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度搜索欄裡輸入“芬太尼”三個字，第一條不是關於這個名詞的解釋，也不是資訊或廣告，而是一個藍色的長條框。框裡八個字：健康人生，綠色無毒。後面緊跟一條鏈接，點擊，直接跳轉中國禁毒網。這是一種強效麻醉性鎮痛藥，適用於治療疼痛和手術鎮痛，其鎮痛效果約為嗎啡的80倍。但同時，它又是繼傳統毒品、合成毒品之後的第三代毒品——“實驗室毒品”中的重要成分。據國家禁毒辦稱，2012至2015年間總計僅發現芬太尼類物質6份，而在2016年發現的新精神活性物質中，芬太尼類物質有66份。因此，從2017年3月1日起，公安部、衛計委、國家食藥總局決定將卡芬太尼、呋喃芬太尼、丙烯酰芬太尼、戊酰芬太尼四種物質，列為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制品種。但新的替代品還在源源不斷地研發，和監管比速度。
中美破獲製售“芬太尼”大案
被告人一走進法庭，旁聽席上就響起了家屬們低低的啜泣聲。
出現在法庭上的被告一共有9人，案件則是2017年中美聯合破獲的一起跨國售賣芬太尼的要案。2018年11月29日，該案在邢臺中院開庭。
2017年8月，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在調查一起芬太尼毒品案件時，發現一名中國籍嫌疑人涉嫌販賣芬太尼，美方即向中國禁毒委員會提供了線索。
根據美國新奧爾良市提供的線索，邢臺市橋西分局刑偵大隊開始實施抓捕計劃，最終，焦點匯聚在橋西區一棟住宅樓裡。嫌疑人王某租用一間住宅，成立“湯神科技生物有限公司”，後又與另外兩名嫌疑人夏某強、夏某璽合夥開了另一家公司，兩家公司均招聘數名英語好的業務員，“翻牆”在境外網站上發帖銷售“醫藥中間體”（即新精神活性物質）。收到國外訂單後，在國內通過中間人介紹，交由化工廠家生產芬太尼、阿普唑侖、卡西酮類等列管藥品。
找到王某並不容易。一直到11月，警方才鎖定其工作室，在業務員“開工”時，一舉抓獲了所有人員。
“他們根本就沒料到會有人來抓捕，桌上電腦都還開著，還在跟外國客戶交流。”橋西公安分局禁毒中隊長李隊長說。
順藤摸瓜，2017年12月，中間人蔣某、楊某以及生產商劉某等涉案21人全部落網。在法庭上，被告均向法官表示認罪。
但同時，除了生產者劉某，其餘被告均稱，自己對這種經常提起的“芬太尼”並不瞭解。劉某向法官陳述，當中間人蔣某給他芬太尼的CAS編號後，他專門上網查了一下，發現該物質為國家列管藥品，遂告知蔣某“是管制品，不能做”，但蔣某跟他說，讓他做一兩克拿給客戶看，發個測試報告，看客戶認不認可。於是，他便製作了少量的芬太尼。
“我知道它是列管藥品，但列管藥品並不等於毒品。”劉某辯稱。
禁了一個，十個“新品”冒出來
根據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條，所謂毒品，是指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中國公安大學偵查與反恐怖學院副教授、禁毒研究專家包涵告訴深一度記者，本質上，毒品和藥品之間在藥理屬性上並無明確界限。一部分毒品其實已經幾乎沒有藥用價值，譬如冰毒，此類毒品很容易與藥品進行區分。但仍然不少毒品同時也是藥品，例如嗎啡、鴉片等，在這種情形下，依靠藥理屬性就很難對它們進行區分。
“列舉到管制目錄中的藥品，從法律定義上看，就可以視為毒品，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除了區分毒品和藥品之間的界限，還有如何把這個毒品本身的概念和列管名單中的藥物之間的區別，形成一個普通人能感知的程度。一般人對於已經形成固有觀念的毒品，可能有比較敏感的認識，例如海洛因、可卡因、冰毒，但對於新興的毒品，大家可能很難形成這樣的印象。”
劉某、蔣某以及跟境外客戶聯繫的王某，在這條界線上反覆“試探”。根據蔣某的供述，她才是那個根本什麼都不知道的人，“以前有客戶跟我說這個東西不是管制的，後來劉某也跟我說，這個東西不是管制的。”
而負責生產的劉某則稱，第一次做了芬太尼的樣品後，蔣某遲遲沒有消息，很久之後，突然又跟他取得聯繫，告訴他，有人做了芬太尼的替代品，成了列管藥品，問他能不能研發新的芬太尼替代品。於是劉某便買了兩千克原材料，做出了4種芬太尼替代品。後正式售賣的有3種。
“我以為芬太尼加了其他東西，就不是芬太尼了。”劉某說，在他看來，這是一種混和物。
而所謂“第三代毒品”，其實就指如芬太尼衍生物此類的新精神活性物質，又稱“實驗室毒品”，在包涵看來，其合成本身就帶有明顯的規避法規的屬性。“這種物質一般缺乏藥用價值，它們被合成出來，就是為了故意去規避這（列管）附表。你管了什麼，我就盯著附表目錄來做一個裡面沒有的。”
實驗室毒品變化極快，猶如九頭蛇海德拉，砍掉一個，便以極快的速度重新長出兩顆。立法機關將某種物質列入列管名單，很快就會有相似的十種“新品”冒出來。
作為藥品，芬太尼是有醫用作用的，但芬太尼進入列管名單後，有些不法分子，在芬太尼的鍵位添加一些其他的基團，成為了新的“芬太尼替代品”，如說卡芬太尼、丙烯酰芬太尼、戊酰芬太尼等。如今，共有23種芬太尼類物質被列入了管制名單管，但管制的速率，卻始終比不上開發一種新的芬太尼替代品的速度。
2017年中下旬，在邢臺的王某通過QQ聯繫中間人蔣某，從劉某手裡購買了300克芬太尼替代品，從中間人楊某處購買了1公斤阿普唑侖。
王某隻有小學文化，在法庭上，他告訴法官，他對於芬太尼的全部瞭解，源於在武漢參加的一次展會。他知道這種東西國家有限制，但不知道是不是毒品。由於他做外貿生意，主要做化工產品，有外國客戶跟他提出要求，他就想辦法去找生產。而警方亦向深一度記者證實，王某從2018年開始涉足此類產品生意，並不是其生意的主要部分。
同被羈押的王某公司的業務員，是一群年輕的女孩子，她們告訴法官，她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外貿網站上覆制粘貼廣告，“來應聘時，老闆說我們做醫藥中間體，具體是什麼不是很瞭解，只記得名稱是F開頭的。”王某給她們配備了專門的工作手機，當有客戶打電話來詢問報價時，業務員便將客戶詢問的名稱轉達給老闆王某，由王某來報價。前期的訂貨收貨、後期的發貨，都由王某一人完成。
致癮性難評估，如何量刑？
目前實驗室毒品的致癮性不好評估，“因為它太新了”。以前的毒品，經過大量的研究試驗後，從成癮性、社會危害性出發，通過《非法藥物折算表》對應到法律上的懲罰，標準清晰，便於量刑。但實驗室毒品更新速度快，研究和評估的速度跟不上。“很多毒販，包括製毒的人，都沒有專門論證過這個東西到底有多厲害，這就很危險。”並且，“實驗室毒品的靶向效應很強，你想要什麼樣的效果，現在基本上就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效果，且造價便宜。”
劉某承認，他並不知道自己生產出來的“芬太尼替代品”究竟會有什麼樣的功效。在此之前，他一直跟一些藥廠合作，生產非列管類的藥物中間體。劉某妻子說。他極少在家人面前提工作上的事，更別提主動製毒。
製藥和化工專業人員告訴記者，此類物質數量太多，即使業內專家，有時也做不到完全覆蓋。但毫無疑問，在專業學習中，或多或少會對“列管藥品”有了解，“至少養成習慣，做什麼東西前先去搜一下是不是列管。不是說列管就不能做，但自己心裡得有個底。”
一位藥劑行業的從業者告訴深一度記者，對於芬太尼，他只知道國家只批准幾個企業生產這種藥，但怎麼製成毒品、製成哪種毒品或者管制到什麼程度，他亦不是很清楚。
“類似新精神活性物質這樣的東西，有的還沒明確其藥用價值，因為其醫療用途可能需要長時間探索及科學的驗證和評估，我們在沒能明確這個物質的藥用價值之前，很難把這個東西和毒品區分開，同樣的物質，用在醫療上就是藥品，用在非法的場合，它就是毒品。”
在庭審現場，律師們亦指出，目前尚未有證據表明，本案中流通出去的藥品被用於非法用途，“被管制的藥品不等同於毒品，流入非法渠道的才是毒品。”生產者劉某的辯護律師張雨如此強調。而王某的律師李克非則告訴記者，對於列管藥品，信息傳遞仍比較滯後，“包括此次起訴書上設計的一種藥物，從百度上都沒有搜到。”
“實驗室毒品”的管理之惑
在我國，流行的仍為傳統毒品，生產的“實驗室毒品”主要還是銷往國外。邢臺禁毒大隊的宋副隊長稱，打擊“實驗室毒品”，難點不在於抓捕，而是很多東西根本不在列管範圍之內，“什麼時候列入了列管範圍，我們才能去抓。”外國的客戶從中國訂芬太尼，就是打了一個時間差，外國已列管，但在國內尚未列管。
實際上，中國在列管藥品管理方面水平先進。包涵告訴記者，2015年，針對新精神活性物質的規範，也就是《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列管辦法》，專門增設了一個目錄，叫《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增補目錄》，實際上，中國已經將新精神活性物質與傳統毒品麻醉藥品分開管理。此類藥品有專門的管理法，接觸有嚴格的登記制度、開藥也須有專門處方，以及還有醫藥備案登記制度，可以追溯每一筆藥物流通去向。
“整體來講，制度沒問題，但這種單一的制度並不能很好地防住新精神活性物質。”包涵稱。根據最新資料，2018年的世界記錄報告裡提到的新精神類活性物質有800多鍾，已遠遠超過了1961年麻醉藥品公約和1971精神類藥品公約裡列管毒品的總和。“種類太多了。列管毒品的意義就在於，告訴普通人，這個東西是非法的。他明白了以後，才具有違法性認識，進行處罰也才有意義。”
各國也在摸索新的管制辦法，如儘可能縮短這個管制的時間（稱為臨時列管），美國出臺“類似物管制”，加拿大、澳大利亞則有“骨架管制”等。但實際上，都只是縮短管制和研發出新一代毒品的時間，沒法做到提前管。
希望這次中美會面後，我們能夠正視目前存在的困境，重視這類藥品的管控和使用。
（部分內容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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