質量發展的改革，為市場所期待。政治局會議強調，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
宏觀政策將更趨積極
“為應對經濟增長進一步下行的壓力，實現中高速增長目標，宏觀政策適時適度逆向調節可能性很大。預計2019年宏觀政策將更有針對性，既會有一系列具體的短期政策，也會有相應的中長期應對舉措。”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
市場普遍預計，2019年政策會更趨積極，且財政政策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舉措，在財政收入增速放緩背景下，進一步提高赤字率似乎成為必然的選項。
連平指出，隨著經濟增速趨緩，2019年財政減收壓力加大，赤字率可能提高到3%以上。在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約束下，為支持基建投資，地方專項債券規模有望擴大至1.5萬億-2萬億元。
2019年應當繼續推進結構性減稅，推進增值稅改革，探討下調企業所得稅率，加快個稅改革落地。“減稅降費要從結構性減稅過渡為全面總量性減稅，但也需要關注局部區域財政收入困難的問題，特別是基層財政收入短缺可能帶來的民生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院院長劉元春表示。
2018年去槓桿、強監管、去產能等政策疊加下，部分民企融資受阻，生存愈發困難。2019年政策執行上會提高協調性，避免多項政策疊加帶來明顯的緊縮效應。
國泰君安全球首席經濟學家花長春表示，2019年宏觀政策定調可能維持不變，但實際執行上可能是雙雙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
更積極的財政政策，需要面對財政減收的壓力，貨幣政策同樣需要兼顧不同目標，在穩增長和防風險間實現平衡，這些都造成具體政策執行上的分歧，比如赤字率是否突破3%，是否降息等。
“降息可能出現中美利差多年以來的再次‘倒掛’，進而加重跨境資金流出壓力，可能不會成為央行未來一段時間內的政策選項。”連平指出。
增加預案應對不確定性
政治局會議強調，要辯證看待國際環境和國內條件的變化，增強憂患意識，繼續抓住並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堅定信心，把握主動，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表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繼續降稅減費，提高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水平和赤字率，並做好應對經濟下行的財政政策預案。
中美貿易摩擦是外部不確定性的一大來源。連平指出，中國需要保持戰略定力、加強政策協調、及時糾偏調整，紮紮實實辦好自己的事情來應對不確定性。一方面，關注外部最新動向，及時採取有效應對措施；另一方面，要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續做好“六穩”尤其是“穩預期”工作，推進擴大開放，加快建立扶持民營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指出，
從長期看中國企業要提升技術含量，降低對外國技術的依賴。花長春指出，在全球經濟規則之間競爭、技術競爭等方面，更多的是通過開放、改革來“做好自己的事”，提升企業效率，使得經濟體制更好地支持技術創新。
除了外部衝擊，國內環境的變化也需要加以應對。
新時代證券副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指出，2019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是基建投資增速能否回升，起到穩增長作用。制約基建投資的因素，可能依舊是資金來源和地方積極性兩方面。
“當然，基建投資只能用於短期穩定經濟，中長期來看，還要通過加快城鎮化進程、打破中產階級消費升級約束等來擴內需。”潘向東指出。
以改革提振信心
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著力激發微觀主體活力，還提出要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
祝寶良指出，我國經濟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提高微觀主體活力，增強企業和居民信心，這就需要保護產權、降低稅費負擔、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切實降低生產成本和生活負擔。
劉元春指出，企業家真實投資意願低迷，消費者消費基礎被削弱，地方政府激勵機制有待改善，中國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發生變異，是2019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需要利用新一輪全方位改革開放，及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進行化解和對沖。
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各方對進一步改革開放有共識。祝寶良表示，必須堅定不移地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推進國企、財稅、金融、市場準入、對外開放等領域的政策落地，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保持經濟基本穩定。
“穩信心不僅僅在於某些宏觀指標的短期穩定、跟隨市場情緒的定向幫扶，更在於市場主體對長期戰略問題有清晰、明確和科學的解決方案，在於基礎性問題上真正的改革，為未來提供可期的公平競爭環境。”劉元春表示。
劉元春認為，改革的重點應該放在基礎性、引領性、全局性方面，即政府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和國企改革上。
連平也指出，重點改革應包括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國企國資改革、產權和要素市場改革，各領域改革應該協同推進，集中釋放改革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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