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十九世紀的哲學家，尼采是最富有個人魅力的。
20世紀時，在日本留學的魯迅接觸到了尼采的思想，也對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18年，作為中國最早出版尼采翻譯作品的人，魯迅翻譯了尼采《查拉斯圖特如是說》的序言部分。
劉半農說魯迅:“託尼學說，魏晉文章”。
縱觀一生，魯迅的作品曾多次引用尼采語錄：“真的，人是一個濁流，應該是海，能容下這濁流使他乾淨。”
毛主席評價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顏。
而尼采，一個從宗教色彩濃厚牧師家庭走出的人，卻成了基督教最激烈的反對者，喊出著名的“上帝死了”。
這兩人的精神，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尼采提出超人，認為其具有“不竭的創造性的生命意志”，像負重的駱駝忙著奔向沙漠一樣，敢於承擔一切艱難和重擔。
在《文化偏執論》中，魯迅寫道：“尼采之所希冀，則毅力絕世，幾近神明之超人也。
也算是一種高度評價。
魯迅把尼采作為一個偶像式的破壞人物。
同時，他希望年輕人也有這種實幹的精神。
但在《拿來主義》中，魯迅又說: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熱無窮，只是給與，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
魯迅對超人很有興趣，但身處的環境恐怕不足以提供他勇氣。
在《渡河與引路》中，魯迅寫道:“耶穌說:見車翻了，扶他一下，尼采說:車翻了，就推他一下。”
魯迅則說自己是贊成耶穌話的。
所以，魯迅也沒有繼承尼采式的破壞到底。
我們都知道，蔣介石器重過胡適，胡適還寫過文章吹捧“專家政治”，就是將權利集中在少數政治精英、技術精英手裡。
胡適希望通過國民政府來達到自己的政治抱負。
但他也並不迴避，這種“專家制度”也是一種“開明專制”。
在當時，胡適不相信中國能有專政的人或者黨、階級。
之所以說這種“專制”是“開明的”，那也是因為它能夠為大多數人民謀福利。
不過，實際上，這樣一來，中國距離老百姓想要的民主憲政就更遠了。
硬扶比抬更為費力，更難見效
於是，魯迅針對胡適的說法，他寫道:這只不過是皇帝“做倒黴的時候”，“病急亂投醫”，和“文人學士扳一下相好”;文人學士這一邊，卻想以“犧牲掉政治的意見”作為代價來參政，這又是怎樣的“政府”呢？
而魯迅呢？他是一個遠離權利中心的民間批判者，主張人權，拋棄王權。像北洋政府、國民政府這樣一個腐敗到無力自拔的政府，魯迅看不到一絲光明，因此他的態度是聽其自行垮掉，不必硬扶。
假如有人偏向別處走，再勸一番，固無不可；但若仍舊不信，便不必拚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因為拉得打架，不獨於他無益，連自己和同感的人，也都耽擱了工夫
——《渡河與引路》
所以，魯迅接著還說但以為倘若不願你扶，便不必硬扶，聽他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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