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風昌盛，教育發達，孕育了燦爛輝煌的徽州文化。在社會、經濟、教育、哲學、經學、醫學、繪畫、藝術、印刷、雕刻、戲曲、文學、飲食、科技、工藝、建築等幾乎涉及社會文化生活的所有領域，徽州人佔盡風流，貢獻卓著，文成風、學成派、商成幫、俗益雅，獨領風騷千百年。
2007年美國知名學者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育學教授維·漢森在《教育的倫理視野實踐中的教育哲學》一書中將南京曉莊學院的創始人列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十大教育思想家，這是唯一一位被列入本書的中國人，也是中國的教育家唯一一次與美國的杜威、意大利的蒙臺梭利等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教育家並列，這個人的名字叫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徽州歙縣人。中國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偉大的民主主義戰士，愛國者，中國人民救國會和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陶行知生平簡介
1891年10月18日生於安徽歙縣西鄉黃潭源村一個貧寒的教師之家。
1897年，曾在鄰居家廳堂玩耍，看見廳堂牆上掛著對聯，坐在地上臨摹起來，被鄰村方庶鹹秀才看見，免費為其開蒙。後入家鄉蒙童館吳爾寬處就讀。
1905年，進入歙縣基督教內地會所辦的崇一學堂，他在宿舍牆上，揮筆寫下了“我是一箇中國人，應該為中國做出一些貢獻來"的豪言壯語，抒發他滿腔的愛國熱情並激勵自己為祖國早日走向現代化而發奮學習。”
1908年十七歲時他考入了杭州廣濟醫學堂。想通過學醫來解除廣大勞動人民的病痛，實現自己報效祖國的志向。但是，因這所教會學校歧視非入教的學生，他不願意自己思想受外國人的隨意擺佈，入學僅三天，他即憤而退學。
1909年，考入南京匯文書院，次年轉入金陵大學文科，讀大學期間，受辛亥革命影響，在校積極參加愛國活動，主編《金陵光》學報中文版，宣傳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中，他號召全校同學，努力學習和工作，發出自己的光和熱，報效祖國，"使中華放大光明於世界"。辛亥革命爆發時，他曾回鄉投身革命運動。
1914年，他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畢業後他赴美留學。他先是在伊利諾大學學市政，半年後便毅然轉學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孟祿、克伯屈等美國教育家研究教育。
1917年秋回國，先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教授、教務主任等職。開始他富於創意而又充滿艱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並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教育理論。他特別重視農村的教育，認為在3億多農民中普及教育至關重要。
1917年年底，與蔡元培等發起成立中華教育改進社，主張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收教育權利，推動教育改進。
1923年與晏陽初等人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後赴各地開辦平民識字讀書處和平民學校，推動平民教育運動。
1926年起發表了《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1927年創辦曉莊學校。1932年創辦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學團。設想以教育為主要手段來改善人民的生活。
一二·九運動後，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和影響下，積極宣傳抗日，參加民主運動，進一步認識到教育應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務。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曉莊創辦鄉村師範學校曉莊學校，創辦第一個鄉村幼稚園燕子磯幼稚園。
1929年12月，上海聖約翰大學授予他榮譽科學博士學位，表彰他為中國教育改造事業作出的貢獻。
1930年4月遭國民黨通緝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國的思想。
1931年回國開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創辦自然學園、兒童科學通訊學校。主編《兒童科學叢書》等。
1932年，他又創建了山海工學團，提出“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將工場、學校、社會打成一片，進行軍事訓練、生產訓練、民權訓練、生育訓練等，還開展小先生運動。
1933年，他與厲麟似、楊亮功等來自政學兩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教育學會。
1934年，他在《生活教育》上發表《行知行》一文，認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並改本名為陶行知。雖然王陽明學說含有主觀唯心主義的成分，陶行知卻從中悟出學習與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且終生以此自勉。
1935年，在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一二·九運動後，與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胡愈之、鄒韜奮、李公樸等發起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
1936年初，成立國難教育社，被推為社長，張勁夫任總幹事，擬訂《國難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鬥爭結合起來。
1936年5月，他當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委和常委。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等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宣 言，主張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毛澤東覆信表示支持。
1936年7月，受救國會派遣，出訪歐、美、亞、非28個國家，宣傳抗日救國，介紹中國大眾教育運動。在布魯塞爾參加世界和平大會，並當選為中國執行委員。期間當得悉沈鈞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氣憤，立即聯絡杜威、愛因斯坦、羅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聯名通電蔣介石，營救七君子。
1938年參加國民參政會，致力於抗戰期間的教育活動。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的號召，成立了中國戰時教育協會。
1938年8月，倡導舉辦了“中華業餘學校”，推動香港同胞們共赴國難。
1939年7月，在四川重慶創辦育才學校，培養有特殊才能的兒童。在四川重慶附近的合川縣古聖寺創辦了主要招收難童入學的育才學校。
1941年，參與發起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同年當選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5年1月，在重慶創辦社會大學並任校長，李公樸任副校長兼教務長。社會大學的宗旨是“人民創造大社會，社會變成大學堂”、“大學之道，在明民德，在親民，在止於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動了民主教育的進程。
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慶創辦社會大學，推行民主教育。培養出革命人才。並曾幫助一些進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據地。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著名口號，被毛澤東和宋慶齡等稱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和“萬世師表”。
1946年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爭和平的鬥爭。在他生命的最後100天，他在工廠、學校、機關、廣場發表演講100餘次。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長期勞累過度，健康過損，受好友李、聞事件的刺激又過深，突發腦溢血，周恩來、鄧穎超、沈鈞儒等聞訊趕往探視。但搶救無效，不幸逝世於上海，享年55歲。
陶行知是20世紀中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都有重要的影響。他的文章熱情洋溢、通俗易懂、擊中時弊而富含哲理,令人倍感親切，妙不可言。他光輝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使人感到了人民教育家的偉大人格和崇高師德，他就是全面具有教師素養的典範，是我們教師的至尊至善的楷模、後人的萬世師表。
“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陶行知認為：人生“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而“教育就是大事業，有大快樂”。他對教育事業的理解是“教育乃最有效力之事業” 、“教育能改良個人之天性。人之性情有善有惡……教育乃取惡性中之善分子，去善性中之惡分子。如開礦然，泥內含金，金內亦雜有泥，開礦者取泥內之金，去金內之泥，然後成為貴品。教育亦若是矣。” “教育為最有可為之事，古今名人莫不由研究教育而出” 。
他列舉了達爾文、杜威、威爾諾刻等“皆有研究教育而出者也。但須有決心、有堅志，則成事何難？”
陶行知在“師範生應有之觀念”一文中，引用了“昔英女皇依裡薩伯終身不嫁，人問之故，輒以英吉利即吾之夫一語以對；意相加富爾終身不娶，人問之故，輒以意大利即吾之妻一語以對。” 的故事“告於諸君”：“男師範生應以教育為之妻，女師範生應以教育為之夫，有此定力，則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海可枯而吾之志不可枯，石可爛而吾之志不可爛。”
陶行知明知“教育是無名無利且沒有尊榮的事，教育者所得的機會純系服務的機會、貢獻的機會，而無絲毫名利尊榮之可言” 。而他還是認定教育是他人生的“大事業”，非得終身從事不可。
教育是“無名無利無尊榮”的事，它需要人們全心全意的服務，忘我無私的貢獻。陶行知為中國現代化而生，為中國現代化而死，他為中國現代化無私奉獻。
“學高為師，身正為範”
“學高為師，身正為範”是陶行知先生的一句名言，意即身正才能師為人範。他道出了作為一名合格教師，除了要有紮實的專業知識，較高的文化水準外，更重要的是要求教師應有良好的道德素質。
陶行知指出：“教師的道德品質，不僅是規範自己行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用於教育學生的需要，教師職業的特殊在於育人，不僅用自己的學識育人，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德育人，不僅通過自己的語言去傳授知識，而且要用自己的靈魂去塑造學生的靈魂。”
陶行知主張教師要以身作則，“要學生做的事，教職員躬親共做；要學生學的知識，教職員躬親共學；要學生守的規矩，教職員躬親共守，深信這種共學、共事、共修養的方法是真正的教育。” 以不倦的教誨，諄諄善誘，培養學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陶行知先生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他畢生致力於大眾教育事業，一生中他處處以身作則，做學生的楷模。他為自己定下的師德標準，即“科學的頭腦、農民的身手、改革社會的精神。” 陶行知先生一生以身立教，辛勤耕耘，培育桃李，為人民的教育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千教萬教教人求真“
他認為“先生不應專教書，他的責任是教人做人。”所以教師應該把育人放在第一位，做到“千教萬教教人求真”。“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愛人，他們所要創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 教師不能只當“經師”，只傳授幾本教科書，讓學生死讀書,讀死書,以至讀書死，而要當博學多能的學者和“人師”，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要修養到不愧為人師的地步” 。
教師的教要求真，學生的學也要求真, 教師“教人求真”，學生“學做真人”。他指出了“求真”是教師道德的真諦,也是教師道德的目標，他說：教師要教人學會做人，求“真知”做“真人”，這個人，要是一個“整個的人” ，不是缺這少那的人，是要做“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有高尚品德,築起人格長城的人，是從人民中來又到人民中去，“人民第一”“一切為人民”的“人中人”。是改造自然,改造社會，創造“合格人生”的人,是敢於開拓,勇於創新的人……生動而深刻的論述,對於我們當今教育工作者用現代化教育來培養現代化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鑑價值。
“甘當駱駝的精神”
“為了苦孩，甘為駱駝。於人有益，牛馬也做”，是陶行知的辦學心願。他認為中國是窮國，辦教育要採用窮辦法；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黑暗的反動勢力下，辦教育要不怕碰釘子。在反動派封鎖迫害下，育才學校眼看就要辦不下去，朋友勸他放棄“育才”，不要“抱著石頭游泳”的情況下，陶行知卻說：“我是抱著愛人游泳，越遊越起勁，要遊過急流險灘，到達勝利的彼岸。”他就是這樣以樂觀態度和堅定信念去面對和克服巨大的困難。
陶行知認為：“人生是患難與歡樂所織成的，追求真理的人以與患難搏鬥為樂。” 他要求人們，也要求自己“平時要以‘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達者不戀’的精神培養學生和我們自己，有事則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動’相勉勵” 勇往直前，決不動搖。
1915年，陶行知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時，與導師合影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突發腦溢血在上海逝世。今天，以陶行知命名的“陶行知學會”和以“育才”命名的中小學校在整個中國遍地開花，陶行知被讚譽為“萬世師表”、“當世一聖人”。
如今，在陶行知先生誕辰126週年之際，我們更應秉承陶行知先生的奉獻精神，傳承陶先生的行知精神，讓先生的思想和教育理念永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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