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尼采是最富有个人魅力的。
20世纪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接触到了尼采的思想，也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8年，作为中国最早出版尼采翻译作品的人，鲁迅翻译了尼采《查拉斯图特如是说》的序言部分。
刘半农说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
纵观一生，鲁迅的作品曾多次引用尼采语录：“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能容下这浊流使他干净。”
毛主席评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颜。
而尼采，一个从宗教色彩浓厚牧师家庭走出的人，却成了基督教最激烈的反对者，喊出著名的“上帝死了”。
这两人的精神，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尼采提出超人，认为其具有“不竭的创造性的生命意志”，像负重的骆驼忙着奔向沙漠一样，敢于承担一切艰难和重担。
在《文化偏执论》中，鲁迅写道：“尼采之所希冀，则毅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
也算是一种高度评价。
鲁迅把尼采作为一个偶像式的破坏人物。
同时，他希望年轻人也有这种实干的精神。
但在《拿来主义》中，鲁迅又说: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
鲁迅对超人很有兴趣，但身处的环境恐怕不足以提供他勇气。
在《渡河与引路》中，鲁迅写道:“耶稣说:见车翻了，扶他一下，尼采说:车翻了，就推他一下。”
鲁迅则说自己是赞成耶稣话的。
所以，鲁迅也没有继承尼采式的破坏到底。
我们都知道，蒋介石器重过胡适，胡适还写过文章吹捧“专家政治”，就是将权利集中在少数政治精英、技术精英手里。
胡适希望通过国民政府来达到自己的政治抱负。
但他也并不回避，这种“专家制度”也是一种“开明专制”。
在当时，胡适不相信中国能有专政的人或者党、阶级。
之所以说这种“专制”是“开明的”，那也是因为它能够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
不过，实际上，这样一来，中国距离老百姓想要的民主宪政就更远了。
硬扶比抬更为费力，更难见效
于是，鲁迅针对胡适的说法，他写道:这只不过是皇帝“做倒霉的时候”，“病急乱投医”，和“文人学士扳一下相好”;文人学士这一边，却想以“牺牲掉政治的意见”作为代价来参政，这又是怎样的“政府”呢？
而鲁迅呢？他是一个远离权利中心的民间批判者，主张人权，抛弃王权。像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这样一个腐败到无力自拔的政府，鲁迅看不到一丝光明，因此他的态度是听其自行垮掉，不必硬扶。
假如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旧不信，便不必拚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因为拉得打架，不独于他无益，连自己和同感的人，也都耽搁了工夫
——《渡河与引路》
所以，鲁迅接着还说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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