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咖啡店手捧一本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曾经是中国小资确证身份的主要方式。不过现在谈论昆德拉的人越来越少了。一则真看得下去的人实在不多，二则咖啡那么贵，在咖啡店里坐会谁还不赶紧拍照发圈，哪里有空捧本书。
其实这本书阐述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压倒我们的往往不是那些重大的东西，反而是一些细小的、轻微的，看上去无关紧要的事物。这一点倒是和张爱玲的“虱子论”很相近。毕竟同是小资四大作家，细嫩多汁的灵魂都是相似的。
其实最令人可悲或者气愤的，是你的“轻拢慢撚”却给别人造成了不能承受之重。就在昨天上午9点，“疑罪从挂”超过21年的“张玉玺案”在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开庭重审，法庭当庭宣告张玉玺无罪。至此，我国司法史上“疑案从挂”时间最长的案件，终于划上了句号。然而，当事人张玉玺却当庭晕倒痛哭。
疑案从挂，通俗地说就是那些证据不足暂时判不了的案子，先把它搁置一边“挂”起来。张玉玺一案还要从1992年说起，当时年轻气盛的张玉玺和堂兄弟张胜利卷入了一场邻里械斗，堂弟张胜利失手打死一人后出逃。张玉玺作为此事的挑起者被拘，经过5年的漫长羁押，在1997年以故意伤害（致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张玉玺不服提起上诉，就在本案被发回重审之际，潜逃在外的张胜利被捕归案。
经过一番侦查审理，2001年法院认定张胜利“在斗殴中致人死亡”，并以故意伤害（致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从常识看，此案至此已经很清楚了，真凶归案并被判刑，那发回重审的张玉玺案就应该改判无罪了吧。但是张玉玺的“从挂”之路才刚刚开始。
张胜利案判决2个月后，张玉玺被“取保候审”予以释放。但从法理上讲，张玉玺仍然是“待罪之身”，这给他的生活工作都造成很多困扰，但更重要的是，他要为自己的名誉要个说法。但他一等就是21年。这期间他找过法院，法院说案件退回到检察院了。检察院说，退到公安局补充侦查了。公安局说我们补充侦查后又递回法院了。在这种典型的基层式踢皮球的扯皮中，案子一晃就过去了近20年。
2016年随着最高法、最高检有关“疑罪从挂”等问题的司法解释施行，社会上一些类似案件相继得到解决，张玉玺正式提起国家赔偿。但过程仍不顺利，赔偿申请案超过法定期限后，张玉玺得到的答复是，“你都等了十几年了，还差这几天么”。
曾经有一度，张玉玺想要“死在法院门口”，不过好在此案最终有了结果。如果拖得时间再长一点，张玉玺会不会作出一些冲动之举很难说。实际上，这样的悲剧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不久之前，团结湖参考（ID：Talkpark）关注过江西陈裕咸案。和张玉玺一样，陈裕咸因为多年前一桩乌龙假种子案，落了个取保候审的待罪之身。同样因为迟迟没有下文，陈裕咸走上了上访之路，最终死在了截访者之手。令人悲哀的是，直到陈裕咸死亡、事情闹大了，江西上犹县公安局才出具了一份2007年的《撤案决定书》。也就是说其实早在十年前，当年的假种子案就以“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被撤销。但是没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陈裕咸，撤案决定书静静地躺在公安局的文件柜里，直到陈裕咸死了以后才送到当事人手里。这让陈裕咸的死，显得既荒诞又悲哀。
和那些著名的冤案相比，陈裕咸案和张玉玺案或许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幕后操作，他们纯粹是因为基层司法部门那种傲慢、松垮的工作作风造成的。可能在他们眼里，已经取保候审放你回家了，不再理你不就是侧面告诉你已经没事了么，你还要什么说法呢。
一个公民的荣誉，仿佛是最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两起案件中那些经手者，可能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没有把这当一回事。因为这种漫不经心，却造成不可承受之后果，也许比有意之恶更可悲。如果说少部分人为了利益动用权力制造冤案，是一种极端之恶的话，那么这种没有明显主观动机，找不到主要责任人，却人人都有意无意间促成了的恶，就可以说是“平庸之恶”了。对于前者，无论是用长枪还是用短剑，总能找到一个目标对准它。但后者是弥散的，面对它就像面对空气，无处下手，甚至可能深陷其中。
想到此，不禁让人感叹“作风”这个词的“风”字用得多么巧妙！这种作风的形成不是一两天，纠正它也很难收一时之效。随着错案追究、终身负责这些司法责任制改革措施的逐渐推开，相信状况总会有所改善。如果是打击司法领域的腐败、平反冤假错案是治标之举的话，那瞄准体制性弊病的改革，则是治本之道。只要改革不停歇，人民的获得感总会得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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