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極子按：這條新開闢的路線與其叫作“海上絲綢之路”，毋寧叫作“海上瓷器之路”。
公元8世紀的太陽炙烤著浩瀚的南中國海，一片波光瀲灩中一艘艘商船乘著季風駛入印度洋，它們的目的地是波斯灣。那裡有焦急的阿拉伯商人駐足岸上，翹首企盼商船的安全到達。當然，他們更關心這一船貨物——中國瓷器的高貴品質和完好品相。
▲ 唐代中國帆船模型
自從坑爹的“東國公主”將蠶種藏在自己帽子的絲絮裡帶到夫家“瞿薩旦那國”（今新疆和田）之後，中國人制作絲綢的硬核秘技便再也守不住了，絲綢出口量很快一落千丈。再加上安史之亂後唐政府對西域的控制力日趨減弱，19世紀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命名的“絲綢之路”遂日漸斷絕。自此，中國的貿易由陸路轉向海路，一個屬於中國人的大航海時代開始了。這一商路的轉變屬於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變革”的一部分，當然變革的不光是貿易道路和貿易方式，貿易商品也由漢唐時代的絲綢變為更適合水路運輸的易碎貨物——瓷器。因此，這條新開闢的路線與其叫作“海上絲綢之路”，毋寧叫作“海上瓷器之路”。
▲ 公元1世紀歐亞大陸上的陸路及海路貿易路線圖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遠銷阿拉伯世界的中國瓷器為晚唐和兩宋帶來了比絲綢貿易更為可觀的財政收入。而在貿易的另一端，中國瓷不僅滿足了當地穆斯林的日常需求，而且也刺激了伊斯蘭陶藝的發展。雖然他們當時尚未搞清中國瓷優質胎土的配方秘密，但中國瓷的釉色、紋樣和造型，都深刻地影響了伊斯蘭的陶器。
公元11世紀以後，阿拉伯人建立的阿拔斯王朝日薄西山。從中亞侵入兩河流域的塞爾柱土耳其人攻佔了都城巴格達，建立了塞爾柱伊斯蘭帝國。自此，海洋貿易航道也由先前的波斯灣改為紅海海岸。經過這一番變化後，素以藍綠釉陶著稱的伊朗（即古代波斯）陶藝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點。它們不單注入了土耳其人的審美趣味，還融入了漂洋過海而來的宋元瓷器的種種風格。
▲ 伊朗生產的孔雀藍釉暗刻花鳥紋盤，12-13世紀
伊朗德黑蘭私人收藏
伊朗陶瓷製作的中心在卡尚（Kashan），這裡的人自古便多能工巧匠，地毯、刺繡、銅器、香料、蒸餾玫瑰水，均是此地特產。上圖這隻卡尚孔雀藍釉盤 ，全器釉色沉穩，純淨如松石，優雅且神秘。
波斯化了的伊斯蘭瓷器在學習宋元藝術品味的同時，反過來也把波斯式的風格和技巧傳給了中國人。例如，下圖這隻9世紀產自伊朗的白釉黑彩陶盤，是不是頗有些北宋磁州窯的味道？
▲ 伊朗尼沙普爾生產的白釉黑花陶盤，公元9世紀
伊朗德黑蘭私人收藏
▲ 宋代 磁州窯白釉黑花纏枝蓮紋梅瓶
觀復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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