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一朝，原本甚囂塵上的朋黨之爭終於漸次消歇，偃旗息鼓了，其原因除了兩黨的黨魁相繼離世之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宣宗李忱擁有高超的馭臣之術。
關於宣宗駕馭百官的心機和手腕，還要從大中初年一個宰相的際遇講起。
這個宰相叫馬植，於大中二年五月入相，本來幹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四月，卻突然被貶出了朝廷，外放為天平節度使。此次貶謫事前毫無徵兆，令滿朝文武都大惑不解。
後來人們才知道，原來是一條腰帶惹的禍。
準確地說，是一條寶玉腰帶。
這條腰帶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賞賜給了左軍中尉馬元贄。眾所周知，馬元贄是擁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內心如何看待這個功高權重的宦官，反正在表面上，天子對他是極盡恩寵和禮遇之能事，從登基之後便賞賜不斷，這條腰帶只是為數眾多的賜物之一。
可忽然有一天，在朝會上，宣宗李忱卻赫然發現——這條腰帶系在了宰相馬植的腰上。
這個發現非同小可。天子立刻產生了極大的懷疑和警覺。他當場質問馬植，這條腰帶是不是馬元贄送的。馬植已經意識到自己闖了大禍，不敢隱瞞，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罷去了他的相職，將他貶出朝廷。
因為一條腰帶而罷去一位宰相，這種事情乍一看會讓人覺得荒謬。可在宣宗李忱看來，這件事一點也不荒謬。
原因很簡單，首先，馬植與馬元贄本來就是同宗，而且一個是當朝宰輔，一個是得勢宦官，具有這種關係和身份的兩個人，原本就應該主動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可如今，馬元贄居然把天子的賜物轉送給馬植，這意味著什麼呢？是不是有理由認為他們私交很深，甚至有結一黨一的嫌疑？轟轟烈烈的牛李黨爭剛剛過去，所有人都對之記憶猶新，而在此前每一度你死我活的一黨一爭背後，都無一例外地站著宦官的身影。如今，宣宗李忱又豈能讓宰相宦官相互勾結的一幕在他面前重演呢？
退一步講，就算馬植與馬元贄沒有結黨，也不搞黨爭，可僅僅是“禁中與外廷暗中交通”這個事實本身，就足以對登基未久的天子構成某種潛在的威脅了。宣宗李忱絕不會讓自己像文宗那樣受制於強勢宦官仇士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樣事事聽從於強勢宰相李德裕。因為，李忱從即位的那一刻起就立志要成為一個強勢天子。
基於上述理由，李忱就必須把一切可能的危險扼殺在襁褓之中。
大中初年，從宰相馬植旋起旋落的命運中，人們不難明白一點——要在天子李忱的朝廷上結一黨一，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要在他的朝廷上當宰相，也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在宣宗一朝前前後後的六七個宰相中，在位時間最久的一個，名叫令狐綯。
從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十月起，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宣宗駕崩止，令狐綯為相近十年之久，幾乎與宣宗一朝相始終。而令狐綯之所以能穩居相位的唯一秘訣，既不是因為他的政績特別突出，也不是因為他建立了怎樣的功勳，而僅僅是因為——他自覺主動地把自己的相權讓渡給了天子。
這是他的聰明之處。
也是他的無奈之處。
要在強勢天子李忱的朝廷中做穩宰相，除了選擇這樣的生存之道以外，令狐綯別無選擇。
然而，即便令狐綯十年如一日地夾著尾巴做人，也難免會有偶露崢嶸的時候。而僅僅是一兩次偶露崢嶸，就足以導致宣宗的懷疑、憤怒和指責。
我們在前面已經不止一次地看到，宣宗極為重視地方官吏的品行和能力，總是儘可能地親自把關。為此，他專門下詔規定，各地方刺史一旦要調往他州任職，一律要先到京師當面向他做述職報告，經過天子面試合格之後，才能調任他州。
有一次，令狐綯將一個刺史調往鄰州，由於此人與他是舊交，而且考慮到只是在相鄰兩州之間調動，就沒有要求他繞道到京師述職，而是直接赴任。隨後，宣宗看到此人赴任後呈上的謝恩表，發現此人沒有經過他的面試，馬上質問令狐綯。
令狐綯慌忙解釋：“沒有別的原因，只是因為兩地距離較近，想省去迎來送往的繁文縟節而已。”
宣宗頓時臉色一沉，說：“如今各地方刺史大多不稱職，往往為害百姓，所以朕才要一一接見，考察他們的行政能力，按其能力高低決定去就。這道詔命頒發已久，如今卻被棄置一旁，可見如今的宰相相當有權啊！”
那一刻，令狐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雖然是寒冬臘月，但全身瞬間爆發出的冷汗，早已浸透了他厚重的裘衣。
在大中時代的十幾年間，宣宗就是以這樣一種無孔不入的精明和難以置信的強悍駕馭著宰相和百官。
當然，如果總是表現得精明強悍，那宣宗的領導藝術就談不上有多麼高超了。其實很多時候，他也會顯得寬厚而隨和。就像一個高明的馴獸師一樣，他總是優雅地舉著鞭子，從容地把握著節奏，時而嚴苛猛厲，時而又會笑語溫存。
可是，在宰相和百官看來，天子李忱笑語溫存的時候，絕對比嚴苛猛厲的時候更加可怕。
比如有一次早朝，宣宗上殿的時候，臉上還是一副和顏悅色的表情，跟百官都很客氣，讓大家感覺如沐春風。可當宰相和百官一開始奏事，宣宗馬上就換了一副臉色，神情威嚴，正襟危坐。等到奏事完畢，他又衝百官一笑，說：“大家可以扯扯閒話了。”接著就向群臣詢問一些街頭巷尾的奇聞逸事，或者主動談一些宮中的瑣碎趣事。
這一刻，百官高度繃緊的神經終於鬆弛下來，開始在朝堂上有說有笑地扯閒篇。可就在他們談得熱火朝天、渾然忘我之時，天子卻突然板起面孔，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諸位一愛一卿要好自為之。不知為什麼，朕有時候經常有一種莫名的擔心，擔心你們會辜負朕，以致日後不能再以君臣之禮相見！”言畢，立刻起駕回宮。
一聽此言，百官無不悚然。
大殿上頓時鴉雀無聲。
直到天子的鑾駕遠去，一種無言的恐懼仍然凝固在他們臉上。
為相十年的令狐綯對此感觸最深。他不止一次對親信說過：“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宣宗李忱既然能夠把滿朝文武收拾得服服帖帖，他當然也不想放過那些專權跋扈的宦官。為此，他曾經多次以談論詩詞為名，秘密召見翰林學士韋澳，並屏退左右，單獨與他商討對付宦官的策略。
有一天，宣宗再次秘召韋澳，問：“近日，外廷認為宦官的權勢如何？”韋澳不敢正面回答，只是顧左右而言其他：“外廷都說，陛下威嚴決斷，非前朝可比！”
宣宗一聽，不無失望地閉上眼睛，說：“完全不對！事實上，朕對他們仍然心存畏懼，你說該怎麼辦？”
韋澳面露難色，小心地說：“如果跟外廷商議，恐怕又會重蹈太和年間之覆轍。臣以為，不如在宦官中選擇才德兼備之人，與他們商議。”言下之意，就是以毒攻毒，起用後進宦官，對付當權宦官。
宣宗長嘆一聲，說：“這是下策！朕不是沒有試過。從擢升那些後進宦官為黃衣（九品官服）開始，一直到綠衣（六七品）、紅衣（四五品），他們都懂得感激皇恩，可一旦穿上紫衣（三品），他們馬上就會和那些當權宦官抱成一團！”
知道這個韋澳難當大任，宣宗只好把目光轉向宰相令狐綯。他希望令狐綯能拿出一個誅除宦官的計劃，可讓他大失所望的是——令狐綯的反應居然和韋澳如出一轍。
令狐綯呈上秘奏，說：“只要宦官犯罪的時候不要赦免，職務出缺的時候不要遞補，日子一久，也就自然淘汰，終歸於消滅了。”
宣宗拿到奏疏的時候，唯一的反應就是苦笑。
這不是廢話嗎？如果這麼做就能讓宦官“自生自滅”，那前幾朝的天子和宰相，又何至於讓宦官玩一弄於股掌？
不過，宣宗也知道，太和末年的“甘露之變”，已經把滿朝文武都嚇成驚弓之鳥了。如今，不光是滿朝文武，即便放眼天下，恐怕都找不出一個敢跟宦官較量的人。
剪除宦官的計劃就此擱淺。終宣宗一朝，李忱再也沒找到一個有勇有謀的大臣助他完成這個心願。
不過，雖然宣宗沒機會對付宦官，但是另一方面，宦官在宣宗李忱強大的威懾力面前，實際上也是頗為忌憚的——在整個大中時代的十三年裡，宦官集團一直比較收斂，始終不敢興風作浪，既沒有干預朝政的膽量，也沒有干預朝政的機會。
宣宗在位期間，除了以強硬手腕消滅黨爭，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囂張氣焰之外，還有一項巨大的歷史功績也不可不提。
那就是河湟的收復。
自從“安史之亂”以來，河湟地區（甘肅及青海東部）已經在吐蕃人的手中淪陷了近一百年之久。玄宗之後的李唐天子們雖然不乏收復河湟的志向，但始終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藩鎮之亂連年不絕，朝廷不得不屢屢用兵，加之朝政又被黨爭和閹禍搞得烏煙瘴氣，使得李唐王朝自顧尚且不暇，更不可能騰出手去收復失地。
到了武宗會昌年間，形勢開始發生逆轉——吐蕃爆發了大規模內戰，國內政局紊亂，人心離散。
而吐蕃開始走向衰亡的時候，正是宣宗李忱登上歷史舞臺的前夕。
上天似乎註定要把收復河湟的歷史功績送給他。
李忱即位後的大中三年二月，原本由吐蕃控制的秦州（今甘肅秦安縣西北）、原州（今寧夏固縣）、安樂州（今寧夏中寧縣東北）以及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靖、木峽、六盤這“三州七關”，突然在一夜之間全部歸降大唐。宣宗即刻詔命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等地駐軍出兵接應。到這一年七月底，唐朝軍隊全部進駐，三州七關正式收復。八月，三州民眾一千多人扶老攜幼來到長安朝見天子。宣宗李忱登延喜門接見。三州父老歡呼雀躍，立刻脫下胡服，換上唐裝。圍觀軍民歡聲雷動。
本來，三州七關的收復就已經夠讓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可他們絕對不敢想象，短短兩年後，所有河湟失地竟然會被一個叫張義潮的人一一收復，並且全部迴歸大唐帝國的懷抱。
張義潮本是沙州（今甘肅敦煌市）的一個平民，但卻懷有一腔報國的激情和熱血。早在吐蕃爆發內亂之時，他便結交了一批豪傑義士，一直在暗中計劃起義。不久，沙州的吐蕃守軍果然因內亂而軍心渙散，張義潮覺得時機成熟，遂發動起義。城內的漢人紛紛響應，吐蕃守將棄城而逃。沙州就此光復。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二月，張義潮派出的使者歷經艱險，將沙州光復的消息送到了唐朝的天德軍駐地（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東北）。同月十九日，捷報遞至長安。宣宗李忱大喜，即日下詔，任命張義潮為沙州防禦使。
隨後，張義潮開始招募軍隊，訓練士卒，並主動出擊吐蕃。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張義潮便以所向披一靡一之勢，先後收復了瓜州（今甘肅安西縣）、伊州（今新疆哈密市）、西州（今新疆吐番市東）、甘州（今甘肅張掖市）、肅州（今甘肅酒泉市）、蘭州（今甘肅蘭州市）、鄯州（今青海樂都縣）、河州（今甘肅臨夏市）、岷州（今甘肅岷縣）、廓州（今青海化隆縣）。大中五年十月末，張義潮讓他的哥哥張義澤奉上十一州（包括沙州）的地圖和簿籍入朝覲見。
十一月，宣宗下詔，在沙州設置歸義軍，任命張義潮為歸義節度使兼十一州觀察使。
至此，淪陷了一百年的河湟失地終於全部光復，迴歸大唐版圖。
不可否認，百年失地的收復並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時的機運。如果說消滅黨爭、遏制宦官和整頓吏治的確是出於宣宗的個人努力的話，那麼“收復河湟”無疑是上天給予他的一份出人意料的饋贈。
但不管怎麼說，已經在內憂外患的灰暗歷史中艱難行進了一百年的大唐帝國，畢竟還是在宣宗李忱的手裡閃耀出了一抹輝煌。
就連一直以來作為帝國心腹之患的跋扈藩鎮，在宣宗一朝也顯得相對平靜，沒有再掀起太大的波瀾。其中的客觀因素，固然是武宗一朝強力平藩打下的基礎，而主觀原因，則是宣宗在藩鎮事務上採取了靈活而務實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亦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應對的策略，所以避免了像前幾朝那樣大規模的戰爭和動亂。
對於勢力強大而且割據已久的河北藩鎮，宣宗基本上是讓它們保持現狀，默認它們在這一個世紀以來所享有的特權。比如大中九年（公元855年）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隊擁立他的兒子、節度副使王紹鼎為留後，宣宗就沒有予以干預，而是承認了他，並且幾個月後便任其為節度使。到了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八月，沉迷酒色的王紹鼎暴亡，軍隊再度擁立他的弟弟王紹懿，宣宗也照例予以承認。
但是，對於那些一直處於朝廷有效控制範圍內的藩鎮，宣宗就毫不手軟了。凡有藩鎮爆發兵變，或是節度使不稱職，宣宗的反應都相當迅速，而且手段非常強硬。
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七月，浙東軍隊譁變，驅逐了觀察使李訥。九月，宣宗便派出禮部侍郎沈詢繼任觀察使，迅速穩定了浙東的局勢。同是這一年七月，淮南發生饑荒，百姓流離失所，節度使杜悰卻依舊耽於宴遊，不盡賑災撫卹之責。宣宗聞訊，幾天後便派宰相崔鉉接替了淮南節度使之職，把杜悰貶為太子太傅、分司東都。
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五月，湖南兵變，大將石載順等人驅逐了觀察使韓悰，殺了大將王桂直；六月，江西兵變，大將一毛一鶴驅逐了觀察使鄭憲；七月，宣歙（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市）兵變，大將康全泰驅逐了觀察使鄭燻。八月，宣宗即命淮南節度使崔鉉兼任宣歙觀察使，出兵征討宣歙叛亂；命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征討湖南叛亂；命光祿勳韋宙為江西觀察使，負責征討江西叛亂。
短短几個月後，宣宗派出的三路人馬便都不辱使命，順利平定了叛亂——十月，崔鉉斬殺康全泰及黨羽四百餘人，平定宣歙；徐商斬殺石載順，平定湖南；十二月，韋宙斬殺毛鶴及黨羽五百餘人，平定江西。
大中時代，大唐帝國雖然稱不上是什麼太平盛世，但起碼算是一個相對安定的小康之局。
這在混亂不堪的中晚唐歷史上，已實屬難能可貴。
然而，儘管“大中之治”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大唐王朝江河日下的衰亡之勢，卻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它走向崩潰的歷史宿命。
換言之，這個被後世譽為“小貞觀”的時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老大帝國的一次迴光返照，是末世殘陽中的最後一抹輝煌。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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