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期，天灾人祸不断发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明朝面对皇太极在边外的威胁和内地的灾荒，为了节省开支，精简机构，被迫对驿站进行改革，而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只有铤而走险。明末农民起义首先爆发于陕北。为什么农民起义会最新爆发与陕北呢？总得来说，跟陕北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有关，所以陕北地区率先引起农民起义。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明朝政府的横征暴敛
明朝在农村实行里甲制度，十一户为一里，其中一户为里长。十里为一甲，其中一户为甲长。在当时，官府有一条很残酷的规定，叫“人去粮存”。简单地说比如农户逃亡之后，原来他所应缴纳的赋税要由未逃走的同里之人负责缴纳，实质上就是连坐制度。如此一来，由于一两户缴纳不起赋税，就会出现整村逃亡，导致大量土地抛荒的恶性循环。这样一来非但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就连朝廷也收不上赋税。明朝末年由于辽东为了对付女真族建立的后金政权，每年都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且连年增加；而明朝的税收主要靠农民阶级，富有地方士绅和江南士族作为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者则几乎不缴税；再加上明朝后期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量农民丢失土地，还要承担政府的大量税赋和徭役，导致农民几乎破产，被迫起义。所以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明朝需要税收——大量征税——农民生计艰难，纷纷起义，明朝再提高税赋来镇压起义——农民因为高额的税赋，有更多人起义。
二、明末气候反常，天灾不断
17世纪开始的中国气候，此时的明朝处于小冰河时期，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与此同期，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以来的最低点。整个明末时期始终伴随着旱灾、寒流、蝗灾、水灾、鼠疫、瘟疫等，此后中原气候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
三、阶级压迫和阶级矛盾
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福王朱常洵在洛阳所修的王府，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朱常洵就藩时，还得到万历帝上等良田四万顷。朱常洵还不满足。他在洛阳，与民争利，百姓有了灾荒，舍不得拿出钱来赈济。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压榨下，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明朝末年，光是皇族就有100多万，这些寄生虫都需明朝财政补贴不说，还大量兼并土地。
四、大量美洲高产农作物还没传到我国
我们知道，陕北地区的谷物的亩产平均400斤，玉米的亩产大约为2000斤左右，而土豆的亩产越为4000斤左右；但是明末的陕北地区，只有谷物这一类单一的农作物，玉米和土豆等高亩产作物还在遥远的美洲大陆，但直到清朝初期才传播到陕北地区；同样，土豆也是在明末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清代中叶人口骤增，人民对粮食的需求也与日加大，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与粮食危机，人们开始寻求水稻、小麦等传统作物的替代品，来自美洲大陆的马铃薯位列其中，就这样马铃薯迎来了第一个种植高峰。大家都知道，有限的土地，很低的粮食产量是很难养活众多的人口，所以土地贫瘠的陕北，低亩产的作物在遇到灾荒之年，便有大量人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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