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元、明、清三朝素来以推行“皇权不下县”的宽厚政策而闻名。但是，就像很多听起来非常诱人的事情一样，这个“宽厚”也是个打了折扣的存在。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上有一个胥吏阶层深深地扎在民间，成为了皇权没有“名分”的代表。这些人对民间的控制和侵蚀完全的超越了皇权对民间的直接影响，从而成为了隐藏在这个古典帝国社会底层的无冕之王。
自元朝以来，理论上，一个县衙门里吃“财政饭”的人寥寥可数、即：知县、县丞、主薄、教谕、训导、巡检、典史，这些都是朝廷承认的“政府官员”。但是在宋元以后，一个县即使人口再少，也会在万人左右。这么区区几个人肯定是无法维持一个衙门的正常运转，所以直接和士庶百姓们直接接触的“胥吏”便成了一个衙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一开始，这些“胥吏”就大部分都是不吃皇粮的，而到了康熙朝以后就全部都是不吃皇粮的。
虽然自秦汉以来“官”就与“吏”捆绑在一起，但越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吏”的地位就越发的下降。到了元明清三朝，虽然都算做国家公职人员，但是作“官”的都是人上人，也就是现代所谓的“领导”；而作为具体工作人员的“吏”，不仅不在政府的“编制”之内，还被法律定位为“二等公民”——一日为吏终生为吏，永远不允许“吏”逆袭为官。
古埃及书吏凯伊雕像。从四千六百年前开始，胥吏阶层就开始侵蚀一个又一个的帝国。
东汉书吏的服饰复原。
由于当时的地方官员有严格的人事回避制度，一位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大夫在受职之后不仅不得在家乡为官，且不也能在某一地久任。但是这种意在防止官员贪污的制度却为胥吏的贪污提供了便利。因为所有的胥吏都是本地土著，在地方上有盘根错节的势力，而且往往父子翁婿师徒相继，故有当时有“无封建之官、有封建之吏”的说法。这些“吏”虽然社会地位极为低下，经常会被长官辱骂、虐待、毒打甚至遭到性侵，但由于他们掌管这地方上夏税秋粮的征收、丁差徭役杂课的派遣，诉讼缧绁的程序……所以，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这些不断挥舞着手中那些小权力的小人物，才是真正领大家生活在恐惧之中的暴君。
到了明朝崇祯年间，胥吏阶层已经成了挟持上司、鱼肉下民的庞大利益集团。至于暗中和长官对抗那就更是屡见不鲜。所以，士大夫要想不被胥吏架空、不被这些“以啖民为生”的“天生贱人”所欺，就得变得十分腹黑心机。比如明朝天启年间，学富五车的博雅君子祁彪佳在司理福建莆阳时，就预先雇了两干粗活的本地女仆，向她其学习莆阳的乡谈。后来祁彪佳发现这自己手下的胥吏不仅视他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小鲜肉”为无物，而且每次升堂时，那些胥吏都在用莆阳方言辱骂自己。而祁彪佳也就很有城府的佯装听不懂。过了个把月以后，祁彪佳再把这些胥吏都招到堂上来，用莆阳土语历数胥吏犯上之罪，把几个带头的当场严惩，从而立下了威风，结果是众胥吏“皆大畏服”。
但是，不会人人都是祁彪佳，大多数的士君子都没有这么高的手腕。所以其下场不是被裹挟为胥吏的傀儡，就是最终沆瀣一气，沦为犯罪的同伙和保护伞。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感慨到：“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秉国者吏胥而已”。
中年的祁彪佳。后来做京官时，夫人生产。正在值班的祁彪佳在请假回家时又遭到了门子的刁难。
这种名实颠倒的大害，到了清朝中后期算是登峰造极，以至于郭嵩焘言道：“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这种惊人之语言足以说明了清朝的胥吏阶层究竟有多强势。而且，仅仅从财富一方面来看，清朝的胥吏阶层确实已经到了“富可敌国”的地步。我们看看当时人们的记载。
清朝北京号称首善之区，按理说应该充满了“人文”气质。但事实上北京大兴、宛平两县的士大夫基本都是外地入籍；真正本地的“文化人”，则全都挤破脑袋去当胥吏——尤其是中央各部的书吏，而不去应科举。因为科举难度大、门坎高；而书吏不仅好入门，而且还极为有利可图。清朝中央大小九卿衙门中，每一个衙门都有近千名书吏在里面伏着，而每一个部门的书吏都是生财有道。
比如吏部、兵部的书吏们捞钱的方式主要是大小官员在补缺时塞来的红包。因为官员要想补上实缺，从法律程序上讲首先要递交申请，之后再由有司审核。而书吏就根据候补职位的大小来索贿。不肯掏钱或是掏不出钱的，递上去的申请就会泥牛入海，永远也别想递到长官的书案上去；工部有水利、营造等一系列工程，每年书吏们仅仅从中虚报冒领、鸭过拔毛就可以获得很高的利益；礼部号称是清水衙门，但是朝廷定期举行的会试、外藩朝贡和不定期的大婚、国丧都可以借机发一笔横财——甚至，因为礼部掌管着各府道州县铸造印符关防的工作，各衙门要想拿到大印也得破费上一笔。
但是，所有的衙门都无法与户部的“丰饶”相比。在当时，能够有一个户部书吏的“差使”，在经济上远比家里有矿或者出将入相要实惠的多。
在清末民初的文豪陈恒庆是山东潍县人，故而虽为衣冠士族，但却颇有孟尝君折节下交之风。他在光绪朝做巡城御史的时候就和一个叫史恩焘的书吏交情不浅。陈恒庆在自己的笔记《归里清谭》中记载,史恩焘为人奢靡无度,而且爱好聚餐招饮,可以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因为陈恒庆既是地方上的“大老爷”也是“风雅君子”，更是著名的美食家，在四九城的老饕们那里是有头有脸有自号的人物，所以经常被史恩焘邀请至家中，奉为座上宾。
陈恒庆以白描手法细致入微的描写了史恩焘那种几乎是疯狂的奢靡生活。
首先是史家的宅子,可谓盘盘囷囷，蜂房水涡，层层叠叠，庭院深深不知几许。所有院落皆以游廊环绕,画栋雕梁拟于王者;家中呼奴唤婢多如过江之鲫,而且个个都是年轻漂亮。作为一个老饕，陈恒庆对史家印象最深之处是每次宴饮的酒菜——酒都是正宗绍兴酒,以五十斤或一百斤装一大坛子,必陈过十年之后,才开坛享用,口感品味“
醇如醪,甘如醴” 。喝下去喉润如酥，只消十杯,人就会烂醉如泥。而且酒醒之后,人是神清气爽,且不宿醉。这种佳酿即便京师四九城内最讲究、最体面的大饭庄子，也都无处货卖。而餐桌上所摆设的菜肴,也多为史家独有的私房菜,如“白官燕” 、“南豆腐”之类。其用料之贵、做工之细，令人有“不忍下箸”之感。据说这些佳肴每一品都花费十两纹银。最能彰这群书吏们为富不仁的是，他们吃饭不用手，而要侍候左右的仆人们一勺一筷子的喂到嘴里，那种小人得志之态可谓令人作呕。据陈恒庆估算,这个史恩焘家资约有数十万两白银。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粮价折算，此人在今日大概拥资十几个亿。
而这个史恩焘就是一个被辞退的户部银库“承经”,即出纳员。其生财有道之法就是在每月全国各地的税银通过票号汇到户部银库时,史恩焘就利用制度上的漏洞,把这些银子在钱庄里存上一个月,取出利息归为己有,之后再把本金交回银库。这种“借鸡下蛋”的勾当仅仅干了五年，他就便成了一方巨富。后来东窗事发,但是《大清律》上却没有惩处此类犯罪的相关律令,所以只是把史恩焘关了一年并将其革职除籍了事。所以说，这样的家资在当时的书吏中,也只算中等的水平而已。而那些世代相袭、父死子继的书吏们又会有多少巧取豪夺而来的财富，就是只有天知道了······
如果说史恩焘这种书吏是因为在户部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那其他的衙门，即便如清水衙门如国子监，也照样可以养肥无数的书吏。陈恒庆之后还记载了一个在国子监当差的书吏，李秋宾。此人痴肥丑陋，但却因为晚清捐官大开，所有买官的财主们在买官之前，都得先买一个国子监生的“学历”。而这李秋宾每年从中获得的“照费”(卖文凭的钱)便可收数万两，可谓富贵逼人。，
清朝中后期广州外销画中的官员夫妇再向一个胥吏问话。
那么这些富可敌国的“无冕之王”们在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呢？答案是没有确切的数目，只能说非常之多。
据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户部是六部中书吏最多的一个部，在编制者为二百四十七人。京师所有衙门在编的书吏总计一千一百八十四人。在地方上，编制规定从总督衙门到州县衙门，书吏的定额是八到十四人，而清朝有将近两千个省、府、县及直隶州、直隶厅。所以说全国的书吏加起来将近十万。而这十万人，还仅仅是书吏，不包括差人等其余工种的胥吏。但是，不管是什么岗位的胥吏，他们个个都是认为自己应该过上“车马宫室衣服之奉拟于王侯”奢侈生活，所以对百姓敲骨吸髓的枉法敛财也就成了他们的共性。至于敛财方式就十分古老了，主要靠“内外结交，隐语邮书，往来旁午”这种被人用的烂熟的手段，以至于“辇金暮夜，踪迹诡秘，莫能得其赃私都数”……
更可怕的是，早在明末，胥吏的人数就已经多达近百万。也就是顾炎武所指出的“养百万虎狼于民间 ”。而清初中央各部的书吏“多者以千计，少者不下数百”；在地方上，各种胥吏“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从法律上讲，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不在编制的“民役”，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临时工”。而朝廷对他们是一分钱工资也不给发的，所以他们每天的收入来源就是靠着各种灰色收入。
至于这些数以十万计，被顾炎武形容为“行己若狗彘，噬人若虎狼”的临时工，之所以到了清朝，能够爬到李慈銘所称的“黑衣下贱之流，而操天下之大柄”和甚至是与朝廷“共天下”的地位，原因则就是由于有清一代，帝王权柄的不断集中。比如清朝诸帝为了加强官方权力，打压民间力量，规定：除了吏之外，一般人不准读律条，否则算犯罪；而士大夫在未考取功名之前，也不得过问地方行政，否则就要“黜革治罪”。在如此环境之下产生出来的官员自然是“其通晓吏事者，十不一、二”，而“士人读经书，诵疏文，不习政务 ”乃至于“及临人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最后沦为胥吏的傀儡也就是自然之理。所以，最终令天下民生倒悬涂炭，中外百官太阿倒持的胥吏之祸归根结底，还是清朝历代帝王那种“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雄心豪迈所产生的必然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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