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
向文波：三一重工总裁兼副董事长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贾康：华夏新供给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莫瑞琪：英国经济学人企业事务部主任
何墨池：中国欧盟商会会长
40年成功核心在党的领导
姚洋：放眼全球，搞“改革开放”的国家非常多，市场不对外开放的国家不到1%。但自二战以来，仅有11个国家成功从欠发达经济体跃升为发达经济体，证明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此我们寻找中国过去40年成功的秘诀，一定要在改革开放之外找原因。我认为核心因素是有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代表社会中一部分人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政党，这样才能抛弃党派之争，把力量凝聚起来。此外，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分权的国家，这点也很重要。
魏建国：我想关键原因有三条。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开放是“逼”出来，当时是上下一致、同心同德，领导层与老百姓已经感到最需要开放。而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动力。
第二，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到什么时间该做什么，分几个阶段，非常清晰、稳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有一个坚强的党来领导。
向松祚：我认为40年伟大成就最重要的经验是市场活力的释放，是通过不断完善对私有产权的保障，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和创造精神。必须充分肯定这一点，我们对未来深化改革需要重点做的事情也就非常清楚了。
向文波：40年前，我的生活环境可用不堪回首来形容，那时家里两个房子，一个房子住人，一个房子做饭，做饭的房间一半还用来喂猪、养鸡。哪有厕所，在房间外面搭一个遮雨的东西，挖一个坑，搭一块木板，就解决问题。房子屋顶是茅草，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出门就是泥巴，房子里面鸡鸭屎各种都有。
谈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怎么说都不过分。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今天中国发展成就40年前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头看，这40年更多的体现是对外的开放，就是我们打开国门，让别人进来。并且，我们的改革开放跟世界互补性很强，我们原来干的活都是西方世界不愿意干、干不起的事情，鞋子、帽子、高污染行业，低附加值的环节和产业都转移到了中国，中国跟世界的互补性更强，更多表现为和谐，而不是冲突。
当下最需实现“三个公平”
莫瑞琪：现在中国面临着三个大的挑战：第一是债务;第二是人口老龄化;第三是中美关系收紧。
以往，开放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今天，开放似乎成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要在下一个40年也获得成功，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寻找新的市场，面对不开放的环境怎么办？我认为中国可以先一步开放，想办法真正把一些行业打开，让国企、民企、外企在一个比较平等的环境下竞争。
魏建国：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要打造全球最佳营商环境，必须把实现“三个公平”当做需要发力攻克的目标。
怎么理解？首先是权利平等。目前，一些领域民企、外企总觉得“进不去”，有些并不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不够开放。我们经常以高考为例，每个高中毕业生都有权利参加高考，不能因为你来自城市，他来自农村;你富有，他贫穷;你健全，他有残疾而有所区别。
其次，不仅权利要平等，规则也要平等。比如有的民企进入石油行业必须有5年~10年的资质，有的外企进入电信、金融行业只能控股25%。要创造以规则为准的环境，国企、民企、外企要全国一张卷，答对了就可以进。
单有权利，规则平等够不够呢？不够，还要给机会，让每个企业，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
贾康：要善于守拙，才能有所作为。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还远远不够，中国现在的进一步发展遇到的是质量怎么提升的挑战。前面发言专家提到制约，我想再补充一条:不要认为我们可以一路强势下去。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廉价劳动成本、自然资源开发低成本都在离我们远去，资本虽雄厚了但找不到投资对象，不给你的实体经济投资。这时对我们受到的制约怎么突破？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
西方特别强调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在中国怎么发展，进而来支撑高质量发展？关键要有制度环境。党中央、国务院强调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强调尊重科研规律，激励科研人员创新，显然是有所指的。到了这个阶段，中国的“钱学森之问”还远不能解决，我们有很多中国制造，但原创性的东西太少。要成为制造业强国，我们碰到一系列矛盾制约，必须要有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提升，认清怎么能让科技创新现在受到的制约得到突破。
房宁：我补充一个现象，某地方政府布置了消防安全任务，下面的部门执行。当地企业要应付几轮检查呢？首先消防队来了，开着消防车在厂区里转，这棵树打着脑袋了，那个碍着车走了，先清理一遍;之后安监部门来了，也要查一遍;再之后“片警”来了，又要查一遍。
魏建国：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党校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干部要注意克服我们的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
我一直在思考，现在的干部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本领？改革开放40年之后，国家在进步，人民在进步，而我们的干部最大的恐慌恐怕是本领恐慌，所以在执行层面出现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作业，不做又不行。问题是国家需要吗？老百姓希望吗？形势要求吗？因此，我们的各级干部需要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
何墨池：从我们中国欧盟商会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坚信法治社会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公平营商环境的重要基石。但是中国现存的一些法规和标准，仍然属于过去经济发展模式所要求的产物，或者是当时借用国外实行的法律法规照搬来用，并没有完全掌握这些法规制定的核心和原则，以及他们到底要被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因此，目前还存在一些不太合理的法规，导致政府执行过程层面也受到影响，效率打了折扣。所以，如果中国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就需要采用更加与时俱进、更专业和更有效的法律法规来解决更为具体的问题。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可以充分理解法规政策。因此必须在立法初期尽可能多地征求各方意见，让大家有机会提出想法和建议，这样可以确保各方对于法规和标准的制定原则达成共识，也有利于其执行的效率和效果。然而如果法规框架制定存在问题的话，中国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偏离预期的轨道。在这里，我们中国欧盟商会以及会员企业，作为深耕中国市场的长期合作伙伴，一直都致力于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和努力。
未来要学习怎样与世界相处
姚洋：对改革开放认识不足，导致了今天的许多问题。我们老觉得中国走得太慢了，6.5%的GDP增速还不够，还要7%。中国照这样的速度走，全世界怎么办呢？到本世纪中叶，中国GDP将占到全世界的40%，回到历史最高峰值，GDP总量是美国两倍，人均收入是世界平均收入的2倍。如果中国拿下世界一半，世界怎么办？
我们取得今天的成就，所采取的措施带有重商主义色彩。以前我们比较“小”，美国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为中国这样走未来可能跟美国更像。现在美国人突然意识到，中国并没有被“和平演变”，中国也是一个有抱负国家。所以，看未来30年，更重要的是怎么调整与世界的关系。
向文波：一个走出去的中国如何与世界和谐相处？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富裕起来了，很多中国人出去旅游，中国人的思维是我到这里来旅游，我创造了就业、创造了税收，我很牛，我就可以大声说话、可以不排队，甚至可以随地吐痰。但是人家不这样认为，人家欢迎你，但前提是希望你不打扰我的生活，这就是在不同的话语频道里面。过去的改革开放更多向世界开放，现在是更多我们要走出去，问题就来了，我们是不是需要适应国际环境，是不是要理解别人？要按别人规则办事？是不是适应别人？改变自己？这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原标题：2019，中国如何进一步开放——环球时报年会第四议题嘉宾讨论精彩内容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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