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遺失的美好,陝西神木石峁遺址

楊瑞 陝西省神木市石峁遺址管理處

探尋遺失的美好,陝西神木石峁遺址

從2011年石峁遺址的考古調查工作開始,目前已接近八個年頭,石峁遺址的發現可謂石破天驚,從遺址外城東門址到遺址核心區皇城臺,每年都有新發現,尤其是2016年皇城臺發掘以來,在考古發掘期間幾乎天天都有新發現,用考古隊員的話說:驚喜不斷。各類獎項也是拿到手軟。對於我而言,石峁是一個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區域。熟悉,是因為近年來石峁遺址的考古發掘,我作為一名與之相關的工作人員有幸全程見證;陌生,是因為相比於那些早已毀滅的和未發掘的部分,我們還是所知甚少。僅石峁古城的面積(城牆圍起來的部分)就超過了400萬平米,已發掘的(包括回填的部分)最多2萬餘平米。關於石峁遺址的報道鋪天蓋地,關於石峁遺址的各種猜測層出不窮,人們出於獵奇心理聚焦於遺址又出土了什麼(文物),人們用讚歎的眼神打量著那精美的文物,用神秘的浪漫主義情調望向那斷壁殘垣。考古發掘的種種跡象表明,他們曾經是富裕而強大的族群,可我想知道的是他們費盡心血建造起來的宏偉建築因何而廢棄?他們又有著怎樣的命運?

在探討石峁衰落之前,我們先來想想石峁古人為何選擇這樣一個地方來定居。石峁位於黃土高原腹地,緊鄰毛烏素沙漠,地貌特點:千溝萬壑,植被覆蓋率低,到處是裸露的沙地;氣候特點:乾旱缺水,春季風沙,夏季暴雨,冬季嚴寒漫長,這便是石峁如今的景象。當然,我們不能懷疑古人的智慧,因為4000多年前的石峁並非如今這般荒涼。據史書記載,在距今4000年前的虞夏時期,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洪水肆虐:“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1];“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2];“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3]。這些文獻的記載為我們解答了石峁古人選擇黃土丘陵地帶的原因。大量的歷史地理學和氣候變遷方面的資料證明,石峁時代的黃土高原地區有大面積的森林覆蓋[4],降雨量比現今高出約100~200㎜[5],年平均氣溫比現今高出2~3℃[6]。

在生產力低下的史前時代,人們對自然環境的依賴遠遠高於我們現代人,自然環境是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地貌對人類的行為有直接的影響,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適宜的地貌和氣候條件。截至目前,石峁古城是整個東亞地區已發現的最大的史前城址,毋庸置疑的是石峁古人過著定居的生活。在石峁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已經碳化了的黍、粟、麻類農作物和農用石器。早在4000多年前,石峁所在的黃土高原,黃土堆積面寬闊平坦,質地疏鬆,氣候適宜,有利於石質工具進行簡單的土地開墾和淺種直播等原始農耕活動。黃土本身富含植物生長所需的各種元素,保證了在社會生產力十分低下的情況,原始農業取得較好的收成。

在夏正楷先生編著的《環境考古學》中講到,在史前人地關係的研究當中,人們比較關注環境對人類的影響,而人類對環境的作用常常被忽略[7]。實際上,從人誕生的那天開始,人類就有意或無意地影響著自己的生存環境,人類的農業活動會造成天然植被的破壞和土地的貧瘠化,後者反過來也會帶來農業的衰退。西羅多德講:“人類大踏步地走過風景秀美之地,而沙漠緊隨其後”。在大衛·克里斯蒂安的《時間地圖》一書中講到,農業意味著改變自然的進程以滿足人類的利益,因此也意味著干預自然的生態循環,通過排除不需要的物種,人類偏愛的物種大為增加。歷史研究表明,單一作物不利於生態多樣化,尤其是對土地有著較為致命的影響,植被覆蓋的降低,土壤的侵蝕度增加,同時肥力也在減弱。前面我們講到黃土對於原始農耕的諸多好處,現在我們來說說黃土的致命缺陷。看上去肥沃的黃土地,實際生態極其脆弱,由於他疏鬆的質地,在地表植被遭到破壞後,水土流失加劇,土地恢復力極其緩慢。直到今天,黃土高原依然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為嚴重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來探討石峁古人是如何在500年的時間裡將植被繁盛的土地變成了荒蕪之所。考古發掘表明,石峁古人過著定居的農耕生活,而農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農耕定居者的繁衍後代能力遠超於狩獵採集者,狩獵採集者成熟女子四年生一次孩子,農耕社會的女子基本兩年生一次[8]。隨著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土地、更多的柴薪、更多的陶器(燒製陶器需要大量的木材)來滿足人們的需求,所以大片的森林被砍伐,大面積的草地被開墾。在殘存的石峁古城的牆體中,紝木的孔洞不計其數,還有漫山的陶片,想想看,這又毀掉了多少林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邵晶在多次的彙報中提到在北起包頭-岱海一線,東到山西的呂梁山區,南到延安一帶,西至毛烏素沙漠,在這大約15萬至20萬平方公里的範圍有600多座這樣的石頭城,僅石峁所在的禿尾河流域(黃河的一級支流)就有300多座。不管具體數目是多少,密集的人口終究難以為繼,不得不靠衛星聚落來疏散。隨著人口的膨脹,資源日益減少,這片土地超越了自身的承受極限,最終人們不得不踏上背井離鄉之路。在整個歷史上,人類對土地的開拓產生了這樣一種進程:墾殖——破壞——繼續前行(或坐以待斃)。

在乾燥的氣候條件下,黃土高原樹木再生速度比不上砍伐的速度,從而導致森林消失的悲劇,進一步加劇了水土流失。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有太多的族群因為人口與資源失調而自食苦果,瑪雅文明的崩潰、復活節島物種的滅絕、中世紀格陵蘭島維京人的消亡、盧旺達和海地的悲劇……在公元10世紀,一位薩曼王子確定了4個人間天堂:撒馬爾罕地區、南波斯、南伊拉克及大馬士革。今天只要去過這些地方的人都會驚訝於曾經天堂的稱呼,它們飽受戰爭之苦,但戰爭只是其衰退的次要原因[9]。

從小生活在黃土高原,我深知一場暴雨過後,這片土地會是什麼樣子,道路沖毀,溝壑加深,新的溝壑出現。就拿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後山來說,自從我來到石峁遺址那天起。我就開始關注它的變化,從前的溝壑更深,每一場暴雨過後都有新的溝壑出現。我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同一地塊中,墳塋高於四周田地,我們都知道墳塋上面雜草叢生,那麼是不是說明這些叢生的雜草減弱了水土流失呢?答案是肯定的,這也是這幾年我的親眼所見。尤瓦爾·赫拉利在他的《人類簡史》中講到,農業是人類最大的騙局[10]。我則認為農業是土地最大的天敵。就在幾天前,我還聽到有人說石峁4000年來的地貌變化不大,每每聽到這樣的觀點,我都想說:看看那些考古隊員從黃土掩埋中挖掘出來那高厚的牆體吧!若地貌沒有任何變化,遺址又是如何被掩埋的?

地質學家李四光曾說,“我們現在敢下一個斷案,那就是地下的種種情況有左右地上居民的勢力。那種勢力的作用,常連綿不斷。他的影響雖然不能見於朝夕,然而積久則偉大不可抗。”在那個生產力低下的時代,人們無休止地向自然索取,卻沒有能力修復,自然資源只有在取用速度慢於再生速度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500年的時間足以讓石峁的生態系統崩潰,讓這片土地從美好變成噩夢。可喜的是1999年退耕還林工作率先在陝西開始試點,十幾年過去了,成效顯著。對於這一點,我有著切身的體會,小時候每年經歷的沙塵暴天氣,近年來已基本絕跡。可黃土高原的森林覆蓋率還是低的可憐。每當我行走在這片沒有樹蔭遮蓋的土地上時,我甚至在想,這裡真正需要的是園藝工作者和生態建設者,而不是考古專家和我們這些所謂的遺址保護者。對於我們人類來說,所謂歷史的最好教訓便是不再重蹈覆轍曾經衰亡的經歷。

我知道歷史不會重複,今時也不同往日,可如今的環境問題則更為嚴峻,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環境中有毒化學物的增加、能源短缺和人類對地球光合作用的極限利用等等。如今我們生活在科技發達、富裕的社會,任何人都有可能落入亂用環境資源的陷進。或許是我過於悲觀,但認為日新月異的高科技能解決一切的問題,是否過於樂觀了一點?再看看廢墟中那些宏偉的建築,這些遺址的規模足以證明古人的智慧、財富與權力,可如今除了考古學家們的點滴解讀,無人知道他們的過往。所以我經常會想:這樣的命運是否會降臨在我們身上?未來的某一天遊客們會不會滿懷浪漫神秘的情調望著鏽跡斑斑的摩天大樓的遺蹟,就像今天的我們注視著石峁遺址?

[參考文獻]

孟子. 《孟子》[M].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2016

司馬遷. 《史記》[M].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社, 2006

陳廣忠. 《淮南子》[M].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社, 2012

蘭勇. 《中國歷史地理學》[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周昆叔. 《中國古文化與環境》[M]. 北京:海洋出版社, 1993

王乃昂. 《歷史時期黃土高原的環境變遷》,《歷史地理》第8輯[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夏正楷. 《環境考古學--理論與實踐》[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Against the Grain. James C. Scott. [M].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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