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誕是最無辜的，他沒有初心，沒有慾望，甚至看上去沒有野心，只有怯弱和畏懼。
李誕也並不無辜，他是時代的清醒者，也是時代的荒唐者，終究還是沒被放過。
這位習慣淺薄如水，又習慣讓人猜測的佛系青年，消失了近二十天後，發了條微博：“海多髒啊。”
與他的家鄉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高原草場相比，海的確很髒。可海並不淺，他深知，在城市這片海里，在互聯網這片汪洋裡，沒有誰能比誰乾淨。
他理解內蒙人的宿命就是窩在家裡喝死，“我們能做的就是隨波逐流，盡人事，聽天命。”
可是內蒙古只有草原，沒有海，只能田園牧歌，很難隨波逐流。
節目上，他吐槽田園牧歌的生活：“內蒙的蚊子像麥克風一樣大，還沒有廁所，人們就在草原上方便，為了驅趕蚊子，必須不斷晃動屁股......在城市生活，田園牧歌是田園牧歌，在田園生活，田園牧歌就這一首歌......所以，只有城市才能讓生活變得更美好。”
2007年，他高考落榜，復讀一年後，為了以後上廁所不被蚊子叮咬屁股，選擇了2700公里以外的廣州華南農業大學。
後來幾年，他常說自己的故鄉是廣州，是上海，是長沙，都有人信，唯獨說內蒙沒人信。
家鄉對他來說，或許是一種不限於屁股上的疼痛。
大學期間，他便陸續結識了廣告人東東槍，音樂人紅料，作家劉天昭，以及編劇鸚鵡史航。
大二時來北京看阿城的講座，看到了蔣方舟，作為同時代人，蔣方舟仿如同一面鏡子，讓他羞愧難當，於是沒敢發言。
直到他在《南方人物週刊》實習時，真正認識了蔣方舟，併成為好友。
當時他們有一個共同圈子，大家聚在一起，談奧地利學派，談自由主義，也會談具體問題，比如：個人應不應該擁有原子彈，火車票應不應該漲價，黃牛是不是好事等。
那時蔣方舟絕想不到，將來這位“目光如鼠”的青年會站在舞臺中央，風頭遠超過自己。
成名後的李誕，有一次在微博上發出了和王思聰的合影。蔣方舟看到後感到驚訝，提醒他：“沒有什麼好惡，還是希望你對名利場更警惕一些。”
“對李誕來說，因為他太聰明瞭，聰明人非常會給自己現階段的行為以合理的解釋，他們錯不到哪兒去。”後來接受採訪時蔣方舟說。
其實在互聯網上，沒人能比他更謹慎。
香港書展，蔣方舟對他發出演講邀請，他覺得敏感，推掉了；新浪微博提請大V在春節聯歡晚會播映前後注意言論，他遵守了；去日本玩，不敢發照片，怕被人說精日。
這麼謹慎的一個人，還是在酒吧裡惹到了麻煩。哪怕他什麼都沒做，但互聯網不會給你糾錯的機會，粉絲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們能捧出來一個人，也能殺死一個人，你怪他們婊子無情，他們說你戲子無義，爭論毫無意義。
他太聰明，太瞭解網絡，“隨時準備煙消雲散”，也意味著隨時可以捲土重來。事件被曝光，他消失了近二十天，迴歸微博後，彷彿一切都沒發生過。
他承認自己是個很虛弱的、很懦弱的人，彷彿對自己的前景有所預料，試圖提前堵住別人的嘴巴。
“充分暴露，泥沙俱下”是在沒有泥沙的情況下說出的，真若有了泥沙，誰也不敢這麼說話。現下的環境，只要你敢暴露，就有人敢給你曝光，沒有誰能真正安全。
一個熱詞的誕生，必然會有個實體與之對應。李誕是“佛系”的代表人物，當“佛系”這一熱詞逐漸淪為殘羹冷炙，並令人心生厭倦時，觀眾便連同將當初的偶像一起拋棄。
偶像的產生，向來都是觀眾的一廂情願，為了如他們所願，偶像們也便跟著演了演。
作為偶像本人，哪怕你當初並不想要，哪怕覺得不值得，可分明也在享受其中。
池子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他的另一面，當池子在微博上暴露出直言不諱、敢作敢為的一面，聲稱要砸顯示器，“別讓國旗絆住你的腳”時，遭到粉絲群起而攻之。
那時的李誕正藏在酒吧裡的暗處，享受著情緒得到了發洩又不用承受任何代價的喜悅。但是代價同時也藏在暗處，轉角就撞了個滿懷。
謹慎乃至懦弱，並不意味著安全。
他熱愛佛祖，但他並不是佛，佛祖說的都有道理，但沒人能成為真正的佛，真正的佛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凡人追求這種境界，本身就是一種慾望的體現。
自稱虛無主義的他顯然並不虛無，從逃離內蒙的那一天起，他便活在慾望的痛苦裡。
成名之前，這種慾望可以用佛祖的諄諄教導加以排解，成名之後，這種慾望便潛藏在他對“佛”更深的一種理解之中。如若真能做到“本來無一物”，又怎能染得上塵埃？
喜歡月亮的人，是不會說出自己野心願望的，他連喜歡月亮都不會說出來。
尼采說：“理想這個謊言從來都是對現實的詛咒。”人類本身被理想這個謊言所矇騙，使自己的天性降到最低點，並且變得虛假。
所以，說過上帝死了的尼采，後來把自己逼瘋了。
李誕不想瘋，他親眼見到身邊的作家朋友們把自己搞的人不人鬼不鬼。所以他沒有信仰，也否定理想，為了不把自己搞瘋，寧願做一個“精緻的世俗主義者”。
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
他雖然是佛祖的粉絲，但他並不信佛，也許是不敢信佛。
瞧瞧這花花世界，為什麼要六根清淨？從佛經中汲取佛義便可，最終還是要下山還俗，在現實中得以應用。
蔣方舟對他說：“你對我的痛苦一無所知。”
李誕回：“你對我的快樂一無所知。”
蔣方舟：“你並非真正的快樂。”
李誕：“你也並非真正的痛苦。”
蔣方舟：“那到底什麼是快樂，什麼又是痛苦？”
李誕：“不知道，大概就是人間不值得。”
一年前，《脫口秀大會》最後一期錄製的前夜，東東槍和李誕喝得大醉，他第一次發現，李誕之前的苦鬱不見了，有了人生得意須盡歡的感覺。
“他現在是一個醉眼眯斜打量調戲世界的樣子，我就盼著這樣一個年輕人調戲世界的一天，去完成我們想完成但完成不了的心願。”
李誕基本完成了這個心願，並深刻地意識到，這個世界只能調戲，不能批判。
他把調戲這條路走得暢通無阻，同時也對批判耿耿於懷，時而加點批判的顏料進去，使語言更為豐富多彩。
而這已經是他對囚困於精神之內的理想，最大程度的開發了。他不敢再繼續開發下去，怕理想資源枯竭，更怕挖到內心深處，發現自己原來真的沒有理想。
19世紀70年代，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誕生過一位著名草原詩人嘎莫拉，一生擔任過幾類官職，由於他對當時zhengzhi的腐敗有所瞭解，常常借酒洩憤，喝完酒便詩興大發。
在任管旗章京的第二年，因觸犯了官方利益而獲罪受刑，隨後被撤職，從此告老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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