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的一生看似都在漂泊，其靈魂卻始終守在原地。她坦露自己的內心，勇敢追求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和情感，這份從容與坦蕩是很多人都不具備的，這也是蕭紅帶給我們的另一種啟示。
“
窗上灑滿著白月的當兒，
我願意關了燈，
坐下來沉默一些時候，
就在這沉默中，
忽然像有警鐘似的來到我的心上：
‘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它是那麼自由’。
”
那個時候，蕭紅身在日本，正試圖用出走來逃離與蕭軍的情感困局，同時也想給自己找一個安靜的寫作空間。
漂泊了那麼久，她將寫作奉為宗教，在導師魯迅的提攜下自由地創作，終於可以停下來感嘆一句：
“
自由和舒適，
平靜和安閒，
經濟一點也不壓迫，
這真是黃金時代，
是在籠子裡過的。”
僅僅是在籠子裡的平安，她也是又愛又怕的。
寫信的一個月前，魯迅逝世了，震驚和悲慟過後，蕭紅好像隱隱找到了一種悲痛化出來的力量，這是她微小的堅強。
事實上，這平安確實是短暫的，不久後，蕭紅就不得不提前回國，踏上了更加顛沛流離的悲劇之路。
如今去回望蕭紅對“黃金時代”的感嘆，實在是飽含淒涼的。
學與人生，是蕭紅的兩條交叉線。
這兩重世界曾經合二為一，但最終漸行漸遠、無法彌合。
她在文學中找到了個人價值和心靈自由，
像“大鵬金翅鳥一樣飛翔”，
而在人生際遇上則顛沛流離，
終於“跌入奴隸的死所”。
在她身後，
作為一個作家，
一個有著女性和窮人雙重視角的女作家，
蕭紅是遊離於主流文學而被長期忽略的。
而作為一個女人，
她與不同男人之間漂泊的感情經歷為人長久窺視。
漂泊將近百年過後，蕭紅才在中國文學史上找到自己應有的地位。
除了她小說般戲劇性的愛情，還不可忽視她深處的大時代背景。
動盪的時代，匱乏的物質反而造就了那個時代精神的亢奮和對信仰的執著，
也造就了一個群體性文學上的“黃金時代”，而蕭紅作為其中一個女性個體，她追求的是不同尋常的道路。
蕭紅的一生都在漂泊，
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
從一個男人到另一個男人。
如果從她1933年逃婚出走故鄉呼蘭算起，
到她1942年客死香港為止，
短短几年間，她的軌跡遍佈各地，
從北國到粵港，從西北到日本。
她原本可以停下來，但她依然選擇了漂泊。
我們輾轉走訪這些站點，不禁感佩蕭紅在短短几年的顛沛流離中的高產，她留下100多萬字的作品，其中包括兩部詩性悲劇《生死場》和《呼蘭河傳》、一部諷刺喜劇《馬伯樂》，這在和平年代尚且不易，何況是戰亂年代了。
蕭紅出生於辛亥革命爆發的1911年，死於抗戰烽火中的1942年，正值一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
放在大時代背景下去觀察蕭紅，她在當時的女性群體，甚至是女作家群體中也是觸目的。
作為女性，蕭紅自己也說：“這是一個盛產娜拉的時代。”
在“五四”後的一代作家中，蕭紅因襲的負擔最小，也因此形成極具個人特色的自由風格。
如果說一開始的娜拉式的逃婚離家還是被動的，後來離開蕭軍、選擇端木並與之南下香港，更是在愛情和民族雙重危機下的主動選擇。
她的漂泊似乎也從被動的行為轉為一種主動的習慣。
尤其在當時主流文化陣營紛紛奔赴延安的時代洪流中，蕭紅公開提出“作家不屬於某個階級，作家是屬於人類的”。
她選擇了自由寫作，家國想象中的“左翼女作家”標籤因此對她並不適宜。
蕭紅研究開創者、漢學家葛浩文評價：“蕭紅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並不是一種理想化的、充滿愛國熱情的浪漫的戰爭圖景，而是它對日常生活中真實的人們身上產生的孤獨的、極端的個人化的影響。從此蕭紅長期遊離於主流文學視野之外。”
蕭紅曾對好友聶紺弩說：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羽翼是稀薄的。
……不錯，我要飛。
但同時覺得……我要掉下來。”
現實中，她的確為這份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再選擇，在兵荒馬亂中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至今仍備受爭議，這怎麼是黃金時代呢？
許鞍華在電影《黃金時代》裡借蕭紅之口回答：
“我不能選擇怎麼生怎麼死，
但我能選擇怎麼愛怎麼活，
這就是我的黃金時代。”
這樣來看，每個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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