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发表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普及系列报道之三
最新一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的“珍稀文献研究/非纸质文献专题”栏目，以首篇位置发表了名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的学术论文。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独立研究人身份，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用长达3万字的考辩论证，向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学术史中的诸多疑案，发起了学术挑战。（综述参见系列报道之一）
“甲骨四堂”中排行老三或老四的郭沫若，曾经作过一首名诗《访安阳殷墟》：
“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一片甲骨惊世界，蕞尔一邑震寰宇。”
于是多年以来，以“一片甲骨惊世界（/惊天下）”为题的文章、故事、甚至历史试题，常见于各种报刊和网络媒体。但那毕竟是文学语言，甲骨自身并不能说话；尤其是在晚清风雨飘摇、国破家亡的严酷背景下，要让甲骨文这一重大学术发现及时、真正地“惊世界”，何其不易。而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任务的，除了广为人知的1903年《铁云藏龟》，尚有近年发现的、不为学界所广知的、1904年刘鹗所撰《时报》公告。
民国时期尚在出版的上海《时报》
在《新论》论文第三章“尚未引起学界重视的1904年《时报》公告”里，作者讲道：
“根据《刘鹗集》主编刘德隆先生于本世纪初在上海图书馆的发现，1904年8月26日（农历七月十六日）的上海《时报》第五版刊载了“抱残守缺斋刘铁云启”的《铁云藏龟》、《铁云藏陶》大型“告白”（当时报界对告示和广告的合称），而且相同公告在该段时期，间隔一至二周即重复刊登，延续约半年时间。……此篇广告经刘德隆先生抄录，全文收入于由其主编、2007出版的《刘鹗集-上》（P.669），但未能及时引起学界学者的关注。直至2016年8月19-20日，在烟台福山区王懿荣纪念馆举行的“甲骨文字识读进展与研究展望研讨会/暨‘甲骨学发展史馆’开馆仪式”上，笔者才了解到，参会的多位甲骨学权威学者尚未听闻刘鹗有此公告，但都认为此一事件颇具历史重要性。后在会议预先安排的20日研讨会发言中，笔者向包括王宇信、宋镇豪、王震中、李民、扬升南、王仲孚、蔡哲茂、吴振武、黄天树、朱凤瀚、蔡运章、沈建华、朱彦民、王蕴智、刘一曼、曹定云、胡振宇等全体与会专家，就这一重要发现加作了特别介绍。”
《新论》随后将此篇公告，首次在学术期刊做了全文转载：
《铁云藏龟》、《铁云藏陶》出版广告
士生三千年后而欲上窥三代文字难矣！虽山川往往出鼎彝，十之八九归诸内府，散在人间十之一二而已。而收藏家又每以保护古器物为辞，不肯轻易示人。人之所得见者，仅摹刻木版耳。摹刻之精者如“积古斋”、“两罍轩”之类，又复行世甚希，好古者憾焉。
近来新学日明，旧学将坠，愿与二、三同志抱残守缺，以待将来。故出敝藏古文，拓付石印。兹先成二种：一曰《藏龟》，乃己亥年河南汤阴县出土。皆殷、商纪卜之文，以刀笔□于龟骨，即殷人亲笔书也。凡一千余品，装订六本，售价六元。二曰《藏陶》，系十年前山东临淄等处出土亦属商、周文字。计五百余品，附以汉代泥封。泥封者，苞苴之泥也，官名多史册所遗。共装四本，售价四元。又印明拓《石鼓文》，每份一元。三曰《藏货》，四曰《藏玺》，明年续出。此皆本斋所藏之器物也。
至海内各家收藏钟鼎彝器，敝处搜辑拓本已得二千余品，拟参合诸家之说，彝撰释文，次第付印，以公同好。四方君子，或有秘藏古器以拓本寄示，或有心得释文，以说稿惠教，皆祷祀以求，不胜感激者也。
寄售处：北京、上海有正书局及本馆账房
抱残守缺斋刘铁云启
《新论》随后指出，此篇公告内容的三大要素：即1.以当年最先进媒体宣告发现甲骨文、2.再次准确诠释甲骨文、3.学术公器化地邀约“四方君子”，“使得这篇文字，将新闻公告、意义宣示、研讨邀请等多种内容与商业促销功能融于一体，一举数得；同时将此一新发现的考古学术活动，从个人和少数同好的私下玩味切磋，扩展为公开平等邀约天下学人、乃至所有社会大众。这不仅是量的升级，而且是质的飞跃，其意义之深远非一篇普通近代广告可以同日而语。它应可能成为中国早期（如果不是最早的话）倡导和实践将传统学术化为现代公器的典范，在‘旧学将坠’、‘新学日明’的中国近代学术转型历史上，写下了有代表性的、具里程碑意义的一页。”
所以，埋藏了三千多年的“一片甲骨”，正是借助刘鹗刊登在当年中国大报《时报》上的这篇公告，真的震惊了天下、或至少是千万当年的读书人。“笔者推测孙诒让很可能就是由此途径，在1904当年及时得知《铁云藏龟》的出世（并在同年底写出论文）；日本学者林泰辅也在一两年前后得见《藏龟》并开始研究甲骨文，同样可能是得益于报刊公告的威力。”
作者在《新论》第二章中提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说”之后，还向学术界提出了修正甲骨文发现过程的建议：笔者认为还有必要建议、并期待学者专家们认同，今后能在相关学术著作中做出如下的澄清和更正：长久以来广泛宣传的“王懿荣生病吃药发现甲骨文说”，其源头实际上仅是1931年报刊短文、和民初流传于北京琉璃厂的坊间传闻（明义士1932年的《甲骨研究》也应受其影响），王家后人也没有认同，不宜用作信史写入甲骨学正史中、进而在各类媒体中继续传播。此说最多只可作为一种假说，……而相比之下，最早（1911春）实地查访甲骨出土和买卖情况的罗振常所记《洹洛访古游记》（1936出版），远为更加切实可靠，“应视作第一手的数据”（胡厚宣语）。综合罗振常和明义士的早期原始记录、加刘鹗自序（1903），参考王汉章（崇焕）在《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1924）及《古董录》（1933）中的相关说法，可得出更严谨可靠的甲骨文发现过程新表述如下：
80年代再版的罗振常访古游记
曾向王懿荣出售古董的山东古董商范维卿（清），因王氏曾强调有字的古董他都要，于是在河南“四处巡回村落”，“跑乡至小屯，索土中发掘物……曰有字者皆可”，“土人……因以骨示之，范虽不知其名，然观其刻画颇类古金文，遂悉购之”（见罗振常《访古游记》） 。范估于1899秋、1900年春携带这些甲骨径回京师以示王氏，遂有刘鹗所述王文敏“见之狂喜，厚值留之”。甲骨文发现遂自1899年始，并在1902年转售至刘鹗收藏、记录、拓印，并同时开始研究鉴定、破译释读（见刘鹗日记等）；再于一年后的1903年底公开出版了石印六册《铁云藏龟》、并附有首篇甲骨文研究论文（自序）；转年的1904年，刘鹗再经《时报》公告多次将甲骨文的发现昭告天下，邀约天下学人共同研究，彻底完成了此一重大学术发现。
（还请关注：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普及系列报道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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