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特別喜歡包青天電視劇，劇中包拯的剛正不阿和那張黑臉讓我印象深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對包拯那張帶有傳奇色彩的黑臉形象都深信不疑。
包拯的膚色，是我長期以來一個很大的誤解。
直到我看了這張圖：
原來包黑炭他一點都不黑！
後來讀了歷史，發現包拯不光臉不黑，額頭也沒有馬蹄踩的月牙，他的傳奇經歷也大都是後人附會演繹的結果，安徽合肥市包公祠的古石碑“包拯肖像”和故宮南燻殿藏畫中的“包拯畫像”中，包拯都是清瘦矍鑠的白淨書生形象，史籍上也稱其“面目清秀，白臉長鬚” ，
這多少讓我這種腦殘粉有點失望。不過，雖然包拯沒有電視裡演的那麼神，職業也不是天天斷案的『法官』，但他的人生依然是開了掛一般精彩。
關於包公其臉為何變黑，還要從一千年前說起。包公出生在一千年前的合肥，與傳說不同的是，他家並不貧困，包拯也沒給人放過牛，相反包家是書香世家，包拯從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不僅成績優異，相貌英俊，還志向不凡，立志要做一個為民請命的好公務員。
宋仁宗年間，28歲的包拯中了進士，中進士後，被授大理評事，但他因父母年老，遵循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兩度拒絕了朝廷的任命，而是留在合肥老家贍養父母，直到十年後父母離世才上任。
包拯首任長天縣知縣，一上任，就顯示出非凡的執政才能，短短3年就調任端州知府，3年後，又調到開封，成為了一名京官，仕途可謂是扶搖直上。
在廣東時，包拯寫下一首明志詩，這也是他流傳下來的唯一一首詩：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冊有遺訓，勿貽來者羞。
意思就是我一定要做一個名垂青史的“大直男”，當然，是正直的“直”。
後世稱包拯為包青天，除了廉潔無私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能夠為民做主，不畏權貴，並能對權貴進行嚴厲的打擊，這在古代是非常不容易的。
包拯在位期間彈劾了很多『顯官』：
張堯佐是宋仁宗的國丈，純粹靠著裙帶關係，被授予3個顯赫官職，包拯前後6次與宋仁宗據理力爭，最後將張堯佐彈劾。
寵臣王逵因為受到朝中權貴和宋仁宗的庇護，在地方上橫行不法，造成極大民憤，包拯又多次與宋仁宗辯論，痛斥王逵的惡行和仁宗的偏袒，最終將王逵彈劾。
宋仁宗的親信太監閻士良監守自盜，貪汙腐敗，被包拯知道後也不放過，最後閻士良被彈劾。
據統計，因受包拯彈劾而被降職、罷官、法辦的重要大臣不少於30人，包拯也因此被時人稱作“包彈”！
包拯也是一名敢言的臺諫官，跟皇帝爭執起來，不憚將口水噴了皇帝一臉。讓我舉一個宋人筆記朱弁《曲洧舊聞》記載的軼事來說明：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溫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為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歷史上有很多清正廉潔的官員，人品雖沒問題，能力卻不見得優秀，而包拯就是那種品行端正，能力又強的，還比較有思想，在朝廷時能夠常常規諫宋仁宗，使朝廷避免了許多決策失誤。
不過包拯卻不是一名值得讚美的法官，因為他過於嚴酷，喜歡強調“於常法外重行處置”。舉個例子吧，曾敏行《獨醒雜誌》載：“包孝肅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閭巷火作。救焚方急，有無賴子，相約乘變調公。亟走，聲喏於前曰：‘取水於甜水巷耶於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斬之。”一個無賴因為在救火時調侃了包拯一句話，便被包拯處死。可謂嚴酷。
權知開封府時，包拯整頓吏風，改革訴訟制度。開封府舊制，凡是告狀者，都必須先將狀紙交給守門的府吏，再由府吏轉呈，是否審理，何時審理，則由府吏通知。訴訟者不能面見長官，府吏可以藉此敲詐勒索，營私舞弊，而冤屈者因送不起錢財而告狀無門。包拯革除了這一弊端，大開正門，使告狀者可直接至公堂見官納狀，自陳冤屈，審案也更能公正合理。因此，才有了戲劇中“包黑子”的形象，剛正清廉，正直不阿。當然，上古神器三口鍘刀應該是不存在的。包拯此後主要作為言官，給皇帝提建議，彈劾不法的大臣。包拯曾建言宋仁宗立太子，因為包拯無子，而且年事已高，仁宗倒是很高興包拯提出這個建議。
包拯和宋代大才子歐陽修同朝為官，歐陽修是個大才子，但是破壞力也是非常巨大的，見誰啃誰的主，包拯就被啃過，曾對仁宗說包拯彈劾前三司使是為了自己去擔任這個職務，讓包拯只能在家避嫌了好久。歐陽修對包拯的總體評價還是很高的，只是轉折了一下“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也是包拯的一個方面吧。
由於包拯能為民請命，不畏強權，所以被後世當成廉潔的化身，民間甚至視包公為神明，也就演繹出很多關於包公的傳說故事。所謂“奇人必有異象”，如果包公就是正常人的樣子，那顯然不夠酷嘛，於是後世又對包公相貌進行了藝術加工，所謂“鐵面無私”，鐵是黑色，於是用黑臉來具象化包公的“鐵面”，簡直完美。
不過歷史上包拯能被如此神化，中國“民間百姓的包青天情節”根深蒂固、影響深遠，也側面反映了法制的不完善，人們把法治的力量倒退歸“人治”，期望出現一個“包青天”樣的人物，把希望寄託於“狗頭鍘”，而不是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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