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在政坛上既敏感、神秘又经常引起热议、深思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君王们自己不愿意谈，也不喜欢别人说，而权贵、名臣们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但又不敢当众议论，对其讳莫如深。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关于君王与站在他身后的“仲父”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决方式，曾经让历史上的“仲父”们有过多少的得与失，荣与辱？在古代政治舞台上，按体制规定，依法规授权，君王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无论是王公大臣，或是将帅权宦，都别想制约君王，可是，在历史上，在有些君王的身后，却偏偏站着一个对他的权力有所约束有所影响的重要人物，这样的重要人物就是“仲父”们。于是，矛盾发生了，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制约，而“仲父”们的存在却因某些特殊的原因，约束了君王行使至上权力，如此一来，维持君王统治体制的合法运转与突破体制创造特例的行为就冲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就突显了。矛盾有各种解决方式，妥善的解决当然也有，比如在君王仍处弱势时，“仲父”帮他强化统治秩序，助其统御臣下，双方力往一处使，君王统治很顺利，“仲父”有权力有荣誉，荣耀得很；而更多的“解决”方式是没有很好解决，发生了各种冲突，结果，在尔虞我诈的政治舞台上，当“君王成长起来能成熟地行使君王权力时，仲父”们君王统治行动的绊脚石，于是，就演绎成了“仲父”们的惨剧和悲哀。
君王历来都认为王权是至高无上的，君权是不受制约的。在王权专制的意识形态里，王之所以为王，是受命于天，而君王乃天之子，是“天子”。君王是由上天授权来管理天下苍生的，所以，仓天在上，君王在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所有人皆是君王的臣民。即便是君王的亲生父母，见了君王也要称臣；掌管后宫的皇后要面见君王要自称“臣妾”；王公大臣要对君王俯首称臣，将帅要受君王节制。在宏大国土的人群塔尖上，威严站立的是国君。
可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时期，“仲父”们因其非常特殊的身份，实际上成了比君王权力更大，地位更显赫的重要人物，比如，但太子在成为君王之前，或在君王登基后但年龄还小的时候，需要“仲父”帮助、扶持，以巩固其在朝中的统治地位；或者，因君王因缺乏王者权威和能力时，统治行为受阻，也是希望“仲父”辅助，在这些情况下，“仲父”对君王有恩，在统治秩序中有威权，有地位，而因对君王有特殊的恩情，君王就认其为义父、仲父，称其为“尚父”等。“仲父”比君王资格老，比君王有政治经验，比君王更善于用权，甚至比君王更有名望，所以，在朝中，其权力似乎也比君王更大。“仲父”们或是朝中的异性大臣，或是君王的同族长辈，可是，一旦他们被君王认作“仲父”，就获得了特殊的尊位，倍受朝中文武大臣的敬重。在中国古代社会，重视道统伦理，讲究仁礼忠孝，尊奉“三刚五常”。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就成为从君王到臣下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在这种伦理礼制下，被君王认作“仲父”的重要人物，就既是臣又是父，其地位自然也就特殊了，威权也更显赫了。
同时，这些“仲父”，或是扶持君王登基的权臣，或是君王的授业老师，或是权倾朝野老臣，或是统帅大军的老帅，反正，他们有权、有势，有显赫地位，有尊贵的名誉，有特殊的地位，所以，“仲父”也就有了十分特殊的权力。
“仲父”这个词汇原先是叔父之意。古人以伯仲叔季为排行，“伯父”“叔父”至今仍在使用，其称谓的含义也很清楚，而“仲父”这一称谓，因其特殊的原因，成为了古代君王赐予股肱重臣或有特殊大恩的长辈的一种荣誉称号，也是非常尊荣的称谓。
中国历史上，闻名天下的最早的“仲父”，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仲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他曾经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使齐桓公的威名居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不仅是政治谋略方面的高手，而且还是著书立说的大家，他是先秦的学术名家，由他编撰的《管子》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先河，书中阐述了春秋战国时的政治经济理论，先秦诸子学中的重要著作，时至今日，《管子》一书仍被视为是古代管理学的名著。当然，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管子》并非是管仲编著的，而是后人假托管仲名号写的，《管子》中的观点，只是对管仲思想的揣测。其实，管仲的事迹历史上是有记载的，当时，颇有雄心的齐桓公非常赏识管仲，尊重管仲的建议。管仲姓管名仲，为表示对管仲的尊重，齐恒公便称呼管仲为“仲父”。管仲当官当得很出色，他被拜为相，辅助齐恒推行改革，帮助齐恒公成就齐国霸业。
管 仲
管仲与别的权臣不一样，不但没有受到君王的冷落，而且一直到老，他的意见仍受到君王的重视。比如，齐桓公37年，管仲病重卧床，齐桓公到他病榻前来探望，并向管仲询问关于任用大臣的事。管仲向齐恒公表达对朝中大臣的看法，他认为：易牙、竖貂、开方三位大臣绝不能信任和重用，但是，齐桓公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易牙把其亲生儿子烹了给君王吃，表明他爱君王胜过爱其儿子，易牙是可信任的。然而，管仲认为，人世间亲情莫过于对儿子的爱，易牙对亲生儿子都敢下毒手，怎么可能爱国君呢？齐桓公又说，竖貂阉割自己的皮肉，进宫侍候君王，这证明他爱君王超过爱自己，是可以信任的。而管仲则认为：竖貂对受之于父母的皮肉都不爱惜，怎么可能爱国君？齐桓公又说，卫国公子开方放弃太子之尊到齐国来称臣，其父母死，开方也没回国奔丧，这表明他爱国君胜过爱父母，他是可以信任的。而管仲分析说：人生在世，孝道为先，卫公子不当太子，不回国奔丧，为的是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这种人是不可以信任的！管仲病逝了，齐桓公按管仲的遗嘱办，将易牙、竖貂、开方解除职务，可是，过了不久，齐恒公不习惯于没有大臣对他奉承拍马，他又让易牙、竖貂、开方官复原职。这三人回到朝廷，沆瀣一气，结党营私，排挤忠良，更要命的是，齐桓公病重时，三人禁止任何人入宫，筑高墙围住齐桓公卧室，把桓公活活饿死在宫禁中。可见，管仲独具慧眼，见识高明，而齐恒公先是听从管仲建议，后来也变卦，遭遇了悲惨的结局。管仲作为“仲父”，干得非常出色，他功成名就，善始善终。管仲的为官才智和政治谋略，连后世的诸葛亮等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都十分佩服。
管仲之后，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也被称为“仲父”，鲁国的“仲父”，作为“仲父”，他并不是对鲁国国君有什么重要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作为学者和教师，干得特别出色。鲁国的这位“仲父”，就是儒家的创始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杰出的思想家孔子。孔子“为人师表”，千代流芳。他的儒家学说，他的道德理论，他的教育原则，对中国古代社会有巨大的影响，直到如今，孔子的影响仍在，比如，中国在许多国家开办了中文学院，名称就叫“孔子学院”。春秋时的孔夫子，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其影响是非常大的。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后世有人就尊称他为“仲父”，这称呼也就流传下来了。其实，孔子更多的是因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成就而被称为“仲父”的，而不是因为其在权势谋略方面辅助君王而称为“仲父”。当然，孔子作为“仲父”，其荣耀一点也不逊于管仲，他的影响远远超于政治谋略，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是不可替代的。
先秦之后，最著名的“仲父”，莫过于秦国的吕不韦。吕不韦原来是一位韩国商人，而作为商人，吕不韦非同寻常，他可不是一般的贪图小利的商人，而是玩大生意的，是看得深看得远的了不得的杰出商人。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政商合一深谙其妙的大商人。他将以商人的眼光来看政治，积极介入政治，为的是获特大的利。吕不韦以“政”促“商”，发现了潜在的政治人物的“奇货可居”的秘密。他谨慎执着地实施他的政商策略，不仅取得了惊人的丰厚利润，而且，他还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果。当吕不韦投资的“奇货”子楚登基成为秦庄襄王时，他一跃而成为了秦国的相国。当然，吕不韦的牺牲也是够大的，为了让“奇货”发挥奇效，他忍痛割爱把亲密的情人送给了在赵国当人质的子楚，如果不是商人利益第一，这也够窝囊的了。子楚当了国君之后，吕不韦顺利获得丞相之位，被封为文信侯。庄襄王太没有福气， 登基不久就死了，他立年幼的太子嬴政成为秦王，吕不韦被尊为相邦，称为“仲父”。历史上有一种传说，说秦国的新君王嬴政，其实就是吕不为的私生子。吕不韦表面上是 “仲父”，实质上是父亲。年轻的嬴政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很可能，当嬴政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吕不韦和他母亲神的暧昧秘关系非常反感，当吕不韦位极人臣、权倾天下时，嬴政不得不表面认可这个“仲父”，可是，在内心里，嬴政是非常讨厌这位“仲父”的。“仲父”的称呼十分的荣耀，吕不韦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成果也不少，但是，他却埋下了祸根，在嬴政年少的心灵里买下了仇恨的种子，嬴政亲政之后，成了威权显赫的秦始皇，这位雄才大略的秦国君王，是绝对不能容忍大权傍落的，他必须大权独揽，作为专权的帝王，他岂能容忍一个姓吕的“仲父”站在他背后指手画脚，更不许他作威作福。秦始皇乃千古一帝，他遵循的政坛逻辑，是独断专行，最终，作为商人父亲或“仲父”，斗不过手段狠毒的政治家嬴政，于是乎，这位杰出的商人，嬴政的姓吕的“仲父”被活活毒死了。吕不韦也成为史上的“仲父”中命运最悲惨的一位。当然，吕不韦不仅作为商人非常成功，他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做了一件异常重要的事。他曾组织众多门客，由他主编，撰写了《吕氏春秋》，此书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余万言，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被认为是先秦“杂家”最重要的代表作。此书开创了集体编书的先例。从这方面看，悲哀惨死的吕“仲父”，因《吕氏春秋》而有千古的荣耀，这也算是有所得。
吕 不 韦
三国时期，又有一位“仲父”，那就是东吴的大臣张昭，他被人称为是“江东仲父”。《三国演义》把张昭写得比较损，诸葛亮舌战群儒，张昭作为江东才俊的首席代 表，相当狼狈地在年轻的诸葛亮滔滔不竭的雄辩面前，理屈词穷，败下阵来。其实，现实历史中的张昭是江东的智谋之士，博学多才，颇有谋略，是又聪明又有能耐的政治家，他将东吴的朝廷政务，处理地井然有序，他是东吴老臣，孙策更是器重张昭，朝中文武之事，注意由张昭办理，孙策死时，将孙权托付给张昭，张昭尽力辅佐孙权，孙氏兄弟两朝君王都非常尊重张昭，属于是积极有为的政治家。《三国演义》虽然对张昭有些轻视，但也不得不写上“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的形象事例。足见，张昭在东吴朝中的才干和威望。所以，这位“江东仲父”并非是徒有虚名的。《三国演义》把张昭写成投降派的代表，其实，张昭是因年老多病而辞官，他被没有失宠，他去世时，孙权素服吊唁，还是很有荣耀的。陈寿评价张昭“受遗辅佐，功勋克举，忠謇方直，动不为己”，是比较中肯的评价。
张昭之后，东晋王朝也有一个“江东仲父”，他就是王导。王导是山东琅琊的士族领袖。当时，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五胡纷争，王导率领山东士族追随晋元帝司马睿南渡，开创了东晋王朝。王导以娴熟的政治技巧，出色的纵横谋略，成功地使东晋王朝南渡后在江南站稳脚跟，建立了南京这一新的文化政治中心。
王导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是力劝当时还在洛阳的琅玡王司马睿尽快回到藩国，站稳地盘，积蓄力量。王导意识到当时天下已乱，他决心全力辅佐司马睿，兴复朝纲。司马睿果然听从王导的建议，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出镇建业（后改建康），于是，有了他施展政治抱负的领地。
司马睿与王导
王导做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是伴随司马睿南渡，并向司马睿提出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建议：在原东吴境内，建立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新王朝，但更重要的是联络而不是排斥南方士族。代表司马睿亲自造访当时南方士族首领顾荣、贺循，让最具名望的贺循、顾荣应召入朝，使南方士族望风归属司马睿。
王导做的第三件事是奉劝司马睿立长不立幼。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司马睿即晋王位，他任命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不久拜王导位右将军、扬州刺史、监管江南诸军事，后又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而王导因其堂兄王敦统率六州，他便辞去都督中外诸军之职，避免与其冲突，同时也让司马睿更信任。司马睿对次子司马裒更宠爱，欲以其取代长子司马绍为太子，询问王导，王导说：“立太子即立长子，且司马绍颇贤明，不应任意改变。”经王导反复劝谏，司马绍的太子位终于保住了。王导也因此有了成为“仲父”的政治资本。
王导做的第四件事是任太子太傅。大兴元年（公元318年），司马睿即皇帝位，东晋朝建立，司马睿受百官朝贺时力请王导同坐御座受贺，王导以君臣尊卑之位不可越为由坚决辞谢。大兴二年（公元319年），王导接替贺循担任太子太傅，并倡议设史官，使典籍史录能逐步健全。从此，在思想文化方面，王导扮演着太子的“仲父”角色。
王导做的第五件事是在他的堂兄王敦反叛时，率族人领罪，获司马睿免罪。王敦反叛朝廷，大臣刘隗劝司马睿尽诛王氏族人，王导率族中兄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日拂晓至台阁处等待议罪领罚，司马睿念王导素来忠诚正直，特还其朝服，下诏接见，王导叩首答谢，表示：历朝皆有叛臣，而此次叛臣出自王氏族中，实为不幸。司马睿安慰王导，并下诏：王导大义灭亲，授予安东将军符节。王敦之乱被讨平后，王导被晋封为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进位太保，其司徒之职依旧，特许他剑一商履上殿。而王导推辞不受。将避嫌的表现继续进行下去，意在获得司马睿的决定信任。
最后，王导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是于太宁三年（公元325年），在司马绍病死后，接受顾命，与西阳王司马羕、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领军将军陆晔、护军将军外戚庚亮、丹阳尹温峤共同辅助幼主司马衍继位，王导资格最老，实际上成了司马衍的“仲父”。而咸和元年（公元326年），传后赵石勒率军犯阜陵时，司马衍下诏加王导为大司马、假黄钺，出兵讨伐。
王导是东晋朝最有成就的杰出的政治人物，他居功至伟，辅助司马衍尽心尽力，被称为“仲父”。王导在东晋政治舞台上的经历经验，为后世政治家们所重视，反复被研究。
上述是几位是被君王称为“仲父”的著名人物，其实，在历史上，还有一些虽不直接叫“仲父”但却却享受着“仲父”的权力和荣誉的政治家。比如，西周初年的姜尚，垂钓渭水边，引姬昌上钩，终遇明主，辅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周武王伐纣，姜尚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姜尚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齐国。姜子牙帮助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伐商灭纣，开创了周朝八百多年的基业，他被周武王亲切地称呼为“尚父”。这“尚父”其实也是后来的“仲父”。姜尚虽然很辛苦，但荣耀至极，千古被推崇。他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谋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 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他被尊为“百家宗师”，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姜 尚
楚汉相争时，也有一位地位和荣耀与“仲父”相当的重要人物，他就是项羽的第一号智囊人物范增。范增被项羽尊称为“亚父”，这其实也是“仲父”。范增见解高明，谋略精到，料事极准。可惜，在后来，自信、高傲、狂妄的项羽，勇有余而谋不足，不听范增劝告，不采纳他的建议，最后因缺乏韬略，项羽被刘邦打败了，落得个自焚乌江的下场。“亚父”范增带着遗憾、无奈，悲哀死去。
此外，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刘备病死白帝城之后，鞠躬尽瘁地辅助后主刘禅，被刘禅称为“相父”，其实，诸葛亮比历史上的“仲父”更有威名和权力，这位“相父”是尽忠尽力的，他为报答刘备“三顾茅庐”之大恩，不仅帮刘备争得了三足鼎立大好局势，还在刘备死后，竭尽全力，辅助傻阿斗，屡次出战祁山，力战曹魏，试图恢复汉室，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惜，诸葛亮的治国方略有点不对头，他事无巨细，亲身躬为，犯了不肯放权，不能量才用人的错误，最后累死于五丈原，终究是未能恢复汉室。诸葛亮有巨大的荣耀，他被誉为有名相典范，功垂千古，但他又悲哀，累活累死，却振兴汉室无望。
在清代初期，还有一位不叫“仲父”却威权如“仲父”的人物。他就是清初的权臣多尔衮。多尔衮战功卓著，胸有大志，很有大局的眼光，可是，他又恃功自傲，轻视朝中其他王公大臣。而在关键时候，比如在他在与皇太极长子豪格争夺皇位继承权时，能顾全清王朝大局，适时放弃争夺，让皇太极的第九子顺治接位，并辅助顺治成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当时，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弟弟，就功劳和实权，他是继位的第一人选，能放弃争夺确实表现他的大度。不过，多尔衮也有恃功自傲的毛病，福临继位后，他逼这位小皇帝封他为“皇父摄政王”。史书有一个说法，认为多尔衮后来娶了皇太极的妃子，福临的母亲孝庄，如果此事是真的，那么，多尔衮便是顺治皇帝的继父，而不止仅仅是“仲父”了。福临可能和嬴政一样，特反感他母亲有后来的男人，他被逼认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但心里有的是气愤，结果，多尔衮死后不到两个月，顺治皇帝便下诏令追罪，将其削爵、擢宗室、籍家产、罢庙享，断其后嗣，而且，还掘墓开棺，鞭尸示众。荣耀一生的大清和硕睿亲王，死后不久便不得安宁，落得了个非常凄惨的结果，这让人深刻领略到政坛的残酷和历史的讽刺性。当然，与秦时的吕不韦相比，多尔衮的结局还算是好一些，他毕竟是死后才被顺治皇帝秋后算账的。
“仲父”们的得与失，荣耀与悲哀说明什么呢？一方面，这反映出，在古代封建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而作为帝王的干爹、师父，作为君王的“仲父”，借助君王的权力、影响，是可以享受到其他文武大臣所享受不大的高位和荣耀，这也是君王的“仲父”们有所大得的方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威权显赫，不可一世，令满朝大臣仰慕。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作为的君王，特别是那些有雄才大略并想皇权独揽的君王，为了保证的手中权力的至高无上，是最讨厌被制约、被限制或被别人掌控的，即便是君王自己的干爹、师父、“仲父”也绝对不行！只有一种情况，即君王是无能的、软弱的，比如，蜀国的继承人阿斗，就很软弱很傻，史称“傻阿斗”。有些“仲父”，在君王年幼或处于弱势时，是可以朝纲独断，威风凛凛，目中无朝中文武，如吕不韦和多尔衮等，但是，当君王掌握了权力，能独立行使皇权时，“仲父”们的下场就非常悲哀了，其结果惨极了。在你死我活的政坛角逐中，政治潜规则一直发挥作用，皇权不可犯，吕不韦被赐死；多尔衮被鞭尸；范增冒犯项羽，最后病死于路途中。只有那些知道分寸，懂得危险，能适时收手，深谙急流勇退的“仲父”，才能保住自己的命，才能善始善终，才能有个不错的晚年。张昭提前退休，去世时还能得孙权素服吊唁；大智者姜尚、管仲，助君王方法巧妙，助其进而不逆其势，因而能或君王信任、赞赏和敬重，能有巨大的荣耀。
在政坛上，权力永远是第一位的，最高掌权者必然要保证手中权力永远至高无上，在贪婪无情的权力场中，任何形式的侵权、争权、夺权，都是十分危险的争斗，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哪怕是“仲父”们，虽然他们地位特殊，但仍然要十分小心，有时正因为特殊，处境更为危险，搞得不好，下场更可悲。历史上“仲父”们的经历，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政治、人生的重要课题，得失皆有因，荣辱因有缘，在古代政治舞台上，路没有那么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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