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泉，地處浙江西南部的崇山峻嶺，北與遂昌、東與雲和、南與慶元等縣接壤，西南與福建交界。據光緒龍泉縣誌記載，龍泉原為揚州永嘉郡松陽縣龍淵鄉，唐武德三年（620年），因避高祖李淵諱，改龍淵鄉為龍泉鄉，乾元二年（759年）升鄉為括州龍泉縣，自宋代後歸屬處州府。北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因避諱龍字曾改名劍川縣，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恢復龍泉本名。今為縣級市，歸屬浙江省麗水市管轄。龍泉地處偏僻，陸路交通不便，境內河水湍急、森林茂密、燃料充足、瓷土資源豐富，是甌江主要發源地，水路交通便利，是一處理想的置窯地域。
左：陝西法門寺出土的越窯秘色瓷碗 右：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龍泉瓷盤
我在《中國瓷器的先驅——千年越窯》一文中講到，龍泉一帶從三國起就已有陶瓷窯，唐代以前窯址相對集中分佈在麗水、慶元、松陽等縣市，且數量較少，規模不大，製品做工粗劣，質量較差。從出土的這一時期的瓷器來看，其生產的製品大多為滿足當地百姓生活需要，業界有人把這種土窯也稱作龍泉窯。從這一時期出土的器物看，此時的龍泉窯深受甌窯、越窯影響，但產品品質遠不及甌窯、越窯。事實上，無論是龍窯結構、製品種類和型制、裝飾工藝等，唐以前的窯與後來的龍泉窯有本質的區別。真正的龍泉窯起點應該在唐末到五代這段時間。
元代龍泉窯青釉淨瓶 高48.2、口徑7.3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龍泉窯的發展經歷過三個機遇期。第一個機遇期是隨著吳越王大規模製造高質量青瓷——秘色瓷進貢中央朝廷等需求，以越窯係為核心的江浙青瓷窯系得到轟轟烈烈發展，吳越統治下的龍泉地區青瓷自然也跟著得到發展；第二個機遇期是吳越國被削藩歸屬中央朝廷，越窯失去貢瓷市場而逐漸衰敗，而龍泉窯趁勢興起，發展成一代名窯；第三個機遇期是北宋滅亡、南宋在杭州建立政權，隨著南宋社會從百廢待興到穩定發展，龍泉窯獲得極大發展機會，上升到鼎盛期。龍泉窯鼎盛期歷經南宋和元代。到明朝時，伴隨景德鎮窯的興起，龍泉窯由盛轉衰，到清代前期完全衰敗殆盡。
龍泉窯堆塑蟠龍蓮瓣紋蓋罐 高22.6、口徑6.5、腹徑11.35、足徑6.65cm 上海博物館藏
自晚唐開始，越窯青瓷——秘色瓷開始在長安、洛陽展露頭角，有陸龜蒙的詩句“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為證。隨後，越王錢鏐從唐昭宗天覆二年（902年）建立地方割據政權——吳越國起，歷經晚唐、五代十國和北宋共72年，期間吳越錢氏政權一直以大量的金銀、絲綢、瓷器向中央朝廷進貢，以求保全割據政權的安危。進貢品中包含大量高品質青瓷瓷器，這直接推動著越窯青瓷的迅猛發展。據史料記載，太平興國七年（982年）秋八月二十三日，越王錢氏進貢中原朝廷瓷器共達十四萬件！如此大規模地製造進貢用的高質量青瓷器（一匣缽只裝一器），決不是餘姚上林湖一地所能夠燒製的，必須動用整個吳越國所有窯場，否則不可能完成的這個任務！我們完全有理由堅信，當時正處在吳越國統治之下的處州龍泉窯，可能而且應該參與這項“宏偉”工程！這應該是龍泉窯的第一次發展機遇期。
莊綽（莊季裕）著《雞肋編》 捲上記載龍泉窯生產過秘色瓷
根據北宋筆記作家莊綽在《雞肋編》 捲上的記載“處州龍泉縣……又出青瓷器，謂之‘秘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宣和中，禁庭制樣須索，益加工巧 ”證明，我的判斷是有依據的。莊綽，字季裕，是北宋晚期著名筆記作家，在公元1126年靖康之亂前後還在世，橫跨北宋、南宋，他和著名書法家、也是宋徽宗的書友——米芾是至交。《雞肋編》記述的史蹟舊聞及各地風士、考證古義、傳聞瑣事，內容翔實，頗有一定的歷史價值，大多為世人所公認。但如今陶瓷界不少專家學者對這段記載嗤之以鼻，認為莊季裕在胡說八道。果真如此嗎？當然，他說的秘色瓷都取自龍泉顯然是錯誤的，但至少說明龍泉窯參與過貢瓷製造不是空穴來風。作為與米芾關係很好的朋友，也是北宋皇帝宋徽宗的間接朋友，莊綽說話不至於信口開河。他這段話有兩點是非常符合當時情形的，也是可信的：一是吳越時錢王不惜動用全國之力燒造進貢瓷器，作為當時已經具有相當規模的民窯——龍泉窯對這樣具有使命感的國家大事能無動於衷？如果真無動於衷、不願為國效力的話，越王也不會放過龍泉窯！二是根據史料記載，從宣和年間開始，宋徽宗在天下推行《宣和博古圖》，凡祭祀等重要場合使用的禮器，都要嚴格按照博古圖的式樣、尺寸等規制進行，否則禁止製造，擅自燒製是違法的。這就是“制樣須索”的真實來歷，如果想要製造禮器等重要瓷器（包括青銅器等），必須要按照朝廷頒佈的《宣和博古圖》上的規制進行，其制樣需要向朝廷申請（索要）。宣和年間正好是莊季裕生活在世時間。所以，莊季裕說：“宣和中，禁庭制樣須索”是符合實際的，他接著說“益加工巧”，表明此時龍泉窯製作水平在提高，做工越來越精細、精巧，這也符合龍泉窯當時的實際發展狀況。雖然龍泉窯在北宋得到發展，但和享有盛譽的秘色瓷和隨後的南宋官窯相比，還是遜色不少，正如葉寘在《坦齋筆衡》中“窯器”條的記載：江南還有處州龍泉窯燒造青瓷，但瓷質比較粗厚。
龍泉窯青釉鬲式爐 高11.3、口徑14.4、腹圍47cm 上海博物館藏
龍泉青瓷真正的大規模發展期是在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也就是第二次發展機遇期。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吳越國正式削藩歸屬大宋中央朝廷，從此進貢瓷器的需要就逐年減少，直到停止。從史料分析，越窯最後一次進貢“秘色瓷”是在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在失去貢瓷這個巨大的“官需”之後，越窯由於生產方式和成本等原因，在民品市場無法和普通民窯進行競爭，從北宋中期起窯場數量和規模逐年減少，到南宋時期完全衰落。與此同時，燒製淡青釉瓷器的龍泉窯卻逐漸興旺起來。雖然越窯開始衰落，但因龍泉窯的興起，浙江地區的陶瓷市場卻呈現越來越繁榮的景象。據南宋人周密在其著作《雲煙過眼錄》中記載，在太平興國六年（981年）六月，宋太宗趙光義補任殿前承旨趙仁濟為杭州瓷司務一職，這個時期正處於越窯由盛轉衰、龍泉窯逐漸興起的時期。《雲煙過眼錄》是一部以著錄私家藏畫為主要內容兼錄南宋皇室部分藏品的著錄著作，書中所載南宋皇室部分收藏，均為作者身經目歷，內容包括庋藏、保管、裝裱情況，並論及宋徽宗、高宗的用印特徵等，具有很高的文化參考價值。趙仁濟的到任，說明北宋朝廷在加強對浙江瓷業的管理，也說明吳越國歸入中央朝廷後，儘管越窯在衰落，北宋朝廷對浙江的青瓷生產仍然十分重視。
宋·周密著《雲煙過眼錄》卷四中提到，太平興國六年，殿前承旨趙仁濟補任杭州瓷司務
現代各項考古發掘證據也證明，越窯的消失就像有序搬遷一樣，把越窯的龍窯構造、胎釉技術整體轉移到了龍泉窯，使龍泉窯的制瓷技術水平獲得迅速提升。龍泉窯青瓷無論器型還是裝飾都酷似越窯青瓷，很好地保持著越地文化的延續性和統一性，也說明越窯窯工的主要歸宿是去往龍泉窯。在繼承越窯技術的基礎上，龍泉窯還不斷吸收北方汝窯和南宋官窯技術並創新突破，生產出高質量的
乳濁釉、粉青釉、梅子青釉等著名龍泉青瓷。至此，龍泉青瓷已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窯場數量逐漸增多，慢慢形成一個向周邊輻射的瓷窯體系。龍泉青瓷因產品質量和數量的不斷提高，除民間用瓷外，官府甚至宮廷對龍泉青瓷的青睞和需求也不斷提高，這些都刺激著龍泉窯的迅速發展。另外，從北宋開始的海上貿易日趨活躍，外銷瓷逐漸增加，導致龍泉青瓷開始遠銷海外。
龍泉窯青釉弦紋三足爐 高9.3、口徑14.5、足徑5.5、足距7.9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靖康之難北宋滅亡，南宋政權建立。隨著輾轉南渡、宋金議和定都臨安（杭州）之後，南宋很快從戰亂中恢復元氣，社會經濟、文化又得到空前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龍泉窯再次迎來極好的機遇——
第三次發展機遇期——龍泉窯趁勢發展到鼎盛期。我在《南宋官窯——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窯》中講到，宋徽宗趙佶和宋高宗趙構都十分重視祭祀，特別是在與金國作戰和南渡的十幾年奔波途中，宋高宗趙構都不忘舉行隆重的祭祀天地活動。祭祀天地所需的祭器，數量巨大而且必須符合《宣和博古圖》的規制。靖康之難中，北宋朝廷的所有祭器都被金軍掠奪殆盡。自南渡開始到紹興十三年（1143年）之前，每次祭祀所用的祭器都是從各地府衙蒐集或者由各地府衙按照古制進行製造，在原材料缺乏或條件艱苦的時候，一些原本應該使用青銅、玉石製造的祭器也可以用陶、瓷、竹、木代替，但式樣尺寸必須符合古制。而且，費盡周折收集到一些祭器總是因為戰亂而丟失殆盡。在這段時間陶瓷祭器的製造數量巨大，從史料記載分析，龍泉窯應該參與過這段時間的瓷質祭器的製造。
南宋禮部太常寺纂修《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記載了陶瓷祭器燒製地方
據南宋朝廷禮部太常寺纂修的《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記載：“紹興元年三月八日，太常寺少卿蘇遲等言，堪會將來大禮合祭天地並配祖宗所有合用大樂祭器，乞令兩浙江東路轉運司取索所屬州軍縣鎮，具見管的確數目椿管抵備將來大禮供使，竊恐州縣並不盡數供申及有損壞，名件亦不備整有誤使用裕乞朝廷特降旨指揮下兩浙江東路轉運司責限雅飾修整先行開具的確數目供申朝廷下本寺相度合用數目津發赴行在使用照依……祀天並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數下越州製造，仍乞依見今竹木祭器樣制燒造。”這說明紹興元年（1131年）朝廷祭祀所需要的祭器用具，都是由朝廷打足損壞等富餘量，把需求總數下達給兩浙東路，由兩浙東路具體下達到所屬的各州縣去準備或製造。因祭器數量巨大，兩浙東路所轄的越、婺、衢、明、臺、處、溫、嚴八府都應該有任務，其中處州龍泉窯自然不會不參與陶瓷禮（祭)器的製造，這從南宋時期龍泉窯的一些瓷器器型特徵可以看出來。祭祀禮器的胎都是深顏色的，即黑胎，以體現莊重肅穆。
南宋《中興禮書》卷九“郊廟祭器”記載出現新機構“禮器局”
當然，祭器的製造任務並不是恆定的，開始時需求數量大、時間緊任務重，之後如果沒有遺失、損壞的話，大部分祭器可以重複使用，每年只需做一些新器來補充損毀，所以需求量逐年會減少。幾年後陶瓷祭器基本上僅由臨安府來安排製造，具體任務基本落到杭州、餘姚等附近地區的窯口，龍泉窯製造祭器的任務或許不多了。從紹興十四年（1144年）開始，由於宋高宗趙構不滿意這些年由越州、餘姚、平江、臨安府等各地生產的祭器，開始建立“禮器局”來專門負責設窯製造祭器（禮器），這就是
南宋官窯的來歷。禮器局自紹興十四年前後成立後，十分忙碌，參照紹興十三年由秘書省修訂並頒發的《宣和博古圖》和一些收藏的古器物，全面改造南宋祭器。根據《中興禮書》卷九“郊廟祭器一”記載，紹興十四年（1144年）七月八日，宋高宗對宰執官下達諭旨說，祭祀乃國家大事，所用祭器要相適宜，如郊壇祭天須用陶瓷祭器，宗廟祭器也當用祖先的式樣規制，你們可以訪求通曉禮器之人來做這件事。於是，尋找到事中段拂、戶部侍郎王鈇、內侍王晉錫三人，委以重任。禮器局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的。禮器局的運作是段拂領銜，禮器由段拂、王鈇二人討論器樣、尺寸後，交給王晉錫去把關製造。
《宋會要輯稿》禮一五記載王晉錫進言說有很多祭器不合舊制，皇上令王晉錫監造
《宋會要輯稿》也記載有這件事。據《宋會要輯稿》第十六冊 “禮一五”記載，紹興十五年（114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內侍王晉錫（對高宗皇帝）說：“恭承處分，令宣押太常寺使臣王彥能等省記大禮朝享太廟合用禮器。今檢對御府《博古圖》指說畫到樣制，及未有樣制尊罍等五百九十六件、副，合行討論製造。”意思是對照御府《博古圖》，祭器中竟然有五百九十六件套尊罍不合格！皇上認為王晉錫很懂尊罍等祭器，於是下令段拂、王鈇研究討論，讓王晉錫負責製造。
龍泉窯青釉琮式瓶 高25.2、口徑6.2、足徑6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雖然朝廷認為浙江地區民間瓷窯製造的禮器不合格、不滿意而不得不親自設窯製造，但當時
參與過朝廷禮器製造應該也屬於一個莫大的榮耀。有此經歷的龍泉窯，此時期瓷窯數量迅速發展，器物質量也極大提升。後來，除生產傳統的青瓷（即白胎青瓷）之外，龍泉窯憑藉當年製造過朝廷禮器（祭器）而獲得的經驗，開始按照當時禮器的規制製造瓷器投入市場——這就是著名的龍泉黑胎青瓷的來歷，也是後來在明朝被章氏兄弟傳說誤導為“哥窯”的黑胎青瓷。黑胎青瓷在工藝、形制、胎質、釉質、釉色、紋飾上均與南宋官窯器非常相似，這在後來的考古發掘中已得到印證。
龍泉窯雙龍耳直壁瓶 高17.1cm 瑪麗·斯蒂爾曼·哈克內斯1950年遺贈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南宋立國後，百廢待興，急需增加財政收入，陶瓷貿易是補充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對外繼續推行市舶司體制，大力發展陶瓷貿易。龍泉窯抓住機遇，憑藉水路外運順暢這個得天獨厚的條件，產品進一步暢銷國內外，窯區也由龍泉擴展到周圍的幾個縣，形成了一個更加龐大的龍泉窯系。由此，龍泉窯終於在南宋和元代迎來了自己的最鼎盛時期。
南宋龍泉窯膽瓶 高21.3cm 羅傑斯基金1917年購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鼎盛時期的龍泉窯，取得多項成就，特別是美如青玉的梅子青、粉青厚釉、薄胎厚釉瓷器，其釉質之粉潤、釉色之青翠、形制之高雅，堪稱青瓷之巔，不僅為龍泉窯獲得天下美名，並隨著瓷器的出口把美名帶往世界各地，還把中國陶瓷燒造水平歷史性地推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一是龍泉窯博採眾長，注意學習吸收越窯、南宋官窯的技術、造型、製作工藝，利用本地具有的高嶺土、紫金土和竹木草灰，從胎土、釉料的淘洗煉配到製坯修胎上釉，都進行了改進，既精益求精又不乏藝術品位，特別是來自青銅器的禮器（祭器）造型，典雅莊重。二是在博採眾長的基礎上，探索發明出石灰鹼釉，使龍泉瓷器與越窯秘色瓷相比，釉質更接近玉石，加上採用厚釉的施釉方法和1280℃左右的高溫，使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的釉質達到了如冰似玉的質感。三是龍窯以及裝燒方法、窯具的改進，使龍窯體積更大、裝燒更科學，提高了產量，已發掘的大型龍窯一窯竟可燒四、五萬件瓷器；廣泛使用匣缽和支釘、墊餅、墊圈等窯具，減少雜質、汙染、擠壓、粘連等窯病，提高了成品率。
南宋龍泉窯琮式瓶 粉青厚釉褐胎 高26cm 大英博物館藏
南宋龍泉窯鳳耳瓶 粉青厚釉硃紅胎 高27.6cm 日本常盤山文庫藏
如今業界評價一個瓷窯，總是把“官窯”二字帶在嘴邊，以為只要屬於“官窯”，就會榮耀無邊。事實上，從窯系發展本身來說，成為“官窯”未必是好事。由於官窯的“客戶”很少，產品數量不多且需求斷斷續續，器物製作往往不計成本而市場競爭力不強，產品和技術不流向社會，窯工受剝削和壓迫深重，一系列問題和原因導致官窯往往是短命的，不連續的，持續發展無從談起。比如南宋修內司官窯、郊壇下官窯、明清景德鎮官窯等，其中，郊壇下官窯由於燕器和官府祭器同時造，祭器不忙時大造燕器，發展才得以勉強維持，明代景德鎮官窯發生過多起窯工暴動反抗盤剝和壓迫。歷史上發展得很好、藝術造詣很高的瓷窯，幾乎都是民窯，如越窯、邢窯、定窯、汝窯、龍泉窯等等。龍泉窯在南宋沒有納入官窯範疇是非常幸運的，在南宋自由發達的經濟環境之下，束縛較少，可以極盡所能，為國內外市場源源不斷生產日常生活用、擺設用和殯葬用瓷器，將我國陶瓷推動到一個更高的水平。特別是龍泉窯通過甌江水路和溫州、泉州、明州、廣州等重要港口和發達的航海貿易，將產品銷往世界各地。
元代 汪大淵著《島夷志略》記載：在龍牙門（新加坡和蘇門答臘島之間的林加群島和海峽）看見過處州（龍泉）瓷
元代 汪大淵著《島夷志略》記載：在花面（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北部）看見過處州（龍泉）瓷
元代 汪大淵著《島夷志略》記載：在蘇祿（菲律賓蘇祿群島）、舊港（印尼巨港）看見過處州（龍泉）瓷
元代 汪大淵著《島夷志略》記載：在麻裡嚕（呂宋島西部）看見過處州（龍泉）瓷
元代 汪大淵著《島夷志略》記載：在琉球、無枝拔（馬六甲）看見過處州（龍泉）瓷
龍泉窯對外輸出應該是從北宋就已經開始，在南宋、元朝時進入大規模出口時期。汪大淵是元朝時期的民間航海家，元至順元年(1330)，年僅20歲的汪大淵首次從泉州搭乘商船出海遠航，歷經海南島、占城、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緬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橫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紅海到索馬里、莫桑比克，橫渡印度洋回到斯里蘭卡、蘇門答臘、爪哇，經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賓返回泉州，前後歷時5年。至元三年(1337年)，汪大淵再次從泉州出航，歷經南洋群島、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峽及澳大利亞各地，至元五年(1339年)返回泉州。他一共航海過2次。汪大淵第二次出海回來後，應泉州地方官之請，開始整理手記，寫出《島夷志略》。《島夷志略》分為100條，其中99條為其親歷，涉及國家和地區達220餘個，對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諸國曆史、地理有重要參考價值，引起世界重視。1867年以後，西方許多學者研究該書，並將其譯成多種文字流傳，公認其對世界歷史、地理的偉大貢獻。《島夷志略》涉及龍泉窯的記載，說明當時龍泉窯已在東南亞流傳甚廣。綜合其他資料，自南宋到明代，除上述地區之外，龍泉窯瓷器還流傳於朝鮮（高麗）、泰國、日本、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亞丁等地，幾乎遍及亞洲和非洲大部分國家，特別是日本的全國各地都發現龍泉窯瓷器或瓷片遺物。
元·托克托著《宋史》卷一百八十五：嘉定十二年，朝廷強制用瓷器等物品對外進行“易貨貿易”
龍泉窯瓷器對外貿易之所以得到巨大發展，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南宋朝廷將絲綢製品、炊具、瓷器、漆器等作為對外貿易中的對等易貨貿易商品，強制讓對方接受。可以判斷，由於經濟發達，南宋這個時期大量進口國外商品，導致出現“錢荒”。據《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貨志第一百三十八）記載：“
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遠夷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錡、瓷漆之屬博易。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為重也。”宋代的官方語言中“博易”就是貿易之意。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有大臣說用金、銀去買國外的物品，把金銀就這樣給外國，太可惜。於是宋寧宗趙擴下令有關部門制止用硬通貨（金銀）去跟國外做生意，換之以絲綢、炊具、瓷器、漆器等商品與國外進行貿易，不管貿易多大，如果對方不答應易貨交易，則不和他做生意，這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在這樣政治經濟背景下，龍泉窯的對外出口大幅增加。從這段史料記載可以看出，南宋作為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在對外貿易上存在不小的“貿易逆差”問題，而朝廷也在注意採取措施，增加國內商品對外出口以減少逆差。這頗有當今美國的情形。
龍泉窯粉青釉開光露胎貼塑八仙紋八角瓶 大英博物館、大維德爵士藏
龍泉青瓷對外貿易，也極大影響著龍泉窯的窯址發展和分佈走向。龍泉青瓷的最早產地主要分佈在龍泉縣的大窯、金村、玉湖、安福，麗水縣的黃山、石牛等地，在大量龍泉青瓷輸出國外的歷史和經濟條件下，龍泉青瓷瓷窯的增加，迅速向甌江和松溪兩岸擴展，以方便於使用水路運輸。除龍泉縣境內的窯址以外，還擴大到慶元縣的竹口、楓堂一帶。在雲和縣的赤知埠，永嘉縣的蔣岙、來塗等地，因此而形成了一個龍泉縣為中心，包括雲和、麗水、慶元、永嘉等地區在內的更加龐大的龍泉窯系。各窯口為滿足日益增長的青瓷對外貿易的需要，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燒窯技術不斷改進，產品種類不斷豐富。
元?龍泉窯青瓷罐 高24.5、口徑23.2cm 南京市博物館藏
龍泉窯的影響還遠不止於此。在元代，龍泉青瓷大量經由泉州港轉運出口運銷海外，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聲譽，這樣一來，必然刺激福建沿海地區瓷窯的大量出現，這些瓷窯學習和模仿龍泉青瓷的燒窯技術，製造產品，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可以說，福建沿海地區的大量青瓷瓷窯，就是在龍泉青瓷的直接影響下興起和發展的，有人把它們叫做仿龍泉窯，我看也不為過。
明?龍泉窯刻花纏枝蓮紋青瓷爐 高15.6、口徑23.4cm 南京市博物館藏
到了明代，龍泉窯在技術上繼續探索，於明永樂、宣德時期曾生產過一大批為宮廷和貴族所用的精美青瓷，並有鉅製大型瓷盤行銷於東南亞一帶，成為明代外銷瓷中非常有特色的品種。但是，根據文獻資料，自明永樂開始，龍泉窯呈加速衰敗之勢，產品開始呈現粗製濫造現象，窯區萎縮，對外出口急劇減少。分析龍泉窯之所以衰敗，主要有五大原因：一是消費觀念轉化，當時人們已逐漸轉向喜愛蒸蒸日上的青白瓷、青花瓷、粉青、甜白等，對龍泉青瓷已經出現“審美疲勞”；二是福建沿海眾多仿製龍泉窯的窯口已具規模，在市場上對龍泉窯形成直接競爭，市場份額被搶奪；三是朝鮮、日本等國出現大量仿造越窯、龍泉窯青瓷的窯口，導致中國瓷器出口被取代；四是明朝實施越來越嚴厲的海禁政策，造成海上貿易渠道日益阻塞；五是葉宗留起義，導致龍泉窯所在地區陷入戰亂。
明?龍泉窯印花寶杵紋青瓷盤 高2.95、口徑21cm 南京雨花臺區郎家山明永樂十六年宋晟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館藏
在南宋就已初具規模的景德鎮，經過元代的快速發展，到明初發展勢頭不減，迅速崛起而超過天下所有瓷窯，成為中國的瓷都。景德鎮窯當時的主打產品影青、青白瓷、青花瓷等，聲譽日趨高漲，逐漸取代龍泉等青瓷而成為人們日常用瓷的首選，並形成消費習慣。人們對龍泉青瓷似乎已經厭倦，龍泉窯走向衰敗趨勢已不可逆轉。
明萬曆?龍泉窯香爐 高21.5、口徑28.2、足距22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由於元代龍泉青瓷大量外銷瓷經由泉州港轉運，導致福建沿海地區眾多瓷窯仿造龍泉窯，有的規模巨大而形成了自己的窯系，如同安窯系等，業界稱為“土龍泉”。這些通過仿龍泉青瓷起家的“土龍泉”們，到明初時已經具有很大規模的生產能力，搶佔了龍泉窯的市場份額，包括出口份額，龍泉窯的生存空間被嚴重擠壓。同樣對龍泉窯乃至整個中國的瓷器出口造成影響的，還有高麗、日本本土製瓷技術的崛起。據北宋徐競在《宣和奉使髙麗圖經》記載，高麗國（朝鮮）在北宋時就已經具有很高的制瓷技術水平。日本的制瓷技術主要由我國和朝鮮國傳入，到明初時，已經形成巨大規模，搶佔並擠壓了中國瓷器在他們國家的市場。
明天啟?龍泉窯香爐 高28、口徑27.5、足徑22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諸侯割據，互相攻伐、混戰。在戰爭中失敗的封建諸侯，組織武士、浪人（即倭寇）、商人到中國沿海地區進行武裝走私和搶掠騷擾。對此，明太祖朱元璋為防沿海軍閥餘黨與海盜滋擾，下令實施自元朝就已經頒佈法令的海禁政策 。早期海禁的主要對象是商業（商禁），禁止中國人赴海外經商，也限制外國商人到中國進行貿易（進貢除外），但並不嚴格。到 明永樂年間，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是放開的只是朝貢貿易，民間私人仍然不準出海。而後隨著倭寇之患加劇，海禁政策愈加嚴格，民間貿易、漁船已幾乎不能出海，造成龍泉窯等瓷器外銷幾乎停滯。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十“英宗本紀”和卷一百六十五中關於葉宗留作亂的記載
龍泉窯在明正統年間呈急速萎縮狀態，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葉宗留領導的礦工起義，造成麗水地區十多年連續不斷的戰亂，生靈塗炭、民不聊生，包括龍泉窯業在內的所有手工業、礦業幾近被毀。葉宗留是個自詡會武功的礦工領袖，在福建福安採礦謀生，後違反朝廷禁令，在浙西、閩北仙霞嶺地區私採金、銀礦。明正統九年（1444年）福建官府武力禁採、剿捕礦工，葉宗留因此率眾起義並稱王，附近礦工、農民和其他起義軍、土匪紛紛參與，將暴動蔓延到福建、江西、浙江交界地區多個縣市，征剿官兵與起義軍的作戰持續11年之久，於明景泰六年（1455年）才得以平息。龍泉地區正處於戰亂中心，龍泉窯生產自然受到很大影響，起義平息後雖有所恢復，但元氣大傷，景況已大不及從前。還有，明朝中晚期日益嚴重的苛捐雜稅，也加速了龍泉窯的衰落。
明·謝肇淛著《五雜俎》卷十二中提到“今龍泉窯世不復重”
明代博物學家、詩人、萬曆年間任工部屯田司員外郎、天啟年間任廣西右布政使的謝肇淛，在其著作《五雜俎》中記載“今龍泉窯，世不復重，惟饒州景德鎮所造，遍行天下 。”說明龍泉窯此時已無法與景德鎮窯相項背。進入明朝晚期的龍泉窯，與之前相比，器物式樣減少，紋飾呆板，胎骨轉厚，胎面粗糙，釉色灰暗，裝燒方法簡單粗暴，一片衰敗的景況。
清代龍泉窯梅蘭紋帽筒 高23、口徑12、底徑11.5cm
清初 龍泉窯瓶 高21.4、口徑10、底徑7.2cm
到明末清初，一代名窯——龍泉窯終於徹底隕落，退出了歷史舞臺。時間不長，龍泉窯的地面遺蹟也很快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殆盡。
雍正版《浙江通志》卷二十一記載：龍泉窯已廢
閱讀更多 品瓷中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