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上位後，一改治軍嚴酷的作風，傾心推行仁政。他天性寬厚，屢次提出修改他爹當政時期制定的刑律，儘量減輕處罰力度。
有一天，唐太宗到太醫院視察工作，看到一幅《明堂針灸圖》，發現人的五臟都靠近背部，醫者告訴他如果在背部針灸出現偏差，嚴重者可致人死亡。他立即修改法令，命全國各地的笞刑和杖刑一律不準再鞭打抽擊背部，改打屁股。
過了幾天，唐太宗又對刑杖的尺寸做了統一規定，還體貼地要求削平杖上的竹節木瘤，只差沒讓裹上棉花布帛。他還力主將部分死刑減為流刑。即便如此，也有讓唐太宗懊悔的事情發生。
貞觀五年（631年），河內（今河南沁陽）人李好德因為“妖言惑眾”下獄，大理丞張蘊古認為李好德有精神病症狀，不值得處罰，把他攆了回去，讓家屬嚴加管束。但負責監察糾風的御史揭發，說張蘊古的老家在相州（今河南安陽），而李好德的哥哥是相州刺史，雙方有親密互動，因而張蘊古赦免李好德一事是典型的徇私枉法。唐太宗一聽此言，勃然大怒，當即下令將張蘊古斬首。
等到張蘊古腦袋落地，唐太宗才有點後悔，因為張蘊古的罪行按大唐律罪不至死。他因此很自責，覺得違背了自己推行的仁政原則。懊惱了一會兒，他規定：從今以後，即使皇帝下達了立即處死罪犯的命令，有司也要重複三次上奏，才能最終執行。過了很長時間，唐太宗又想起這事，又對君臣說：“即使一天重複三次上奏核准，但倉促之間哪顧得上細想？以後再急著殺的人，也必須在兩天內重複五次上奏核准，以免枉殺。”
儘管採取了補救措施，但張蘊古事件還是產生了巨大的示範效應，法官們在審理案件時越來越嚴苛，成了“寧可冤枉一千，也不錯放一個”，跟唐太宗倡導的仁恕之道完全擰巴了。
鬱悶的唐太宗把大理寺卿喊來詢問這其中的原委，大理寺卿回答：“本來唐律規定，法官判案時如果冤枉了好人，官階減三等；如果錯放了罪人，官階減五等。但自從張蘊古事件後，法官們揣測上意，逐漸走向極端—冤枉好人的沒事，錯放罪人的成了重罪，因此大小官吏都以嚴酷、苛刻為行事標準。”唐太宗聽後吃了一驚，沒想到當初自己一時的衝動竟會影響到全國法律的執行尺度。他趕快嚴令執行原來的懲戒標準，這才慢慢地使大理寺的審判尺度變得正常化。
六品小吏張蘊古的冤死讓唐太宗意識到，任何一個案件在社會上都具有強烈的示範效應，必須慎重對待。一切社會動亂之源，幾乎都能從法律執行層面找到苗頭。
除了對死刑犯儘可能網開一面，唐太宗對囚徒也極盡人道關懷：他要求大小監獄看守所的長官每隔五日就要巡視檢查一遍囚犯，監獄內夏天要備足飲用水，每月保證囚犯能洗一次澡。囚徒生病要派醫生治療，病重的要去掉枷鐐等刑具，並允許一名家人陪護；如果囚徒是三品以上官員，可允許家中婦女子孫兩人去伺候。七品以上官員則不銬雙手，只是鎖住監門將他禁錮即可。罪行較輕的、十歲以下、八十歲以上以及殘疾人、侏儒、孕婦等不得加任何刑具。
為體現自己悲天憫人的情懷，唐太宗還要求京城處決犯人的日子裡，御膳房不準向皇帝供應酒肉，御用歌舞團不準演出，各地方長官處決犯人也要照中央的精神執行：吃素、禁酒、撤樂，以示反省自身的領導責任。
從古至今，囚徒待遇人道與否體現著社會的文明程度和執行者的個人素質。盛唐之所以成為盛唐，不是無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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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草上風語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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