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得罪魯迅,江紹原為何成了周作人的弟子


老虎他爹 2018-08-10 17:39:04

“但《語絲》本身,卻確實也在消沉下去……舉一點例罷,自從我萬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極平和的糾正劉半農先生的“林則徐被俘”之誤的來信以後,他就不再有片紙隻字;江紹原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後,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

1930年2月1日,魯迅先生的《我和〈語絲〉的始終》發表在《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後收入《三閒集》。

意外得罪魯迅,江紹原為何成了周作人的弟子

江紹原,(1898-1983)我國著名的民俗學家和比較宗教學家,生於北京,祖籍安徽旌德。

文中提到二事:

一是劉半農在雜文中,誤稱林則徐被英軍捕去,死在印度加爾各答(實為葉名琛)。有讀者來信指出,魯迅將信刊發在下期《語絲》上。劉從此不再來稿,他去世時,魯迅撰文稱“憎惡他的近幾年”。

二是江紹原來稿被拒登事。

江與魯迅關係密切,在私信中,魯迅曾將自己對蔡元培、傅斯年、顧頡剛的不滿直言相告,魯迅還幫江謀得“南京大學院特約撰述員”一職。魯迅如此點名,讓江紹原也大吃一驚。

江紹原曾想回信辯解,在周作人勸說下,最終保持了緘默。

1968年6月8日,在交代材料裡,江紹原寫道:“我雖然一度同魯迅先生很親近,自從他留在上海而我回北京長期居住下來以後,卻不幸同他逐漸疏遠,反而同周作人來往較多,因而在思想上、生活上受了周作人許多影響……”

從魯迅的好友,到周作人的“周門四學士”,江紹原究竟遭遇了什麼?

25歲便當上北大教授

1898年,江紹原(又名江紹平)生於北京官宦之家,祖父江韻濤是翰林編修,父江德宣曾任工部員外郎。

江家是安徽省旌德縣巨族,曾任民國代總理的江朝宗(後淪為漢奸)、江紹銓(即江亢虎,著名學者,後淪為漢奸)均出於此,此外還有胡適的夫人江冬秀。

意外得罪魯迅,江紹原為何成了周作人的弟子

江紹原的同父異母哥哥江亢虎,江亢虎也是留美博士,可惜後來投靠汪偽。

江紹原4歲入家塾,7歲入新式小學。1911年,13歲的他赴上海就讀於麥倫書院、浸禮會書院,16歲時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預科班。1915年,江紹原赴美,到他同父異母之兄江紹銓執教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文學院就讀,兩年後,因病輟學回國。

1917年,江紹原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旁聽生,結識了魯迅與周作人。

據周作人記:“有一天下課的時候,紹原走來問我日本的什麼是什麼東西,領我到圖書館閱覽室,找出一本叫做《亞細亞》的英文月報翻給我看,原來是什麼人譯的幾首‘Doduitsu’,日本人用漢字寫作‘都都逸’,是近代的一種俗歌。”

周作人對江紹原刮目相看。

不過在“五四運動”中,江紹原也頗出格,據作家章衣萍記:“北京學生搗碎曹汝霖、章宗祥宅。有一青年當時撞進曹汝霖的臥室(一說,是曹小姐的臥室),把臥床上的錦被一撕,大呼而出,即被警察捉去了。此公即江紹原先生是也。”

1920年下半年,江紹原從北大畢業,被選派到美國深造。先就讀於芝加哥大學比較宗教學系,後在伊利諾大學拿到哲學博士,與江紹銓並稱“兄弟博士”。

回國後,江紹原被北大哲學系錄用,25歲便當上了教授。

為泰戈爾和林語堂筆戰一場

回國後不久,江紹原便與林語堂展開一場筆戰。

1924年4月,泰戈爾受邀訪華,因陳獨秀指責,一時非議紛紛。江紹原受邀參與歡迎會,可他覺得遠望現場“都有一股又黑又濃的妖氣直衝霄鬥”,未參與。後在《晨報副鐫》上分4期撰文,替泰戈爾辯護。

江紹原的文章引起林語堂不滿。

林幾年前在德國聽過泰戈爾演講,對泰戈爾倡導東方精神、批評西方文明不滿,諷刺說“外國商人趕熱鬧的本領是不亞於中國的文學界”。

當時印度亡於英國,林語堂認為泰戈爾的主張只是“動物所以謀生於新環境”的生存反應,因吃了英國人的牛肉茶,所以不反對英國人。並暗諷江紹原的文章有“漢奸性”。

江紹原迅速回擊,稱林語堂戴了“生物學”和“文學史”雙料有色眼鏡,分不清動物生存反應與人類精神生活的區別。林語堂未再回應。

1924年11月2日,周作人在日記中寫道:“上午在家。下午往訪適之。又至東安市場開成北樓,同玄同、伏園、川島、紹原、頡剛諸人,議出小週刊事,定名曰《語絲》,大約十七日出版,晚八時散。”

《語絲》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本以散文為主的文學刊物,顧頡剛提議,用俞平伯詩中“語絲”二字作刊名,得以通過。

辦《語絲》,因周氏兄弟認為“五四運動”只有批判,創造太少。受此影響,江紹原決心做一點扎實學問,專注於民俗研究,後成為民俗學四大泰斗(另三人為周作人、顧頡剛、鍾敬文)之一。

意外得罪魯迅,江紹原為何成了周作人的弟子

《語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份名刊。

和魯迅一起交白卷

1925年1月,孫伏園在《京報副刊》上徵求青年必讀書,並“備券投寄海內外名流學者”,共收到78份回信,3份是白卷。

一個交白卷的是江紹原,他回信說:我不相信現在有哪十部左右的書能給中國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須智識”。你們所能徵求到的,不過是一些“海內外名流碩彥及中學大學教員”愛讀書的書目而已。

同日,魯迅也交來白卷,提出:“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第二天,俞平伯亦交白卷,回應:“青年既非只一個人,亦非合用一個脾胃的;故可讀的,應讀的書雖多,卻絕未發見任何書是大家必讀的。”

1926年,張作霖準備進北京,知識群體紛紛南下。魯迅到中山大學後,寫信來拉江紹原。

1927年4月1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江紹原來,同至福來居夜餐,並邀孟真(傅斯年)、季市(許壽裳)、廣平。”

在魯迅幫助下,江紹原出任“英吉利語言文學系主任”。不久廣州爆發“四一五事變”,多名中大學生被捕,魯迅營救未果,憤然辭職。江“原本想與魯迅先生同去”,但魯迅不同意,胡適亦出面勸說,遂暫留。

魯迅出走,與顧頡剛來中大教書頗有關係。顧頡剛曾私下對陳源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鹽谷溫,陳源寫在文章中。顧鼻紅,魯迅私下稱他是“朱山根”(古代相書稱鼻子為山根)、“鼻”、“紅鼻”等,還在小說《理水》中加入“鳥頭先生”,說他鼻子紅得發紫。

江紹原與顧頡剛也合不來,頗覺苦悶。

捧到了一個金飯碗

1927年4月至8月中旬,魯迅在日記中38次提到江紹原,離開中山大學後,二人書信不斷。

在信中,魯迅頗放鬆。如8月2日,魯迅提到“有齊魯方士夸誕遺風”的“孟德”,顯指傅斯年。魯迅與顧頡剛不睦,而傅、顧曾是同學,傅更偏向顧。且傅斯年當年在北大讀書時,便“瞧不起魯迅和許壽裳,說他們是‘官’”,不是做學問的。

10月27日,魯迅寫信開玩笑說:“兩日不見,如隔六秋。”此時江紹原已從中山大學辭職,生計無著,魯迅勸他譯文學書賣錢,並幾次推薦法郎士的長篇小說《達旖絲》,但江對民俗學更感興趣,不為所動。

在許壽裳幫助下,魯迅被南京大學院院長蔡元培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只拿錢不做事,月薪三百大洋。魯迅共拿了49個月,計1.47萬元,折黃金490兩。對於拿不拿這筆錢,魯迅曾十分猶豫。見江紹原困難,便拉他也去當“特約撰述員”。魯迅在信中語氣活潑,因此事基本辦妥。

後來章廷謙問江紹原:“蔡先生為什麼找你們?”江說不知道,章說:“是怕你們被共產黨拉了去。”

拿了蔡元培的錢,但魯迅給江紹原寫信卻說:“我和此公(指蔡元培),氣味不相投者也。”可見魯迅對江的信任。

意外得罪魯迅,江紹原為何成了周作人的弟子

被魯迅戲稱為“我親愛的一撮毛哥哥”的章廷謙,他是魯迅的學生。

魯迅與江紹原漸行漸遠,一是江紹原當上“特約撰述員”後,生活有保障,便繼續學術研究,魯迅不贊成,卻得到周作人支持;二是1928年,魯迅主持《語絲》編輯後期,受創造社圍攻,心情頗鬱悶,《語絲》銷量倒是“增加了不少”。

辯解文最終未能發表

1928年,江紹原收到昔日在美同學簡又文的一本鉛印小冊子,是《我所認識的馮玉祥及西北軍》,希望在《語絲》上刊載。

江紹原困難時,簡又文曾借錢給他救急,後兩次求他辦事:一次是到燕京大學演講,另一次是約他同辦《神學季刊》。江紹原都拒絕了,這次不好意思再拒絕,就把小冊子轉寄給魯迅。

魯迅看後,立刻退回。一是《語絲》不刊已公開發表的文章,二是此文太長。

江紹原便轉投給《貢獻》雜誌。貢獻是孫伏園與李曉峰鬧翻後,與弟弟孫福熙合辦的刊物,因有稿費,江在上面期期都有文章。《語絲》是同人雜誌,無稿費,故江紹原投稿不多。

《貢獻》很快就刊出了簡又文的文章。江紹原在文前加了一段說明,稱此文曾被《語絲》拒載,只好轉發到這裡來。這本是給簡又文看的,說明自己不負託付,沒想到被魯迅看到了,以為是在挑戰,遂寫下本文開頭那段話。

其實,簡又文的文章被拒後,1929年9月30日的《語絲》上,仍有江紹原的文章,並非“從此沒有投稿了”。

江紹原不知魯迅已有芥蒂,還將自己的譯稿交給許廣平,請她寄給魯迅推薦,魯迅給許廣平回信中,抱怨道:“我是決不來做這樣傻子的了,莫管目前閒事,免惹他日是非。”

看到魯迅的文章,江紹原“只得用兩點鐘功夫”,寫了一封長文,但未發表。江紹原去世後,他的女兒江小蕙找到了該信。

去世後才被列入周門

1934年7月,在日本探親的周作人接受記者井上紅梅採訪。提到弟子,周作人說:“來學校聽我講課的人很多,但關係密切的只有兩三位。”即俞平伯、廢名和冰心。

冰心畢業論文的導師是周作人,冰心曾到八道灣拜訪,婚後也曾設宴款待過周作人,但她後來說:“課外他(指周作人)也從來沒有通過談過話。”

上世紀90年代,因周作人與江紹原之間百餘封通信曝光,江被列入“周門四學士”。在信中,江尊周為“先生”,周稱江為“兄”,二人都喜愛民俗學,戲稱研究內容為“禮部”,則“禮部總長”是周作人,“禮部次長”是江紹原。

軍閥孫傳芳舉行投壺禮時,江紹原在信中開玩笑說:“孫督軍未經我部許可,擅自舉行,似宜申飭。”

魯迅拉江紹原翻譯文學書時,周作人堅決反對,回信稱:“改譯文學書,我不很贊成,若自己沒有興趣,專為賣書計,殊不值得,恐怕結果還是事倍功半,不如還是‘固執’之為得。”

江紹原晚年在接受學者潘德延訪問時,卻說:“魯迅先生在一起時或在通信中,對於他們兄弟之間的事從來不置一詞。但是,周作人卻在給我的信中說:‘我與魯迅久已之絕。’意思是說,你要同我接近,就應該同魯迅絕交。”

抗戰期間,江紹原為養家餬口,“在天主教的輔仁大學教書和甚至在敵偽的北大任課(又在師大研究所任導師一學年)”,始終未出任偽職。

1949年後,江紹原一直從事學術工作,1983年去世,終年8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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