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而言，2019年经济增速会继续回落，上半年表现得尤为明显。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当前基建投资尚稳，原因在于广义财政扩张与审批项目的逐渐落地，明年能否维持还取决于资金到位情况，偏利空；房地产投资始终偏弱，土地购置费明显放缓，令地产投资增速失去重要支撑；尽管制造业累计同比创2016年以来新高，但多受短期政策驱使，一旦未来企业利润维持低位，信贷融资不畅，支撑制造业投资的主、客观因素都将趋弱。
消费方面，前期受到收入端和支出端的双重抑制。收入端，企业经营困难制约就业率和薪资水平；支出端，房产税的预期出台加大了短期二手房成交，房贷对居民可支配资产的挤出效应不降反升。尽管9月份以来二手房成交趋于回落，人们对房产税出台的预期已经基本消化，但收入端（就业、薪资水平）仍旧受到企业盈利能力的限制，成为抑制消费的首要桎梏。我们预计，今年年内至明年一季度会有一系列扶持民企的政策出台，配合财政减税措施，乐观情况下企业盈利会在明年上半年得以改善，从而推升居民收入，提升消费意愿。
外贸方面，“抢出口”行情对短期外贸数据构成利好，却严重挤占了明年的出口份额。悲观预期下，明年一季度出口数据有可能断崖式下滑。
价格方面，在特朗普短期“通胀厌恶”的利益驱动下，原油价格料将维持低位，“PPI-CPI剪刀差”的缩减是大趋势。对应着企业利润将会从上游行业向中下游传导，下游企业利润虽能改善，但应警惕上游企业出现“债务-通缩”陷阱。这一点在以原油产业相关的僵尸企业表现得尤为重要。
汇率方面，今年年内“保7”压力不大。但如果明年特朗普能够成功说服两党在基建问题上达成一致，1.5万亿的基建刺激计划落地，美元仍将走高，倒逼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如果这一情况真的发生，保守推断中间价7.2，悲观预期7.4。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增长的债务密集度在上升，为了支持一个单位的经济增长，要用更多金融资源来支撑。金融上层建筑越来越高，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日益扑朔迷离，想用金融手段来恢复经济比以往更困难。如果包含大宗商品、A股、汇率在内的资产价格普遍下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将进一步恶化，极端情况下会引发经济金融的螺旋式下滑。
如果说2018年的“不确定预期”来自对政策不连贯和外部环境的担忧，那么2019年最大的“不确定预期”将来自对“经济底”的判断不统一和美国基建刺激计划落地的可能性。国内方面，包含社融、出口等数据都将继续下滑，但对下滑程度的判断“众口不一”，对应着市场行为产生分歧；国外层面，如前所述，尽管今年出现的土耳其里拉危机已经阶段性缓和，但如果明年特朗普基建刺激落地，美元维持高位，新兴市场主权货币仍会承压。特别地，中国作为传统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动机”，一旦中国经济“失速”，对外需求减弱，将进一步削弱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动能。世界范围内的投资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情绪加重，利于美元和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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