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隐姓埋名30年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却在死后的24年间无人提起……她，就是王承书。古今中外，能够被世人尊称为“先生”的女士并不多，王承书绝对算一个。
她是参与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她的名字不像钱学森、邓稼先那样家喻户晓，她曾被评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动荡年代里，坚持自我的独立女性
1912年6月26日，王承书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父亲早年中进士，后被清政府送往日本留学，民国初年曾任内务部警政司司长兼警官高等学校教授。他按照诗、书、礼、易的次序，给这个排行第二的女儿取名为王承书。
王承书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数学天赋，“二小姐，算账那叫一个又快又准。”是家人的口头禅。
这个在四合院里长大的姑娘，很快就成了父母眼中的骄傲。
17岁是一个女孩最美好的年华，王承书也在那一年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物理学。
虽然年纪不大，但那时起她就非常清楚地知道，曾饱受战乱迫害的中国，极度需要科学支撑。
一个女孩，却能有这样的见解，在当时社会实在是难能可贵。
她成绩优异，1930年，被保送到燕京大学物理系，而且她还是物理系连续三年里唯一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女生，荣获“斐托斐”金钥匙奖。1936年，王承书获燕京大学硕士学位。
名动燕京的她，也在这时遇到了一生挚爱，他叫张文裕，是燕大教授，也是她的导师。
1939年，在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见证下，他们步入婚姻殿堂，从此开启了一段共同为祖国物理事业而打拼的奋斗史。
那时的中国虽然在向现代社会迈进，但倡导“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人还是占据了大多数。
流言蜚语或许能给人带来伤害，却永远都不会击倒一个真正心怀梦想的女性。
作为一个接受新思想的女性，王承书偏要挑战传统。
“女人能否做一番事业，绝不依靠已婚与未婚来裁决。”
“你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我愿意！”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最早一批从美国归来的杰出科学家之一，王承书做梦也没想到，她会被选中从事极为尖端的同位素分离理论研究，这可是连她都没有接触过的国内空白。
尽管王承书早在美国留学和任教期间，就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但一步跨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科学领域，肯定是一种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
1956年，王承书已经42岁了，她的专业已经定型，改变专业，就意味着从零开始、从头再来。从她原先的统计物理学、热力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转向世界上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的同位素分离研究，看似还在圈里，实则两重天地。转，还是不转？行，还是不行？愿，还是不愿？王承书面临着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中最关键的选择。
透过宋任穷部长关切的眼神，王承书知道：国家的信任、事业的要求、科学的精神，都不容许她在困难压力面前有一丝一毫退却。她义无反顾地对宋任穷部长说：半路改行我不怕，我愿意为同位素分离研究付出一切。
同样是大科学家，钱三强先生深知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艰巨性，落在王承书身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钱三强告诉王承书：考虑成熟了，再做抉择也不迟。
然而，别看王承书身躯瘦弱、说话轻言细语，在新的专业、新的事业需要她站出来时，她一点都没多想，坚定地对钱三强说：“我愿意！”
可别小看这一句并不石破惊天的“我愿意”，从此以后，世界科学界少了一个统计物理学大师级人物，却多了一位为中国填补同位素分离研究空白的伟大开创者。
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多年以后，在铀同位素分离技术进入关键阶段的1961年末，仍然是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他找来王承书，让她亲自出马到兰州铀浓缩厂去做一件无人可以替代的工作。钱三强对王承书说：国家正在研制原子弹，你干的工作是最高机密，今后不能再出席任何公开会议，更不要说国际会议，从此可能一辈子隐姓埋名。
年近五旬的王承书一点没犹豫，掷地有声的还是当年那句话：“我愿意！”
带着“我愿意”这个唯一的心愿、诺言和信心，王承书和其他科学家组成的攻关小组，于1962年初，悄悄来到大西北黄河岸边的504厂，开始搜集和解决至关重要的技术难题。其中，王承书负责的是最为核心的净化级联理论研究。
除了对国家毕业奉献，在生活中她也是淡泊名利。
虽贵为科学家，但她家却很简朴，旧沙发、旧柜子、硬板床……长年不倦的工作，使夫妇二人都积劳成疾，但他们却很少去医院治疗，因为他们既怕影响工作，也不愿多花国家的钱。她把毕生积蓄的近十万元捐给“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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