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上海进入了台风季，风呼呼地吹，树叶飒飒地左摇右摆，雨一下一下地砸在地上。
“13床不好了，”护士语气很平静，“可能就今天了。”
儿子王明宇（化名）还没有来，亲戚焦急地打着电话，并大声地告诉老人，“再等一会儿，儿子在路上了”。
王明宇和新婚妻子冲进病房时，躺在13床的父亲已经“走”了。
一阵疾风来，雨落得更急了。
这个病区，病人的平均生存时间——28天。
<strong>【28天病房】
王明宇的父亲在舒缓疗护病房里住了不到一个月，医生说他走得没有痛苦。
2018年2月，因为腰痛，父亲去医院检查，确诊时，已是癌症晚期。
父亲今年只有60岁，母亲在2015年肝硬化去世，王明宇只剩一个至亲，他无法放弃。他想给父亲上化疗，但已经瘦到脱相的父亲身体经受不住。摆在面前的另一个选择，就是社区的疗愈病房。
王明宇父亲的生前的心愿之一是减少疼痛。 图/北京时间
月浦镇社区医院的舒缓疗护病区于2012年8月建立，主要接收肿瘤已经发生转移，且评估存活期不超过3个月的病人。
目前，上海已经在76家社区医院内发展临终安宁疗护，根据上海卫计委的规划，2020年，将全面覆盖上海242家社区医院。
做出“舒缓疗护”选择的那一刻，王明宇是矛盾的，他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其实还是抱有一丝期待，想着哪天身体调养得好一点，还能出去治”。
权衡利弊，王明宇想，如果救不回来，还是希望父亲最后的日子能够过得舒服点。
“这儿离家也近，亲戚过来看也方便点。”
舒缓疗护病房很安静，空气淡淡的，并没有太多消毒水的味道。 图/北京时间
病区位于社区医院的顶层四楼，和三楼的老年病区完全不同，一出电梯，沙发、绿植、金鱼缸，有点像家里的客厅。墙也是是粉色的，挂着医护人员和病人的照片。吊扇上串着一挂一挂的福字，床头上吊着手折的纸鹤和香囊，有生机、有温馨。
病区多为单人间、两人间，大半层的病区，分为五个两人间和三个单间，只有13张病床，配备两个主管医生、六个护士和三个护工。
但这里终究是病房，氧气瓶在咕噜咕噜地响，点滴在一点一点地下。
在社区医院里，王老先生还有一次意想不到的经历。
“刚开始觉得面熟，我躺在床上想了好几天，才想起来是潘主任，老潘以前是领导。”两人相见，五味杂陈。
但重逢很短暂，根据手牵手生命发展中心的统计，病人进入舒缓疗护病区的平均生存时间为28天。
王明宇的父亲走得更急一些，不过20天而已。
殡仪馆黑色的车开进了社区医院的大门，工作人员把王明宇的父亲装裹好，小心地抬下楼，王明宇小声地啜泣着。
“对不起，爸爸，我没有找到救你的办法。”这是王明宇没能对父亲说出的抱歉。
王老先生的离开，并未给病房带来太大的影响。当殡仪馆的人上楼之前，护士已把老人推回了病房。
一切料理妥当后，病区又恢复了原有的秩序。
护士用轮椅把老人推出来活动，还用小勺一点点的挖着苹果送到老人嘴里。
护工打趣到，“你这个技术练了多久啊？”
护士笑笑，“孩子小时候不都这样喂他嘛。”
护士在楼道里跟老人聊天。 图/北京时间
<strong>【“不孝”的儿子】
“这里就是走一个进一个。”田虹2014年来到舒缓疗护病区，她以前在急诊工作。
在王明宇父亲离开前几天，12床病人刘德玉（化名）住进来了，66岁，脑胶质瘤，肿瘤的压迫使他慢慢地丧失了语言功能、运动功能，但他的思想清晰依旧。
十几年前，他与发妻离婚，儿子刘庆（化名）跟随他生活，经婚姻介绍所介绍，他认识了汪华（化名），两个老人相伴多年，但未结婚，两人并不住在一起，与各自的子女生活。
事实上，由于父母离婚，刘庆与父亲的感情并不好。
刘德玉的病发展得很快，今年4月份，他说话开始有些含糊，吐字不清楚，很快，他的运动开始受限，近乎偏瘫。辗转多家医院，医生的诊断也很明确，脑胶质瘤、晚期，开刀有很大的风险，“最好的结果是全瘫”。
刘德玉自始至终对于病情很清楚，他放弃治疗，儿子刘庆同意了父亲的选择，但指责声也随之而来。
有亲戚认为刘庆为了家产，不愿意给父亲花钱，也有人说他不孝。
“不是我不想给老爷子治，是没得治。开完刀复发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全瘫了，他是没有任何生活质量的。”
除了国内的治疗方案，刘庆还在查国外的药物，“有一个针，12万，打了可以管一年，那么，一年以后呢？”
刘德玉放弃治疗后，住在家里一段时间。随着疾病的发展，他的身体功能一天不如一天，刘庆时常半夜听见“咣”的一声，他到父亲房间一看，又摔倒了。
“我们家老爷子是个要强的人，让他喊我，他又不喊。”
刘庆一直想给父亲找一个疗养院，有专人护理，他把家周边的养老院都跑遍了，没有地方愿意收。托人多方打听，他才知道社区医院里有舒缓疗护病房。
但刘德玉并不愿意来，他可能觉得家人抛弃了他。
刘庆和汪华轮番做工作。
“我说我们不会不管你的，一定会经常去看你的”，两个老人在家里哭作一团。
在来医院之前，刘庆请了四天假，在家里陪父亲。
他给父亲洗澡，仿佛像回到了小时候。
“我以前不会游泳，我爸在浴缸里面教我怎么憋气、怎么摆手。后来，我儿子出生，父亲也在浴缸里教他游泳。”刘庆眼里含着泪感慨，“世事像一个循环，出生是父亲接手他，终老是他接手父亲。”
刘德玉入院，汪华特意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
汪华知道这个病区都是临终的老人，随时随地可能会有人死去，她觉得阴气可能重，甚至迷信地担心有鬼，她说穿红色的，鬼就不会来找刘德玉了。
本来她也想让刘德玉也穿一件红色的短袖，可在家穿过了，刘庆就没有给父亲穿，他希望父亲入院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还特意找了一对一的护工。
汪华最后还是把红色短袖带来了，现在，她能做的事情并不多了。
汪华家每次探望刘德玉需要倒地铁、公交，来回近两个小时。她一来，刘德玉的眼神边跟着汪华转。
临到傍晚，汪华要走了。
临走前，汪华至少喂了刘德玉四遍水，趴在他的枕边问他要不要吃东西。
“我今天先走了啊，有事你给我打电话”,“我真的走了啊”，汪华走到病房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刘德玉背对着她，却没回望。脚步声走远了一点，刘德玉微微地转了转身。
<strong>【新的选择】
“中国是一个死亡质量很差的国家。”医生田虹介绍。
2015年10月，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告，在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死亡质量指数”的调查排名中，中国大陆为倒数第10位。
病区里曾经有一个阴茎癌的患者，身上有两个造瘘，一碰就痛，一碰就出血。
“他来的时候身上都是臭的，伤口里都长了蛆。每次换药，都是无尽的折磨。”
有一天，儿子终于忍不住了，绝望地找到田虹，“能不能要一个24粒安眠药，我想给他吃”。
“如果生产的宫缩阵痛是四五分的话，那癌痛最高级别能达到九十分。”
正因如此，上海的安宁疗护主要围绕癌痛展开。使用镇痛的药物后，病人的状态会立马好转。
“每一位患者入院时，我们会让家属签一个放弃抢救同意书，几乎每一个家属都会提出一样的质疑，医生你就不救了吗？我说不是的，只是疾病本身的治疗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会减少他的痛苦，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不会刻意去延长他痛苦的时间。”
2017年，卫计委启动了安宁疗护试点工作，选取北京海淀、上海普陀、吉林长春、河南洛阳、四川德阳等为试点，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安宁疗护服务体系。
“我把他们定义为家人。”护士长沈平以前在小儿科当护士，是最早被抽调到舒缓疗护病区的一批人，以前，她是小儿科的护士。
跟孩子在一起，内心每天都是被柔软填满的，看到的都是希望，但来到舒缓疗护病区，就意味着每天要和死神打交道。医院为了给医护人员减压，每月都开展一次解压活动。
但死亡的忌讳依旧存在，公婆对此持反对态度，但与病人接触后，沈平确认自己的是有意义的。
“护理的每一个病人，对我们都是感激。”
查房的时候，沈平拉着老人的手聊天。 图/北京时间
她记得病区开放以来的第一位病人——袁莉（化名）阿姨，54岁，肺癌，尤其爱跳舞。医院在职工之家给袁莉开辟了一块地方，护士都不会跳舞，就跟着视频学，学完后每天就陪着她跳一段。
“她跳得真的挺好的，每一次都穿好舞衣，红色的。”
袁莉的病情发展的很快。
“走之前还给我们表演了一段”，她是上午离开的，三位护士守在她的床前。
“她一直拉着护士的手，说谢谢我们。”沈平哭了。
舒缓病房住院协议书。图/北京时间
“逝者家属给我发微信，说老人走得很圆满。”田虹说，这就是她工作最大的意义。
田虹未来也面临同样的选择，她的妈妈也是癌症患者，
“我妈妈说，‘不要给我插管，放弃一切治疗，我不会怪你，我不愿那样插满管子无意义的生活’。”
不管有多么不舍，田虹知道，她一定会听妈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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