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過去的2018年，國產電影跑出了多匹黑馬，《無名之輩》算是一部。
這部趕在年底上映的電影，在貴州都勻拍攝，講述了一個山水環繞的小城裡，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故事。
此外，影片中的對話大多使用西南方言，算是電影的一大亮點。
或許因為這是一片能夠孕育故事的神奇土地。近日由電影頻道節目中心主辦的2018年度電影頻道百合杯表彰典禮中，同樣有一部在貴州取景、以貴州方言演繹的文藝愛情片強勢搶鏡，《麥子的蓋頭》。
《麥子的蓋頭》是由電影頻道、梧桐匯出品，魯堅執導，鄔君梅任藝術總監，由王挺、徐岑子、劉孜、彭波、吾晟赫聯袂主演的一部發生在世紀之交的中國貴州省北部山區，關於人性的故事。
這部同時攬獲百合杯最佳男主角獎、最佳導演獎、優秀影片三等獎三項大獎的電影將於上半年公開上映，有望成為2019年度最具潛力的黑馬。
而好作品離不開好的創作者。《麥子的蓋頭》改編自同名小說，作者是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與河北知名作家劉建東、李浩、張楚並稱為“河北四俠”的胡學文。
如果你沒看過《麥子的蓋頭》，或許你聽說過另一部改編自胡學文作品的電影——《一個勺子》。
2014年，就在大多數人對陳建斌的印象還停留在《甄嬛傳》裡的雍正，他的導演處女作《一個勺子》捧走了第51屆中國臺灣電影金馬獎的兩座獎盃。
據說這部電影的誕生極具戲劇性。
在獲獎的前一年，陳建斌在重慶拍攝電視劇《兄弟兄弟》時，閒著沒事看了當期的《人民文學》，立馬給朋友打了一個電話：“快去買《奔跑的月光》版權”。
這篇刊發於2013年第6期《人民文學》上的作品，正是《一個勺子》的原著小說。
他的小說《從正午開始的黃昏》曾獲2014年第六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和《一個勺子》獲金馬獎，僅僅差了三個月。
據胡學文回憶，《奔跑的月光》的改編，從見面到簽訂協議不過一個星期的時間。直到籤協議時，他才知道對方是陳建斌。
陳建斌憑《一個勺子》獲金馬獎最佳男主角、最佳新導演
值得一提的是，胡學文在2015年推出的同名小說集中，包括《奔跑的月光》在內的6部中篇均被改編為電影。
其中，為人熟知的電影《心急吃不了熱豆腐》改編自《婚姻穴位》。巧合的是，這也是馮鞏導演的第一部電影作品。
《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相較於《一個勺子》，馮導電影中濃濃的保定方言，似乎更加貼合胡學文的“文學版圖”。
他說，自己在寫作中常常會預設一個背景，就是壩上草原。
02
1967年，胡學文出生在河北省北部的沽源縣。田野、樹林、草地幾乎構成了他對故鄉所有的童年記憶。
這些記憶，也為他日後的寫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營養和素材。
比如看電影，常常要跑十幾裡二十幾里路。那時候沒有什麼文化生活，看電影是主要的娛樂活動。
還有，童年時代的胡學文常和夥伴跑到馬場，看馬倌套馬、配種，給馬釘掌。
這些經歷在他寫作長篇小說《生死鏡》時都派上了用場。
亦如文壇許多著名作家所獨有的“自留地”：沈從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周大新的豫西南等等。胡學文的小說中也充滿了濃郁的地域特色。
比如，中篇小說《一棵樹的生長方式》開頭直接交代背景：“壩上草原刮白毛風的那個夜晚……”
他的《天外的歌聲》《秋風絕唱》《極地胭脂》等作品，同樣被評論家們貼上了草原文化的標籤。
正如暗合意象的小說名字，讀罷全文回頭再看，總透露著幾分北部草原上蕭索的意味。
“風”的意象在小說中頻頻出現，光是以“風”命名的小說就有多部：《風止步》《秋風絕唱》《大風起兮》等。
雖然無形無色，卻無處不在，“風”既是小說之眼，也是胡學文關於家鄉最多的記憶。
還有“樹”，什麼樣的土地生長什麼樣的樹，氣候、陽光、雨水都對其有影響。人的出生、成長與樹類似。長成什麼樣，與環境有著極大關係，可以說，人也是植物。
於是在《一棵樹的生長方式》中，胡學文不僅寫“樹”，還寫了“樹”的環境，為什麼會這樣生長。其實也反映了大時代環境對農民生存的影響。
胡學文擅長的鄉土題材小說，最早源於魯迅的《故鄉》，自那以後便形成了一批以“鄉土文學”為代表的作家。
該題材也深刻影響了當代一批知名作家，如莫言、餘華、蘇童等。相比之下，胡學文認為自己的鄉土題材小說並不那麼“純”。
“現在是互聯網時代，就是鄉村，變化的速度也是驚人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對鄉村有這樣那樣的影響，因此審視鄉村不能用老舊眼光，須有國際化視野。”
在胡學文看來，當代中國鄉村的邊界也在發生變化，因為已經融入了更深更多的城市文明。鄉村的面孔和個性更混雜了，這在之前的鄉村是看不到的。
03
胡學文的小說中沒有明顯的時代烙印，時代更多是隱性的。
如果沒有城市、互聯網、移動設備等具體事物的出現，似乎他的故事在很多時代都能成立。
但胡學文並不否認時間的重要性。他說，作家對時間的處理體現著小說觀念的不同。可以說，“有什麼樣的時間觀就有什麼風格的文學。”
這種風格，也出現在他筆下那些粗糲的農民身上。
在一次採訪中，胡學文提到，他寫的人物多是卑微的，沒有社會地位。
“我的作品關注小人物多點，我熟悉他們，情感點也在他們身上。對文學，重要的是人物形象及形象蘊含的意義，而不是人物的身份和地位。”
於是在《風止步》中，既有馬禿子這樣的無恥混蛋，也有固執如王美花這樣的婦人。但胡學文對人物的塑造並不止於此。
禽獸不如的馬禿子，在王美花的回憶裡卻曾有過重情重義的一面。
王美花的孫女燕燕受到過馬禿子的侵害，她卻拒絕報警將惡人繩之以法，反而為了保守這個秘密處處忍讓；而當吳丁試圖撕破真相，竟成了王美花鋌而走險殺人的導火索。
即使是一身正氣的知識分子吳丁，也被女友左小青一眼識破：“你不過是在贖罪”。
每個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人性是複雜的，單純的好或單純的壞是令人懷疑的，我願意把這種複雜寫出來，這樣人物才飽滿。現實中，不也如此嗎？”
胡學文說，如果要說共性，這些人物都生活在同樣的文化土壤中，與城市的生活方式不同，表達情感的方式不同，但都面臨著精神困境。
而胡學文在多數小說的結局中，同樣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
院裡響起了腳步聲，姚洞洞聽出是慧慧，長吁了一口氣。突然間，姚洞洞又有點兒害怕，萬一慧慧趁機設了圈套怎麼辦？萬一他也被派出所逮了呢？
腳步聲漸近，停住，響起了敲門聲，輕輕的。
姚洞洞難以控制地哆嗦起來。（《一棵樹的生長方式》）
“小說是開放的，這樣處理是為了提供一個思考的空間。我的小說多半如此。”胡學文說。
據說，他的小說《飛翔的女人》在《人民文學》發表後，有讀者專門打電話給編輯詢問結果如何，那個叫荷子的女人到底找到自己的孩子沒有。
而根據《奔跑的月光》改編的電影《一個勺子》，依然延續了小說的開放式結局。
《一個勺子》
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這樣的處理方式對習慣了大結局的中國人很不“友好”。
事實上，胡學文在寫作時，常常是預設了結局的，因為要掌控小說的節奏，什麼時候上揚，什麼時候回落，什麼時候結尾。
“但真正到了結尾的時候，結局就沒那麼重要了。”
他說，小說不是講故事，不是告訴讀者結局是什麼，而是為什麼會這樣。也可以這樣說，結果是新的開始。
04
胡學文說，小說和電影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
作為一位小說改編電影的高產作家，他的中篇《極地胭脂》《飛翔的女人》《向陽坡》《大風起兮》《婚姻穴位》《奔跑的月光》 等多部作品均被改編成了電影。
《大風起兮》被改編為電影《跟蹤孔令學》，範偉、馬伊琍主演
“電影人能夠看中我的作品，除了故事，我想更重要的是小說帶給人們的思考。”
有時胡學文也會私下比較自己的小說和改編作品，某些情節他覺得電影表現得更充分，而有一些用小說語言表達更有穿透力。
他認為，兩種藝術是可以相互借鑑的。“如福克納《八月之光》，就借用了電影的某些手法，也特別妙。改編的好壞最重要的一點，是它能否傳遞出小說的精神內核。”
《一個勺子》
《一個勺子》的導演陳建斌曾經談到，胡學文所著《奔跑的月光》，是他多年一直在找的故事。
陳建斌說：“這篇小說講的是我們在跟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價值觀和整個世界作鬥爭，它就像一個瓶子，可以容納我這麼多年想要表達的東西。”
也正因此，胡學文堅信，導演或演員看中故事，絕不僅僅是一個架子。電影和小說一樣講究敘事，也要思考。
小說用語言敘述，電影通過鏡頭呈現，表現形式不同，但核心應該是一致的，就是對人的境遇的關注、思考和追問。
《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有趣的是，根據胡學文的小說改編的幾部作品，如《心急吃不了熱豆腐》《跟蹤孔令學》《一個勺子》等無一例外被打上了“喜劇”的標籤。
對此，胡學文認為，電影要考慮觀眾，考慮發行，更大眾化，喜劇因素可能更容易被大眾接受。
“在這個快餐時代，願意思考的人不多了，遠離嚴肅遠離沉重正在成為相當一部分人的生活指南，這也無可指責，畢竟各人有選擇的權利。”
就像《風止步》和《一棵樹的生長方式》，篇幅不長，但故事複雜，既可沉重又可“喜劇”化，歸根到底全憑導演取捨。
但胡學文更期待有藝術追求的作品，可以給觀眾多一些思考的空間。
2018年上映的兩部現實題材電影
《我不是藥神》和《無名之輩》，無論在票房還是口碑上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另一邊，同樣關照現實的還有一批叫好不叫座的高水準文藝片。“可能票房不及人意，但它們為時代為電影樹立了藝術的標杆。”
胡學文說，什麼時候人們對電影的評價標準變了，電影的春天才能真正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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