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兩篇文章很受啟發。
第一篇是高建華“中小企業邁向大企業之路——從經營向管理的轉型”，這篇文章提出中小企業要想繼續做大，或者說生存的更長遠一點，需要解決幾個關鍵問題：戰略管理，監督約束機制的建立，客戶關係與信息反饋系統管理，員工信息反饋系統管理等等。
第二篇是頭條自媒體“生猛歷史”文章“不見義勇為就要連坐，暴秦的審案制度瞭解一下”，這邊文章詳細介紹了秦朝的審案制度，用一句話總結的話就是與現代案件審判制度別無二致。這個本身沒什麼，有意思的商鞅建立了這一套還算完善的審案制度，等到逮捕他的時候他卻逃跑了，並在逃無可逃的時候被迫起兵，最後兵敗被殺了。
順帶著說一個知識點，商鞅是兵敗被殺，後來車裂的只是的屍體，而不是或者被車裂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來秦國後來的當政者是多麼恨他。
這兩篇文章看起來好像沒啥聯繫，八竿子打不著。但讀完這兩天文章，卻促使我在考慮同一個問題：即管理中的不相容崗位職責分離原則。
1、不相容崗位職責分離是管理的前提與核心
先看第一篇文章，裡面提到關於企業從經營到管理轉型所涉及內容，包括戰略管理、監督約束機制、客戶關係與信息反饋以及員工信息反饋，這些東西其實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決策、執行與監督機制的責權分立問題。
先說戰略管理，對於公司決策者而言，戰略管理是其職責，相應就有權也需要監督執行者的執行情況；對於執行者而言，戰略管理是輸入，戰略輸入錯誤則執行效果必然不佳，戰略無誤，執行出現問題才屬於執行者的問題，因此就有權利要求決策者輸入正確的戰略，否則執行者將不承擔結果不佳的結果。
再說監督約束機制，這個是執行角色與實施角色的責權分離，實現有效監督約束，則執行效果不佳責任多半在戰略；為實現有效監督約束，則執行效果不佳責任在監督約束乙方。
分析了這兩項，我們就可以發現，只有不相容崗位職責分離，我們才能搞清楚如果成功了，我們是成功在了哪裡，失敗了則敗在何方。反過來如果還是沿用中小企業經營方式，職責分工不明確，大家一塊商量著做的方法，那麼時候就很難搞清楚到底是哪一塊做的好，哪一塊做的不好。自然，就很難有效的針對問題進行改善提升。
2、不相容崗位職責分離也是對管理者保護
說到第二篇文章，從歷史記載看，商鞅做事是狠辣了一點，但他大節上無愧於秦國。有兩點可以證明，第一秦孝公死之前有意傳位於商鞅，被他婉拒了；第二他知道太子駟與他有隙，但他也沒有反對。
但是即使是商鞅大節無愧，而且作為當之無愧的治世能臣，在被通緝之後，即使是有他自己一手建立且與現代一般無二的審判機制，他依然不相信法律可以保護自己，而是被迫逃跑，甚至被迫起兵，最後落了個身死族滅的下場。
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但歷朝歷代的改革者卻極難有好的下場，到底是什麼原因所致呢？我想，缺乏基本的不相容崗位職責分離意識是重要原因之一。
先說司法審判機制，常見的有立法權、執法權與審判權的分離，這三項權力是相輔相成、互相制約的。當然，除此之外，現在司法體系實現了執法權與檢察權的分離，海洋法系國家還通過陪審員制度來追求對法官權力的制約等等
而在商鞅變法的時代，商鞅之所以不詳細法律可以保護自己，最大的原因是立法權、執法權與審判權都繫於一身。
在位的時候，權力集中固然可以迅速排除雜音，保證管理意圖落地。然而一旦失去權力，那麼另外的人如果想判其有罪，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修改法律，或者更粗暴一點，莫須有也可定罪。
再從另外一個維度來看，為什麼後來的人一定要置商鞅於死地，根子上是積怨太深了。或多或少，商鞅在位的時候制定的很多政策均有很大爭議。但是那個時候並沒有有效的反饋與制約渠道，甚至商鞅自己都不知道原來有那麼多的反對聲音。早知如此，可能就沒有當初了。
企業管理中，很多的貪腐腐敗其實並非這個崗位上的人壞透了，有的時候是不知不覺的，從小恩小惠，說不上對錯的佔點便宜，慢慢的滑入了貪腐的深淵。之所以這個人能夠由小錯到大錯，個人當然是主因，但很大程度上，缺乏監督制約機制，第一次犯錯時沒有提醒警告，這種制度缺陷才是我們更需要警惕與關注的。
因此，在防範貪腐上，有一句話總結的非常經典：首先要是不能貪，從授權機制、權力制衡制約機制、績效考核上不給貪腐的空間，想貪都沒機會談；第二才是不敢貪，通過有案必查，有錯必懲來給予足夠壓力；第三則是不願貪，通過組織氛圍、文化導向來引導人、教育人。
總結：
1、不相容職責分離，是管理的核心與前提，只有從機制上讓大家只有機會做事，沒有條件犯錯，組織整體才能長治久安，保持康健。
2、對於組織管理會產生成本，甚至導致看起來會影響效率。但是從長期看，慢就是快，不犯錯、少犯錯帶來的效率提升要遠遠超過短期的一點效率與成本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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