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下江南,原來如此!

康熙皇帝曾經六次巡幸江南,乾隆皇帝也效法皇祖,六次南巡。

乾隆認為,自己一生幹了兩件大事:一件是“西師”,率軍西征,平定西北;另一件是“南巡”,在前後30多年中,六次巡視江南。可見下江南在乾隆心目中意義非同小可。

乾隆皇帝下江南,原來如此!

在當時的條件下,皇帝下江南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從北京到江浙,往返6000華里。那時沒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車裝船載,馬拉人扛,來回一趟,至少需要三五個月的時間。每次出巡,皇帝帶領的皇親國戚、文武百官、衛隊侍從有兩三千人,動用五六千匹馬,四五百輛車,上千只船,需要耗費一二百萬兩白銀。乾隆第六次南巡時已是74歲高齡了,如此長途跋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為什麼皇帝卻不辭辛勞連續南巡呢?

按照乾隆皇帝自己的解釋,他下江南有四條原因:一是江浙官民誠心恭請;二是朝中百官一再建議;三是江浙人稠物豐,地位重要,應當親自去考察民情戎政;四是恭奉母后,遊覽名勝,以盡孝心。這些說法不過是一種官樣文章,其實乾隆心中有著更重大更深層的用意。

第一,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江浙一帶是中國著名的魚米之鄉、豐饒之地、工商中心、財賦重鎮,是清政府的主要“糧袋子”和“錢櫃子”,維繫著朝廷的經濟命脈。在當時,江浙交納的糧賦佔全國的38%,稅銀佔全國的29%,關稅佔全國的50%。當時鹽課銀是僅次於田賦的第二大財政來源,鹽課銀的60%以上來自江浙,僅揚州鹽商每年上交的鹽課銀最多時達600萬兩。京城每年需要的400萬石糧食,2/3從江浙漕運進京。如果沒有江浙的巨大財力支持,就不可能造就乾隆盛世景象。每次南巡,除了確保這些正常的國庫收入以外,皇帝和權臣還通過攤派、贊助、買官賣官、敲詐勒索、行賄受賄等手段,向江浙的官員和富商撈取許多私房銀。可以說,牢牢控制江浙,充分調用當地豐厚的財力物力資源來支撐龐大的清朝帝國,是乾隆下江南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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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江南出才俊,自古多風流。江南是一個人傑地靈、英才輩出的地方。在清代產生的114名狀元中,江蘇人有49位,佔到43%。設在南京的江南貢院是全國最大的科舉考場,考生達2萬多人。清代的狀元一半多出自江南貢院。乾隆下江南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安邦治國發現人才、培植士類、籠絡人心。在六次南巡中,乾隆確實從江南物色了大批政界能臣、飽學之士、學界泰斗、書文大家。每次南巡,乾隆都要會見文人士子、名流縉紳,並親自命題考試,對考試優秀者特批擴招“生員”名額,特賜“舉人”稱號,當場授予官位,以爭取名士,宣揚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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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江浙也是明末移民眾多的地方,反清思想廣有市場。乾隆南巡時,一方面對文人士子採取懷柔籠絡手段;另一方面又嚴加思想控制,對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嚴厲打擊,大興文字獄。清朝是歷史上文字獄最盛的時候,而乾隆執政時又是清朝文字獄的最高峰,罪名之荒唐,株連面之廣,手段之殘酷,遠遠超過康熙、雍正。乾隆較高的文化修養助長了他的文化神經質和思想多疑症。其中最典型的一件文字獄,就是在乾隆首下江南後,有人冒充大臣奏稿,批評乾隆下江南時奢侈浪費、嚴重擾民、賞罰不公等問題,乾隆大怒,下令在全國追查這份偽奏稿的炮製者和傳播者,被關押、撤職、殺頭的人不計其數。

第三,江南是重要的水利水患之鄉。尤其蘇北地區是黃河、淮河、運河交匯之處,像洪澤湖、高郵湖等都是“懸湖”,一旦氾濫,淮安、揚州、泰州、南通、鹽城等地則是一片汪洋。乾隆在《南巡記》中稱:“六巡江浙,計民生之要,莫如河工堤防,必親臨閱視。”清朝每年固定的河工“歲修銀”佔到全國財政支出的1/10,是當時最大的基本建設項目。每次下江南,乾隆必到洪澤湖流域巡查河防工程。六次南巡中,乾隆共發出數百條治水命令,實施了多項重大水利工程,動用了幾千萬兩白銀,對減少水患、保護田園生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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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江南是“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山川風光秀美,人文資源豐厚,金粉佳麗眾多,用明朝皇帝朱元璋的話來說是:“佳山佳水佳風佳月,千秋佳地;痴聲痴色痴夢痴情,幾輩痴人。”在乾隆時期,長江運河兩岸的都市商業繁華、人氣旺盛。當時全世界50萬人口以上的大都市有十座,江蘇佔據其三——南京、揚州、蘇州。南京人稱“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家”,十里秦淮,九曲金波,六朝金粉,一簾幽夢。蘇州園林,享譽天下;蘇州刺繡,巧奪天工。再加上小橋流水,粉牆黛瓦,充滿著詩情畫意。揚州更是富商雲集,美景、美女、美味,一應俱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可見當時的揚州是一個著名的夢幻之都、休閒之都、消費之都。皇帝來到江南,看得開心,玩得盡興,吃得可口,購得滿意,當然是樂此不疲、頻頻光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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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江南的園林,乾隆更是情有獨鍾。每次下江南,他都帶來一些畫師,把江南的一些著名園林描繪下來;而後,在北京頤和園、紫禁城、承德避暑山莊中,對蘇州獅子林、杭州西湖十景、無錫寄暢園、鎮江金山寺等園林景觀加以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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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皇帝出巡,安全第一。江蘇沒有高山峻嶺、荒蠻之地,盜賊流寇難以藏身。特別是江蘇人稟性溫順,循規蹈矩,不狂不蠻,安分守己,加上日子比較富庶,屬於那種“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地方,是少有的一個良民區、順民區、治安模範區。皇帝到這裡,兇險較少,安全可以得到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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