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内部面临去杠杆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外部面临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打压。2018年上半年，基建和消费不佳表现出来的疲软拖累经济运行，但地产表现尚可缓解了部分经济下行的压力。但进入2018年下半年后，地产供给和需求均转向低迷，内需受到居民部门高杠杆和财富效应等因素影响而走弱，外部需求又面临中美贸易摩擦拖累。供需低迷共振，经济遭受到平稳性考验。
面临内外交困的处境，2018年上半年央行施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宽松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不佳，社会融资从表外回流至表内的过程仍然艰难，一方面来自于融资企业自身的资质问题，另一方面来自于银行本身的风险控制要求。当前银行的闲置资金高于历史同期，这也说明了央行通过疏通货币政策来释放流动性，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途径受阻。
当宽松货币政策途径受阻，那么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无疑效果来得更明显，这也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现阶段我国的税负水平明显较国际水平偏高，根据IMF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28.3%，而印度仅为19.6%，墨西哥为23.5%，印尼为14%，我国的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甚至接近于美国30.9%的水平，日本也仅仅是33.2%左右。根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的测算，中国企业税负在商业利润中的占比高达68%，在全球190多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国家政府收支与发展阶段不匹配，这与发达国家的福利政策相比，我国的税负水平较高。我们是可以通过减税等收入型财政政策来扩大消费刺激经济。
过去我们的财政政策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消费，但现在我们处于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去杠杆的经济背景下，我们不能再走过去通过货币超发或者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消费；稳消费也是稳经济增长的新方向，今年的个税改革、企业税负改革也奠定了明年财政政策基调，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收入型财政政策，很明显的能够看到，现阶段收入型财政政策比支出型财政政策的边际效用更大。
在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中提到了“要辩证看待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增强忧患意识”，也重复强调了“六稳”，预计 2019 年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是重中之重。这个基调不仅影响到各项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将会对中美贸易谈判的 权衡产生影响，最终目标是“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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