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是非自有公论”，也曾以为“
公道自在人心”。有时候，为了避免主观偏见，我们都期望求助于路人的“慧眼”，请他们来做个客观的评判。似乎公众、路人就代表着公正，代表着理性，能够给以问题恰当的评价。然而，现实恰恰相反，公众其实是最愚蠢、最糊涂、最弱智、最不公正的！公众能够独立思考吗？
在之前的论文中，我们就说过，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可以拥有正常的思维和理智，可是 头脑冲动代替了独立思考，党同伐异取代了交流互通，他们变得易怒、多变和反复。
勒庞说：“群体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经过大脑，只是在感情的两个极端徘徊。”一个自由派分子如果看到反对西方经济学的标题，立即就会气急败坏，进而辱骂，说作者是一个计划经济的鼓吹者；而一个极“左”分子也会抨击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把它们归为大毒草。这两种乌合之众把各自推向极端，抱着十字军东征的热情将所有意见不同者视为异教徒。他们不会去思考具体的理论问题，而是在不停的揣摩对方的立场，以便划清界限。
古斯塔夫·勒庞（1841-1931）
对于公众、群体来说，抽象思维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能通过形象才可以进行思考。他们总是欲图从某些词汇、某些口号或者某些暗示来下判断，而不是真正的去认识和理解。相对于独立的个体而言，群体只能进行最低级的推理，他们非常擅长用个例来取代普遍。
比如某个地方的某些人有不文明行为时，群体就会把这种个例推理到普遍，说某地的人素质普遍偏低，进而形成地域黑；当某些明星的行为不检点时，群体又会进一步推理出结论“娱乐圈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又如某些男人生性风流，辜负伴侣时，群体就高叫“男生都是大猪蹄子”“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等等。
这种思考问题的逻辑能力非常低级，就像说“冰是透明的，含在嘴里会融化；玻璃也是透明的，因此含在嘴里也会融化”一样可笑。但是偏偏这种观点很有市场，这是因为它们适应了群体低级的思维能力。
公众能够明辨是非吗？
历史早已经说明“是非自有公论”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古往今来，真理往往都是那些杰出的、聪慧的、博学的伟大人物发现，而不是由群体来发觉。当范缜写作《神灭论》时，被多少佛教徒诅咒下地狱？当伽利略战战兢兢地说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事实时，又受到了多少基督徒的攻击？
审判伽利略
因此，《乌合之众》说：“群众从不渴望真理，面对那些不是自己想要的证据，他们通常会选择毅然离去。如果谬论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幻想，他们更倾向于崇拜谬论。”群众能够明辨是非吗？难道最荒谬的谣言不是更合他们的口味？他们给与骗子荣华富贵，让把真理的宣扬者称呼为魔鬼。他们嫉妒那些有识之士，痛恨一切观念不一者。
对于群体来说，论据根本就不是关键，他们需要的是结论，以便针对结论来做出断言，断言你处于什么立场，是否符合他们的成见。他们旗帜鲜明，非黑即白，蛮横偏狭。这与独立的个体形成鲜明的对比。
独立的个体在与人交谈时候，不会轻易就出口反驳别人的观点，也不会蛮横的打断别人的讲话，他能意识到这是一种缺乏教养的不礼貌行为。在听取对方的意见后，还能进行理智的思考，采取一定的让步和宽容以达到求同存异，和谐同处。群体则不然，如果一个作者的文章不合他们的口味，就立即辱骂，说它“胡说八道”、“胡扯”、“一派胡言”，却从没具体指出哪些地方是“胡说八道”、哪些观点又是胡言乱语——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义务。
就像一个泼妇骂街一样，只要把恶名往对方头上灌，用不着考虑是否与事实相符。大部分谣言都是要迎合群体的口味，为了满足群体那种卑鄙的嫉妒心理，各种杰出人物的风流韵事在他们之中广为流传，各种明星的隐私供他们肆意的嘲弄消费。
群体坚信一个没有根据的谣言，并且据此来指控受到污蔑的受害者，要求受害者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受害者无动于衷，他们就说对方已经“默认”了，这种断言式的做法十分幼稚低能，却在群体中广泛的被采用。而我们所能回敬的不该是辩护，也不该是争论，而是另一种针锋相对的断言！因为群体根本就不在乎证据，不在乎你出示了什么有说服力的东西，你所要做的是针对他们所断言的事进行断言式的否定，用独断来对付独断，不给他们任何深挖掘的机会。
公众的判断是公正吗？
群体在思维方面是没有理性的，而且是偏向保守的，他们所乐意接受的是成见，而不是创新。他们不会服从于智者，对于杰出人物，他们善于抹黑和污蔑，这是群体道德感低下的表现，是智力低下的结果。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对于涉嫌犯罪的贵族要交由贵族组成的立法机构来提起诉讼，而不是平民。因为平民群体仇恨贵族，由他们来作的判决必然是不公正的。他们会把罪不致死的人推上断头台，也会将在骚乱中打砸抢烧的恶徒轻轻放过。群体做出判断的依据从来就不是事实，而是利益和成见。对于他们来说，公正就是要符合我的利益，真理就是要符合我的成见。
群体的狂欢
群体对任何人都不会给出公正的评价，他们把自己崇拜的对象捧上天去，然后鄙夷一切他们所不关心的人或事物。各种历史名人在不同时代的乌合之众眼中出现不同的评价，他们时而是救世主，时而又变成了恶魔。时而是伟人，时而又是罪人。他们的评价随着乌合之众的情感而不断的变化，谁要想从群众那里讨一个公正的评价，那是白费力气。
群体以人数为自豪，并且以人数为力量，他们认为大多数人认同并接受的东西就代表着公正。当雅典人投票处死苏格拉底时，他们都认为没什么问题。所以，谁要把案子交给群体来判决，那司法非毁灭不可。
“公道”确实在“人心”，却不在众人之心，它只存在于每个人独立思考的时候。可是，在群体里，每个人的思考成果最终都会被一个统一的意见给抹平，并且走向极端，把公道变成了群道，把公意变成了众意，把某部分乌合之众的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把乌合之众的观点说成是唯一的观点，这样“公道”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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