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一個品位精緻的生活家
都置頂了「安佳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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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穩了沒？要開車了哦
七夕原本是很多人表達幸福的日子，但今年的七夕可能是很多90後過的最糟心的一次，8月7日，《人民日報》發出“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國家大事。”的呼籲。
8月16日，《新華日報》刊發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劉志彪、張曄的文章，建議我國鼓勵生育的措施可分為短期、中期和長期的應對政策。
其中，“建議建立生育基金制度”的提議引發熱烈討論。
具體內容是：可規定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以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生育基金，並進入個人賬戶。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時，可申請取出生育基金並領取生育補貼，用於補償婦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斷勞動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損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賬戶資金則待退休時再行取出。
這個政策和《人民日報》的呼籲相比，有一定的強制性，本質上其實就是罰款，網絡上爭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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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媒體還是專家，現在鼓勵生育其實主要源於中國的人口危機。
國家統計局今年初公佈，2017年中國大陸全年出生人口1723萬，比上一年減少了63萬，顯示全面二孩政策導致的出生人口高峰很可能已經過去。
另外，從目前各地衛計委披露的人口出生情況來看，2018年上半年的新生兒人數同比下降了約15%-20%。這意味著，2018年的出生人口比2017年還將有較大幅度的下降。
更糟的是，按照2010年的普查數據，未來十年內我國的生育旺盛期婦女將減少約40%。
在未來二三年內，隨著我國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齡婦女逐漸退出育齡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導致的生育堆積效應釋放結束，我國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臨斷崖式下跌。
“少子化”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所以，提高生育率應成為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面臨的新任務。
另外，《大國空巢》作者、人口學家者易富賢也曾表示，即便現在完全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將生育率穩定在1.2，那麼到2050年、2100年，中國總人口將降至10.8億、4.8億。
目前，中國人口減少帶來的負面效應已經越來越明顯。
易富賢稱，由於計劃生育，使得中國人口快速老化，中位年齡從1980年的22歲提高到2015年的38歲，並將繼續增加到2030年的46歲、2050年的56歲。
反觀印度和美國的中位年齡，1980年分別為20歲、30歲，2015年分別為27歲、38歲，2030年分別為32歲、40歲，2050年分別為40歲、44歲，今後的人口結構比中國要年輕得多。
另外，中國的勞動力/老人（20歲～64歲/65+歲）從1980年的10.3降至2015年的6.9，並將繼續降至2030年的3.6、2050年的1.7，勞動力短缺將使得中國經濟面臨下行風險。
再對比印度和美國，這兩個國家勞動力/老人2015年分別為10.0、4.1，2030年分別為7.1、2.7，2050年分別為4.4、2.4，今後勞動力比中國充足，養老壓力比中國要輕得多。
易富賢表示，中國需要生育率接近2.3（主流家庭有三個孩子）才能維持人口的世代更替和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然而，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1.18。
更重要的是，長期的計劃生育政策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育觀念，社會經濟模式也都是圍繞主流家庭只有一個孩子而進行的，這種民不聊“生”的模式將慣性延續，中國要鼓勵生育，可能要比其他國家付出更多。
面對人口困境，多個省份已經迫不及待了。
天津市提出對符合二孩政策的職工增加30天生育津貼；湖北宜昌按照“限額內報銷”辦法“對合法生育第二個及以上孩子的對象，落實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費服務，城區按每例2500元標準”；湖北仙桃全面實施基本生育免費服務，生育二孩可獲1200元補助；新疆石河子市對生育二孩的家庭，可領取順產500元/戶、剖宮產1000元/戶的住院分娩補助。二孩0歲～3歲期間，每戶還將給予適量奶粉補貼。
6月29日，陝西省也提出要“適時全面放開計劃生育，出臺鼓勵生育措施，通過對生育進行補貼獎勵等方式提高生育意願”。
7月5日，遼寧省政府印發《遼寧省人口發展規劃（2016年～2030年）》，提出將完善生育家庭稅收、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對生育二孩的家庭給予更多獎勵政策，減輕生養子女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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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90後，年齡大一些的也以是為人母為人父，我們出生趕上了一個很好的時代，多數都是獨生子女，家中的掌中寶，可到了我們成為為人父母的時候，上有老下有小的重擔全由我們這一代人來抗。
按國制，民不“聊”生，電影《我不是藥神》裡一句最扎心的臺詞不是別的是窮。
現在的高消費、高房價，可以說是已經是比杜蕾斯、岡本還管用的避孕手段了。
在互聯網信息時代能看到我這篇文章的相信多數收入還是高於人均收入的，但是現實中在我國約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95%及以上的人，收入是被平均的。
而知乎和悟空問答上的各種答主動輒告訴大家他年薪百萬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他們拿出來分享的這種新編的故事，讓很多人誤解為，年薪百萬才能勉強算脫離中產，年薪十萬的話恐怕和乞丐無異，今天我讓大家瞭解一下殘酷的中國現實，用事實說話，告訴你月薪只要達到人均收入平均數千足以碾壓95%的中國人，屬於絕對精英的收入。
首先，我們拿出17年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為什麼要拿統計局的數據呢，首先因為他是官方的，而且按照中國慣例，統計局的數據一定是在允許的範圍內儘可能的往高了報，因為數據實在太低，所以就按高的數據我們看一看吧。
根據國家統計局在2018年2月28日發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下簡稱《公報》）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5974元，月均2164元。
你以為是農村人拖後腿了？還真不是，17年的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6396元，月均3033元。
這裡要科普下人均可支配收入，他和人均工資是有區別的。人均工資指的是單位為你付出的成本，扣掉社保才是你到手的工資性收入。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包含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淨收入、財產性淨收入和轉移性淨收入，簡單的說，就是就是你實際到手的可以拿出來消費的錢。
也就是說，全國城鎮居民，可以拿出來還房貸、付房租，帶女朋友看電影的可支配收入，平均一個月才3033元，這裡面還包含了很多超高收入的富豪拉高了這個人均，如果排除富豪，那麼這個數據更低。
扣除富豪後的人均收入有多慘
扣除富豪後的人均收入有多慘
在《公報》的數據裡，我們還發現，他們把全國的收入細分為五等分，這為我們排除頂尖富豪的收入提供了便利。根據統計局數據，全國居民收入分五組：
第一組是“高收入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月均5412元。
第二組是“中等偏上收入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34547元，月均2879元。
第三組是“中等收入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22495元，月均1875元。
第四組是“中等偏下收入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13843元，月均1153元。
第五組是“低收入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5958元，月均500元。
《公報》基本涵蓋了全中國絕大部分居民，樣本量足夠的大，換句話說，只要你的月收入達到5412元，你就碾壓了80%的中國人，達到了中國前20%人群，政府給你劃分的類別為“高收入組”，如果你的月收入能達到2879元以上，你也幹掉了60%的中國人，屬於中等偏上收入，也算是體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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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會嘲笑，月入5000妥妥的能進前5%，你在逗我吧，我身邊月入幾萬，年薪幾十萬甚至百萬的比比皆是，這和常規的日常認知有極大的差異，明顯和現實對不上號。這裡來給大家扒幾個事實，幫大家重新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財富觀。
01
從個稅起徵點進行推算
首先，2011年9月進行個稅起徵點改革的時候，最終個稅免徵額從2000元提升到3500元。當初協商數額的時候，政協委員呼籲繼續提高個稅起徵點，認為太低了，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宋蘭現場稱個稅起徵點提高到3000元已讓納稅人從9000萬人減少到3000萬人，繼續提高起徵點沒可能。宋蘭稱“不能簡單的說稅減了老百姓就富了，而是應該看總體”，後來稅務局退了一步，才定為3500元的。
換句話說，2011年的時候，如果按照2000元起徵個稅，全國有9000萬人符合納稅標準，如果按照3000元起徵，那麼符合條件的中國人只有3000萬人，從11年到17年大概6年，按照年增長8%計算，複合增長為58%，11年的3000元等於17年的4740元。也就是說，2017年，月收入超過4740元的人數，應該只有3000萬人左右，按照13億的人口基數進行計算，佔總人口比例為2.3%
只有富豪階層才有所謂的灰色收入，對於年入低於10萬的人來說，沒資格談灰色收入，就是拿一份死工資，而稅務局是絕對不會放過一分錢稅收的，故這個數據真實可信。所以，從個稅起徵點來推算，月入超過4740元的人，為3000萬人左右，佔總人口比例是2.3%，我上文的觀點，全國月入超過5000元的將碾壓全國95%的人口，是符合事實的，而這次個稅起徵點定為5000元，估計也有這方面的考量。
02
最窮的人有多窮
很多人根本無法接受月入5000就算全國前5%的精英人士這一結論，根本原因在於他們不知道最窮的人到底有多窮，一輩子待在大城市，根本沒有去農村基層看過，我們看看這組數據。
我國把年均收入2300元以下的人，定義為貧困人口，注意是年收入，不是月收入，他們的月入在200元左右，這種貧困人口，在2013年，有8249萬人，在2017年是3046萬人，看了這個數據，你就知道上文中說09年的時候年收入低於5000元在中國有10億人，不是在和你開玩笑。
到了13年，中國還有8000萬人，月收入低於200元，17年居然還有3000萬人，這個數據你知道嗎？身在大城市的你，不可想象月入200元怎麼生活對嗎？但是這就是現實，一個活生生且冷冰冰的數據，所以你無法想象，中國月入超過5000元的人，全國可能只有5%的人口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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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拼多多自從赴美上市以來，已經給中文互聯網提供了好幾周的娛樂笑料。
有人在拼多多上購買了“小米新品雲智能語音電視32寸LED曲面”，收到後發現這款電視機的品牌是“小米新品”；有未經證實的朋友圈截圖顯示，有人在拼多多買了某品牌牛奶20袋，到貨後發現是20只包裝袋；
大家應該都記得拼多多的廣告，三億人都在用的購物APP拼多多，為什麼用拼多多的人，會有三億之多？
今年4月，有媒體問拼多多創始人黃崢：“有人認為，拼多多不是消費升級，而是消費降級。”
黃崢回答：“消費升級不是讓上海人去過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讓安徽安慶的人有廚房紙用、有好水果吃。”
黃崢口中的安徽安慶是一座典型的三線城市，總人口有530萬。雖然安慶的經濟總量在安徽不算靠後，能排在三四名，但2016年，安徽安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為26502元，平均每月2208.5元，還不如全省平均水平。
安慶的城鎮居民，每年的消費性支出僅為15030元，他們平均每月會在食品上花掉445.9元，衣著僅為90.6元；安慶的農村居民——佔到安慶總人口的72%——則過得更拮据，他們平均每月只在食品上花去248元，衣著更是隻有可憐巴巴的28元。這些人，可能就是拼多多9.9元一條“夏季運動褲”的群眾基礎。
我們如果把目光再往下沉，會發現一個更加不一樣的中國。中國目前還有幾千萬的貧困人口，2015年國家統計局一份研究顯示，剛好在貧困線上掙扎的中國人，會將收入的53.5%拿來買吃的，也就是人均每天食品消費支出為4.1元，“在農村地區大約能每天消費1斤米麵、1斤菜、1兩肉”。
2018年4月24日，山東省日照市嵐山區高興鎮六合村，丁兆銀老人在屋裡吃飯，半塊豆腐，一張煎餅，一顆大蔥就是他的午餐。給兒子吃的是麵條和魚。一隻雞在屋裡悠閒的走過 / 視覺中國
至於那些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數千萬中國人，每天吃飽飯是幸運，每天吃上肉是奢望。四川大涼山是為人所知的明星貧困地區，但如果你真的看過新華社的報道，你還是會感到錯愕：“大米每10天逢集時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分別是彝族過年、漢族春節及彝族火把節。”他們，可能連拼多多是什麼都不知道。
房產公司的營銷大多數時候跟拼多多一樣，採用的是“農村包圍城市”，比如浙江的台州路橋區，就是採用鄉、鎮、村下沉深入滲透營銷。同樣三四五線城市的小鎮青年在一二線城市工作，春節在老家置業等。
就房產而言，真別說的輕巧，房地產價格在多年經久不衰的核心就是並不是人人都買的起，所以在流通上並沒有那麼容易。
很多時候限制我們想象力的不是腦洞夠不夠大而是因為有沒有足夠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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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昨天提議的生育基金，簡單的來說：
1、不生孩子或者只有一個孩子，一部分工資要作為生育基金要等退休後才能領；
2、生了二胎，除了可以領取生育基金，還可以領取生育補貼。
3、相當於，大家都交一筆錢用來支持生二胎的人。
當然，需要說明的是，這不是政策，而是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教授劉志彪、張曄聯合開發在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在第13版“思想週刊·智庫”欄目的文章。
劉志彪曾任南京財經大學校長，目前是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理事長、院長。
相當於，這篇文章只是個建議。這點大家要搞清楚，不要混淆。
實際上，中國社會早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經濟社會條件和民眾觀念都一時難以適應多生的呼籲。而之前嚴苛的生育限制政策和對三孩的繼續限制，則更讓民眾感受到官方政策的矛盾。
特別是，將生娃視為國事，很容易讓人們聯想到曾長期作為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曾催生了各種無所不用其極的限制生育的手段，讓民眾擔憂鼓勵生育的措施會不會演化為強制生育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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