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天的推送來自李公明為奧地利哲學家、奧斯維辛倖存者讓·埃默裡《罪與罰的彼岸》一書撰寫的書評。
書評主要聚焦於該書的第一部分：“精神的侷限”。在該部分中，埃默裡談及了知識分子在集中營中處境，揭示了奧斯維辛的經驗與思想的對峙。在他筆下，純粹的“精神”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顯得分外脆弱。精神教養和知識分子的基本立場似乎未曾在任何關鍵時刻幫助過受困於奧斯維辛的人文知識分子，甚至對他們而言，一切忍耐也無法因此變得更為輕鬆一些；集中營環境的野蠻、壓迫和死亡會逐漸將他們淹沒，突破他們的“精神界限”，教他們屈服。這時候，反而是在最寬泛的意義上有信仰的人——那些宗教信仰的或有共產主義政治信仰的知識分子，才能對奧斯維辛的暴行有所抵抗之力。
作者提醒我們道，“奧斯維辛永遠與思想對峙”。正因為此，它不再僅僅是一次具體的壓迫行為，而是成為了一個考驗人們如何面對和思考暴力與邪惡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象徵。它的存在就在提醒著我們“精神的極限”的複雜性和脆弱性。
德國知識分子的罪與罰
讓·埃默裡（Jean Améry，原名漢斯·梅耶Hanns Mayer，1912—1978）是奧地利作家， 1943年因散發反納粹讀物而被逮捕，押往奧斯維辛集中營。蘇聯軍隊進駐波蘭後，他先後被轉移到布痕瓦爾德和貝爾森集中營關押，直至1945年才被釋放。戰後，埃默裡在瑞士多家德語報社做記者以謀生。1966年，他出版了反思自己在奧斯維辛經歷中的體驗與思想的文集《罪與罰的彼岸：一個被施暴者的克難嘗試》，這本書出版後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後來他還出版了哲學論著《獨自邁向生命的盡頭》《變老的哲學：反抗與放棄》等。1978年，在走出集中營三十三年之後，讓·埃默裡選擇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二戰”結束後到六十年代中期，人們關於“奧斯維辛”似乎已經說了很多的話，似乎該說的都已經說過了，就像讓·埃默裡的朋友說的，已經有足夠多關於奧斯維辛的著作和各種各樣的奧斯維辛檔案，講述暴行的人再也講不出什麼新的東西。但是埃默裡不這麼認為，他從奧斯維辛集中營走出來之後沉默了二十年，終於還是在1966年出版了他的《罪與罰的彼岸: 一個被施暴者的克難嘗試》（原作名: Jensits von Schuld und Suhne，楊小剛譯，鷺江出版社，2018年4月）。為什麼還是要寫奧斯維辛？在該書“1966年初版前言”裡，讓·埃默裡對自己與奧斯維辛之間的關係所作的思考和提出的強烈質疑應該首先引起讀者的關注和思考：他本來以為講清楚知識分子在集中營裡的處境，工作就可以結束了，但是後來他發現“事情不可能就這樣結束。奧斯維辛，我究竟怎麼到了那裡？以前發生了什麼？以後還會發生什麼？今天我又該如何自處？”（13頁）他發現“我與奧斯維辛”的關係絕不是像通常以為的那樣簡單、那樣可以輕易地講述清楚。一個人文知識分子與一種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暴力摧殘、與產生這種暴力的那個邪惡的政治權力，這之間的關係怎麼可能這麼容易就講述清楚呢？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具體的迫害行為，而在於“我與它”的關係究竟是來自何方、如何形成、意味著什麼、曾經發生了什麼、今後還會發生什麼？……這種思考的意義當然已經超出了一個集中營的具體受難者的經歷，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意義——在許多人看來只是抽象的、無法改變的、個人無能為力的那些關係，其實都與“我”密切相關，與那個內在的“自我”密切相關。只要不自欺欺人，誰也別想裝得與己無關——“xxxx，我究竟怎麼到了那裡？以前發生了什麼？以後還會發生什麼？今天我又該如何自處？”是的，埃默裡說的正是那種其實在“你”、“我”、“他”的內心無時不在提醒自己的關係，他要追問的問題可能是我們無法面對或怯於回答的問題。只有在這個層面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埃默裡要寫這本書的強烈動機：“一條幽暗的道路打開了，我忽然想說出一切，所以就有了這本書。”（14頁）我相信這不是一般的創作動機，而是有著強烈的自我救贖意味的精神衝動，使他必須要“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對奧斯維辛受害者的生存處境做了一次探究，或者，如果人們願意的話，可以說是一次對本質的描述”（14頁）。所謂“對本質的描述”，應該就是他想說出的“一切”的核心內容。總之，不僅僅是因為自己曾經“進去”過，也不僅僅是因為“走出來”之後的那種創痛記憶需要在書寫中獲得撫慰，而根本就是“因為它在那兒！”——在這裡我突然想起在攀登珠峰的愛好者中間流傳的那句名言：“因為它在那兒！”因此我們必須讓自己面對它、思考它、講述它、揭露它……埃默裡還特別要說明，他心目中的講述對象不是那些“與我命運相同的同伴”，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必須以自己的方式承受那些經歷所帶來的精神重負；他的講述對象是“那些佔絕大多數，覺得自己和第三帝國最黑暗也最獨特的事件沒有或者不再有關係的德國人”，他的意思其實無非還是希望喚醒民眾，因為“這些事情他們或許還不知曉”，希望絕大多數以為自己並不處在那種“關係”之中、因此所有的惡行均與己無關的民眾明白，其實沒有人能夠逃離於那種“關係”之中。因此他最後希望“這份工作可以有好的結果，那樣它就會與所有願意相互共處的人相關”（16頁）。應該說，“奧斯維辛”其實已經成為一個象徵，一個考驗人們如何面對和思考暴力與邪惡的象徵。
奧斯維辛集中營。
在1977年新版前言中，我們看到埃默裡還試圖從歷史的尺度中把握奧斯維辛的問題實質。“意氣風發的年輕政治學家們不要向我講述被他們的概念扭曲了的歷史，對於每一個歷史的見證人而言，他們的解釋都顯得格外荒謬”；“一方面，在德國爆發的極端之惡實際上從未被解釋清楚；另一方面，這種惡事實上就其全部的內在邏輯和讓人詛咒的合理性而言是獨一無二的，不可還原”（第4頁）。因此，“我們依然面對一個陰暗的謎題”。是的，在歷史的親歷者面前，那些故意扭曲的歷史解釋都格外荒謬，但是埃默裡沒有繼續講到，如果親歷者面對這些荒謬而保持沉默，那麼扭曲的歷史就這樣煉成了。
不過頗有深意的是，埃默裡看到他所關心的德國青年一代儘管可以滔滔不絕地談論“法西斯主義”，但是他們實際上對“法西斯主義”並沒有真切的瞭解，“他們只是把沒有深思熟慮的意識形態的概念網格罩在現實上面，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迫切需要改變的現實雖然掩藏了諸多讓人憤怒的不公，比如被稱為《對極端分子公告》的法案，但這個現實並非因此就是法西斯的”（第7頁）。從歷史到現實，他認為充滿了因誤判而走入歧途的危險。因此讓埃默裡尤為感慨的是，該書的1966年版出來的時候，他面對的只是那些天然的敵人，那些老的和新的納粹分子；而在這個新版本出來的時候，他還不得不面對那些年輕的左翼朋友。他最後談到啟蒙與反抗，在今天聽起來這些似乎都是知識分子的老生常談，但是他說的“反抗”未必已經毫無新意：“反抗將不可理喻的事情以歷史的方式冷藏，以讓人憤怒的方式歪曲。”又比如關於“啟蒙”，他說“啟蒙必須消除情緒？在我看來，事情正好相反。只有當啟蒙考慮到人的情感時，它才勝任它要完成的任務”（11頁）。當然！啟蒙如果只是一種冰冷的話語，如何才能把人們從迷夢中喚醒？
《罪與罰的彼岸》的正文包含五個部分：“精神的侷限”、“酷刑”、“人需要多少故鄉？”、“怨恨”和“做猶太人的必然與不可能”，我覺得特別震撼和有意義的就是第一部分，談論的其實就是人文知識分子的罪與罰——所有的邪惡如何壓迫、摧殘和羞辱思想。這就是前面所講的，在埃默裡心中的 “你”、“我”、“他”均無法逃離的那種“關係”的最大痛創，是覆蓋在血肉的傷口之上的“奧斯維辛與思想的對峙”（18頁）。是的，讀者不應忘記的是：奧斯維辛永遠與思想對峙。
既然談思想，當然要從以思想為業的“知識分子”談起。“什麼樣的人是一個知識分子或者說是一個從事精神活動的人？”不是任何一個從事腦力勞動的從業者都是“知識分子”，“一個知識分子，如我所理解的，是在一個廣義上的精神脈絡裡生活的人，與其相聯繫的是一個本質上人本的或者說人文學科的世界。他有良好的審美意識，秉性和能力驅使他進行抽象思考。思想史上的一系列景象在每一個合適的時機都會在他腦海中浮現。……一個這樣的知識分子，一個這樣的人，偉大詩篇的詩行爛熟於胸，對文藝復興和超現實主義的名作了如指掌，對哲學史和音樂史如數家珍。”（18—19頁）這當然是非常理性也非常優美的知識分子定義，但是也因為它的理性和優美使它一旦陷入邪惡的險境之中，比如說像奧斯維辛那樣的集中營，它無法不是脆弱的、無能的。埃默裡就是以它的脆弱與無能揭示“精神的界限”。他對知識分子處境的揭示既有對邪惡政治的批判，也有對“脆弱”或者我們通常說的“軟弱”本身的辨證思考，正是在這兩者之間的對峙中揭示善良與邪惡的殘酷真實。
讓·埃默裡
在埃默裡的筆下，人文知識分子由於完全沒有專業技能，只會被分派到幹苦活、髒活，在野外挖坑、埋線纜、搬運水泥袋和鋼樑。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他們對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職業生涯被迫感到是一種恥辱。面對惡劣的工作環境，“許多人因此試圖隱瞞他們的職業。……人文中學教師和大學教授在被問到自己的職業時，會膽怯的說‘老師’，生怕招惹黨衛軍士兵和牢頭的羞辱。律師裝成普通的書記員，記者可能謊稱自己是排字工。在必須提供自己的技能證明時這樣做危險較小。大學老師、律師、圖書官員、藝術史學者、國民經濟學家、數學家，他們拖曳著鐵軌、鋼管和木材，大多數時候他們笨手笨腳，體力透支”（21—22頁）。不難想象的是，“集中營生活首先要求身體矯健和一種必需的、近乎殘忍的血性。鮮有知識分子具備這兩樣長處，而他們經常看重的道德勇氣，在這裡一文不值”（第22頁）。他們無法打出一記表達不滿的下鉤拳，他們甚至連鋪床都是弄得一團糟；更有意味的是，他們面對黨衛軍的時候連機靈地行“脫帽禮”也不會，更不會以那種卑躬屈膝卻又自知自覺的說話方式來迎合對方；更可憐的是，他們連粗話也不會說，而稍有現實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在那種充滿敵意與粗鄙氛圍的現實中，“粗話是唯一被接受的相互理解的方式”。就這樣，人文知識分子在集中營裡特別得不到尊重，特別難找到自己的朋友。（22—23頁）如果這就是知識分子的全部悲劇的話，那還是幸運的——更悲慘的事實是，在邪惡的強權面前，知識分子既無法像非知識分子那樣很快就能清醒地認識到環境的邪惡與生存邏輯，還試圖以無力的思想反抗現實，同時更無法像那些非知識分子那樣，在看清現實環境之後，懂得如何用各種各樣的敷衍了事或屢屢得手的小偷小摸進行著自發的、有效的反抗（35—36頁）。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是也。
如果這種對比僅僅發生在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之間的話，關於“精神的界限”還顯得單純一點。埃默裡作為一名“持懷疑主義的人文知識分子”，同時還坦誠地論述了另外的兩類知識分子——那些有宗教信仰的或有共產主義政治信仰的知識分子，顯然他們都更為堅強、更有堅定和充實的精神世界。埃默裡理性地看到信仰的恩典“對我來說什麼都不是”，同時自信看穿了意識形態狂熱的的謬誤和混亂，因此並不想與那些有信仰的同伴為伍，“不過我但願像他們一樣，鎮定、平靜、堅強”。（39頁）埃默裡對於信仰的力量的分析頗為深刻：“那些在最寬泛的意義上有信仰的人——無論他們的信念是形而上學的還是一種內在的歸屬——他們都超越了自身。……比起無信仰的人，他們更遠離現實也更切近現實。遠離現實，因為他們抱著目的論式的基本態度，對眼前的現實不屑一顧，他們的眼睛盯著或遠或近的未來；切近現實，因為他們正因此才不會被周圍的處境所征服，並能充滿活力地對身邊的人事有所影響。”（39—40頁）說得很對，在這裡更為殘酷地凸顯出純粹的“精神”在殘酷的現實中是如何脆弱，這就是既無宗教信仰也沒有政治信仰的人文知識分子的“罪與罰”。
奧斯維辛集中營內部。
最後回到上面一再提到的那種“關係”上。埃默裡當然很自然地把這種關係概括為知識分子與納粹國家權力的關係，他指出，“確實，知識分子一直都依附於權力。他們曾經，而且現在也習慣於從精神上質疑權力，做批判的分析，卻在實際工作的過程中向權力屈服。在沒有任何看得見的東西與敵對的權力對抗時，屈服將不可避免。……黨衛軍國家的權力形象以難以置信卻又不可抵擋的方式在囚犯面前樹立起來，一種無法避免，到了最後變得合理的現實。每一個人，無論他在外面持什麼思想觀點，在集中營裡都變成了黑格爾主義者：黨衛軍統治在它帶著金屬光澤的極權的襯托下，顯得就是一個國家，理念在其中實現自身”（36頁）。當知識分子掉到這個深淵中去，“罪與罰”就會迅速淹沒他們。無論如何，“精神的極限”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會變得更為複雜和脆弱，這可能也是埃默裡在最後走上絕望之途的時候已經遇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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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與罰的彼岸》
副標題：一個被施暴者的克難嘗試
三輝書系丨埃默裡作品
[奧地利] 讓·埃默裡 著
楊小剛 譯
三輝圖書/鷺江出版社
ISBN : 9787545914573
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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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一份超越問責與救贖的人性診斷
人的尊嚴是什麼？我們需要多少個故鄉？知識分子的受難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嗎？讓·埃默裡在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對奧斯維辛受害者的生存處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寫集中營生活，寫自己所受的酷刑，寫怨恨背後的哲思，也反思做猶太人的必然性與不可能。在埃默裡所描述的令人吃驚的歷史細節與難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讀者能夠以同樣的節奏跟隨他穿越這片他一步步點亮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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