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是通過商品交換來獲取利潤，因此必須有強烈的經營意識。山西商人的經營意識表現在如下二個方面：
一、經營謀略
講求經營謀略，在經商活動中把握正確的經營術是商人取得成功的基本條件。明清晉商成就斐然，與其經營謀略應用得當有關。他們正確地吸收古人的經商經驗，在經營活動中善於審時度勢，靈活機動，薄利多銷，慎待相與，重視信息。
1、審時度勢：戰國時大商人白圭把經營術概括為“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晉商頗精此道，他們有商諺稱：“屯得應時貨，自有賺錢時”；“人叫人，觀望不前，貨叫人，點首即來。”明代蒲州商人王海峰，當蒲州人大多西到秦隴、東到淮浙、西南到四川經商時，他卻深思熟慮看中了到人們不願意去的長蘆鹽區去經商。當時長蘆鹽由於官僚顯貴、勢豪奸紳上下勾結，使這一鹽區的運銷不能正常進行，商人紛紛離去。但王海峰在瞭解該鹽區運銷史、鹽政情況的基礎上，審時度勢，斷然決定在長蘆鹽區經商，並向政府提出了整頓鹽制、杜絕走私的建議。後來，長蘆鹽區經過整頓，鹽的運銷又繁榮起來，鹽商又蜂擁而至，長蘆鹽區的稅收也隨之比過去增加三倍多，王海峰也成為這一鹽區的著名富商，動輒萬金毫不在意。明代大學土張四維說：“海峰王公者，雄奇人也。……胸中有成籌矣，人所棄我則取之，人所去我則就之。”又有盂縣商人張芝，尤善審時度勢，“時邑帽賈素有毛氈冠於南者，值吳三桂反，道梗莫敢行，芝出廉價收其貨毅然往，至半途適藩削平，國家偃武修文，貨售如流水，……家計因之而裕。”洪洞人王謙光經營山東鹽，“累致萬金，時鹽運日弊，知已不可為，乃決計棄去。後山東鹽務果益疲，商大困，人自危，時謙光謝業已久，不受其害，人皆服謙光遠見。”陽城王重新“性沉厚，饒智略，少賈於外，不數載，資雄一方。”又有王海者“幼從父賈河南，……才能穎敏，智謀勇略雄一方”。這些例證都說明，善於審時度勢，是經商成功的必要條件。
2、靈活機動：市場行情瞬息萬變，消費者要求也不斷變化，故商業活動必須靈活機動，善於組織顧客最需要的貨源，才能達到購銷兩旺。如旅蒙商經歷 200餘年長久不衰，其中有一條經驗就是組織貨源有針對性，營銷方式靈活。蒙古牧民以肉食為主，喜飲磚茶，大盛魁便自設茶莊進行磚茶的加工，滿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歡穿結實耐用的斜紋布；大盛魁便大量組織貨源，滿足供應，並將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習慣，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選購。蒙靴、馬氈、木桶、木碗和奶茶用壺等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習慣要求，專門加工訂做。因此蒙古牧民只要見是大盛魁記商品，就爭相購買。蒙古牧民過的是遊牧生活，居住點不固定，居民皆分散而居。大盛魁便採用流動貿易形式，組成駱駝商隊，深入到蒙古牧民居住的帳篷中做買賣，對蒙古牧民非常方便。蒙古牧區貨幣經濟不發達，大盛魁便採取以物易物和賒銷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現金，而以牧民的羊、馬、牛、駝和畜產品、皮張等折價償還。由於大盛魁商號貨源組織有針對性，營銷方式靈活機動，從而在蒙古草原的經商活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3、薄利多銷：如明代蒲州（永濟）商人王文顯，經商40餘年，百貨心歷，足跡半天下，以商而富，其為商“善心計，識重輕，能時低昂，以故饒裕人交，信義秋霜，能析利於毫毛，故人樂取其資斧。”又如祁縣喬氏在包頭開的“復”字商號，做生意不隨波逐流，不圖非法之利，堅持薄利多銷，其所售米麵，從不缺斤短兩，不摻假圖利；其所用鬥稱，比市面上商號所用鬥稱都要略讓些給顧客。於是，包頭市民都願意購買“復”字商號的米麵，生意越做越好，收到了薄利多銷、加快資金週轉的效果。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還總結了許多薄利多銷的經驗，並歸納為營銷商諺，如：“不怕不賣全，就怕貨不全”；“買賣爭毫釐”；“生意沒有回頭客，東夥都捱餓”；“能打會算，財源不斷”；“買賣不算，等於白乾”等。
4、慎待相與：晉商重視穩妥經商，慎待“相與”。所謂“相與”，就是有相互業務的商號。所謂慎待，就是不隨便建立相與關係，但一旦建立起來，則要善始善終，同舟共濟。如山西祁縣喬氏開辦的“復”字商號，儘管資本雄厚，財大氣粗，但與其他商號交往時卻要經過詳細瞭解，確認該商號信義可靠時，才與之建立業務交往關係。否則，均予以婉言謝絕。其目的是避免捲入不必要的麻煩漩渦之中。但是當看準對象，摸清市場的狀況，認為可以“相與”時，又捨得下本錢，放大注。對於已經建立起“相與”關係的商號，均給予多方支持、業務方便，即使對方中途發生變故，也不輕易催逼欠債，不訴諸官司，而是竭力維持和從中汲取教訓。“復”字號認為，即使本號吃了虧，別的商號泊了光，也不能因此把錢花在衙門裡。廣義絨毛店曾欠“復”字號五萬銀元，僅以價值數千元房產抵債了事。至於“復”字號下屬商號，一旦停業時，則要把欠外的全部歸還，外欠的能收多少算多少。“復”字號的上述做法，使它在同業中威望很高，影響甚大，故許多商號均以能與“復”字號建立“相與”的業務交往關係為榮。又如榆次常氏天亨玉商號，該號掌櫃王盛林在財東將要破產時，曾向其“相與”的大盛魁商號借銀三、四萬兩，並且讓財東把天亨玉的資本全部抽走，天亨玉在無資金的狀況下全靠借貸維持，僅將字號改名為天亨永，照常營業，末發生倒賬，全憑著王盛林掌櫃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商號發生危機時，王盛林認為該號受過大盛魁“相與”的幫助，不能過河拆橋，不顧一些人的反對，仍然沒法從經濟上、業務上支持大盛魁，幫它渡過難關。
5、重視信息：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就是說，端木賜未接受官府的任命，而是以私人身份去經商，預測行情很準確。山西商人非常重視通過各種渠道瞭解市場信息、各地物資餘缺及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他們有商諺稱：“買賣賠與賺，行情佔一半。”民國《太谷縣志》序稱太谷商人“至持籌幄算，善億屢中，講信耐勞，尤為穀人特色，自有明迄於清之中葉，商賈之跡幾遍行省”。能夠“持籌幄算，善億屢中”，與他們掌握正確的信息有關。
山西商人掌握市場信息的渠道有多種，當各地商號瞭解到市場信息後，便通過書函等形式，及時彙報總號，所以總號與分號之間一般是五日一函，三日一信，掌握地方的政治軍事、工農業生產、市場以及政界人事變動等信息。
二、經營作風
山西商人認為良好的經營作風是商業成功的一個關鍵，他們在經營活動中形成了一些寶貴的作風。
1、珍惜誠信：山西商人認為誠信不欺是經商長久取勝的基本因素，所以把商業信譽看得高於一切。他們認為經商雖以營利為目的，但凡事又以道德信義為標準，經商活動屬於“陶朱事業”，須以“管鮑之風”為榜樣。對待顧客、商家，無論大小，都以誠相待。銷售商品，絕不缺斤短兩，貨真價實，童舉無欺。如發現貨質低劣，寧肯賠錢，也絕不拋售。他們深知，只有講信用，重然諾，不欺不詐，人們才樂與他們交易。商業盈利靠商品的質量和服務態度來取得，永保信譽，才能成功。一旦信譽喪失，商業必然招致失敗。山西商人在經商活動中總結出了許多有關經商誠信的商諺，如：“寧叫賠折腰，不讓客吃虧”；“買賣不成仁義在”；“售貨無訣竊，信譽第一條”；“秤平、鬥滿、尺滿足”。可見，誠信不欺，利以義制，是山西商人經營活動中嚴格遵循的一個信條。因此，在山西商人中講信譽的商人和商號比比皆是，如盂縣人張熾昌，“貿易關東，與人然諾，堅如金石，一時儕輩推為巨擘”。祁縣富商喬致庸把經商之道排列為一是守信，二是講義，三才是取利。清末，喬家的復盛油坊曾從包頭運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銷售，經手夥計為圖暴利，竟在油中摻假，事被掌櫃發覺後，立即飭令另行換售，代以純淨無假好油。這樣商號雖然蒙受一些損失，但信譽昭著，近悅遠來，商業越發繁盛。又如祁縣大德通票號存款戶以山西本省最多，放款卻多在外省。1930年蔣閻馮中原大戰後，晉鈔大幅度貶值，約25元晉鈔才能兌換1元新幣。當時大德通如果對存款戶以晉鈔付出，票號可以趁晉鈔貶值之機發一筆橫財。可是大德通票號沒有這樣做，並且不惜動用歷年公積金，不讓存款戶吃晉鈔貶值之虧，使票號信譽益著。
山西商人在為人之道上也表現了誠實忠厚的一面。他們認為“和氣生財”，“和為貴”，凡事不做過分，不做法外生意，講求以誠待人。孟縣商人張靜軒說：“（經商）結交務存吃虧心，酬酢務存退讓心，日用務存節儉心，操持務存含忍心。願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詐也。……前人之愚，斷非後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餘。”洪洞人王謙光經營山東鹽時，不少商人“率輒心計，尚詐偽，由是術輒倍息，獨君異其趣，……人鹹謂君長者，多倚為重”，後“累致萬金”。史籍中有關晉商忠厚待人的記載很多。如明代臨縣人王子深以開客店為生，有客商住宿後遺金一袋，王收金待客，後客商啼還，王驗證給之，客以分其半，拒之，客商叩恩而去。清代澤州人王文宇，“貿易保定府完縣，與葛東崗友善，東崗有子弗立，懼其毀敗，陰以白金800兩付文宇，不令子知，東崗死，文宇督其子，俾其成立，將東崗所遺金還之。”清代汾陽人崔崇於，“以賣絲為業，往來張垣、雲中，一歲折閱十餘金，其主人偶有怨言，崔恚憤，以刃自剖其腹，腸出數寸，氣垂絕，曰：吾拙於貿易致虧主人資，我實有愧，故不欲生。”由於山西商人主張行商不欺詐，為人誠懇忠厚，故人皆願與之共事。
2、儉約自律：克勤於邦，克儉於家，是中國人一貫提倡的節儉作風。晉人一直保持著儉約風尚，明人沈思孝《晉錄》載：“晉中俗儉樸古，有唐虞夏之風，百金之家，夏無布帽；千金之家，冬無長衣；萬金之家，食無兼味。”山西商人認為“勤儉為黃金本”。明人謝肇制在其著《五雜俎》中稱：富商“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有，……新安奢而山右儉也”。王全性《廣志澤》載：“晉俗勤儉，善殖利於外。”清朝康熙帝南巡時說：“夙聞東南鉅商大賈，號稱輻輳，今朕行歷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系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良由晉風多儉，積累易饒，南人習俗奢靡，家無儲蓄。”顧公燮說：“自古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山陝之人，富而若貧，江粵之人，貧而若富。”張四維《條麓堂集》卷28載：明代蒲州人王恩，“幼失怙，拮据立門戶，遊貨南北，足跡半天下，初歲業嘗中耗，厲志經營，因能復其殖，尤慎幹出納，終其身未常有錙銖濫費，蓋天性也”。乾隆《祁縣誌》卷九《人物》載：清代祁縣人郭平誠，“慮家貧，以生殖致饒裕，性儉約，不喜奢華”。定襄邢漸達，“十五歲而孤，……而自事生業，艱苦備嚐，不辭勞瘁，自奉儉約，……蓋自服賈以還，一切貨物往來，俱存寬厚”。這些例子都是晉商善於儉約自律的明證。
摘自《晉商興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張正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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