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通過
對印度、C國、孟加拉、埃塞俄比亞等國的研究，得出一項重要結論：飢餓與饑荒，即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夠的食物，並非現實世界中不存在足夠的食物。而是人為的製造一種短缺經濟，故意將目標人群長期置於住房、醫療、教育等必需品嚴重供應不足的條件下，或者將物價制定遠遠高於消費水平，以此來控制人，讓他們陷入在苟延殘喘中，無暇去參加組織活動。人為的饑荒
1942年，美國記者白修德突破蔣封鎖，曝光的中原大饑荒300萬人餓死，十幾年後，又統計明朝、清朝以及印度、尼泊爾等國家死亡人數1650萬至2950萬間（森引用的數據）的那次自然災害。“指責自然界可能給人以慰藉和舒適。它對那些處於權力和責任位置上的人來說，尤其有很大的用處”，森說。
森發現，在一個國家或地區裡，受饑荒影響的人口一般都遠遠低於10%，所以，只要政策得當，饑荒是完全可能避免的。換言之，饑荒都是人為的。“饑荒，從真正的特性上說，是一種社會現象（它涉及大量人群沒有能力在他們所生活的社會中確立對食物的支配）。”也就是說，饑荒可以在糧食供給沒有出現普遍下降的情況下發生。
例一：1974年孟加拉國的饑荒，是在糧食可供量的高峰期發生的。這一年，人均糧食可供量是1971-1976年間最高的。
例二：1958-1961年間的印度等2個國家糧食進出口政策，加劇了因浮誇引起的饑荒。印度等地區1959年糧食進口量低得令人難以置信，直至1961年才激增。與此同時，穀物出口在1959年達到頂峰，1960年居高不下，直至1961年。
經濟發展和對弱勢群體的保障
森同時發現，印度自80年代年起推行改革，發展速度突飛猛進。但“死亡率並未進一步降低，事實上甚至相反。根據官方統計，在改革前夕，死亡率達到最低標準，而在改革後，正當產量與收入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時，死亡率反而上升了。”
森的兩個概念
1.發展媒介保障——指通過促進經濟發展，並最大可能地利用更多總財富釋放出的潛能，從而不僅個人收入得到增長，而且改善了公共援助的基礎。
2.援助導向保障——指在總體財富水平沒有多大改變的情況下，通過在諸如就業提供、收入再分配、衛生保健、教育以及社會援助等領域內，直接採取廣泛的公共援助，用以消除赤貧。
森提請人們思考：印度改革前的成功究竟主要基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呢，還是一套龐大的公共援助制度發展的結果？
森認為“在生死問題上取得的輝煌成就，絕不能簡單地歸功於發展媒介保障策略”，無論是在消除貧困方面還是在預防饑荒方面，公共援助——如衛生保障與基礎教育的公共提供，其作用都是有效，且難以單純由經濟發展來替代的。
來自左與右的挑戰
1998年在瑞典皇家學院在授獎公告中指出，阿瑪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由此，森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但也正因為如此，他必須同時面對來自左和右的挑戰。
一方面，森將發展與自由聯繫起來，認為在一個市場社會里，關鍵的問題是，每個人享有的商品權益，在“關係生死的問題上，如果不能對足夠數量的糧食建立起他們的權益，人們就會捱餓。”因此，他強調國家在再分配、公共衛生保健制度等方面的“權利保障”作用。
森說，“對於民主提供的保障，當一個國家非常幸運地沒有面臨嚴重災難時，當萬事順利時，不大會被想起。但是，由於經濟或其他境況的變化，或者由於未糾正的政策錯誤，喪失這種保障的危險可能就隱藏在看起來是昇平的情況後。”
自1948年後，印度擁有財富甚至奢靡無度不再可恥而變得理直氣壯，而貧窮甚至勤儉、勞作成為嘲笑的對象；在無所不在的媒體廣告充斥著銅臭，腐蝕著孩子們稚嫩的靈魂，仇富必不可免成為一股洶湧的暗流，使社會的和諧不斷分解。
人世間的有些不公正就是那麼的赤裸裸，所以根本不需要什麼高深的哲學頭腦才能認識它。問題只是如何對待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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