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上位后，一改治军严酷的作风，倾心推行仁政。他天性宽厚，屡次提出修改他爹当政时期制定的刑律，尽量减轻处罚力度。
有一天，唐太宗到太医院视察工作，看到一幅《明堂针灸图》，发现人的五脏都靠近背部，医者告诉他如果在背部针灸出现偏差，严重者可致人死亡。他立即修改法令，命全国各地的笞刑和杖刑一律不准再鞭打抽击背部，改打屁股。
过了几天，唐太宗又对刑杖的尺寸做了统一规定，还体贴地要求削平杖上的竹节木瘤，只差没让裹上棉花布帛。他还力主将部分死刑减为流刑。即便如此，也有让唐太宗懊悔的事情发生。
贞观五年（631年），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李好德因为“妖言惑众”下狱，大理丞张蕴古认为李好德有精神病症状，不值得处罚，把他撵了回去，让家属严加管束。但负责监察纠风的御史揭发，说张蕴古的老家在相州（今河南安阳），而李好德的哥哥是相州刺史，双方有亲密互动，因而张蕴古赦免李好德一事是典型的徇私枉法。唐太宗一听此言，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张蕴古斩首。
等到张蕴古脑袋落地，唐太宗才有点后悔，因为张蕴古的罪行按大唐律罪不至死。他因此很自责，觉得违背了自己推行的仁政原则。懊恼了一会儿，他规定：从今以后，即使皇帝下达了立即处死罪犯的命令，有司也要重复三次上奏，才能最终执行。过了很长时间，唐太宗又想起这事，又对君臣说：“即使一天重复三次上奏核准，但仓促之间哪顾得上细想？以后再急着杀的人，也必须在两天内重复五次上奏核准，以免枉杀。”
尽管采取了补救措施，但张蕴古事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法官们在审理案件时越来越严苛，成了“宁可冤枉一千，也不错放一个”，跟唐太宗倡导的仁恕之道完全拧巴了。
郁闷的唐太宗把大理寺卿喊来询问这其中的原委，大理寺卿回答：“本来唐律规定，法官判案时如果冤枉了好人，官阶减三等；如果错放了罪人，官阶减五等。但自从张蕴古事件后，法官们揣测上意，逐渐走向极端—冤枉好人的没事，错放罪人的成了重罪，因此大小官吏都以严酷、苛刻为行事标准。”唐太宗听后吃了一惊，没想到当初自己一时的冲动竟会影响到全国法律的执行尺度。他赶快严令执行原来的惩戒标准，这才慢慢地使大理寺的审判尺度变得正常化。
六品小吏张蕴古的冤死让唐太宗意识到，任何一个案件在社会上都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必须慎重对待。一切社会动乱之源，几乎都能从法律执行层面找到苗头。
除了对死刑犯尽可能网开一面，唐太宗对囚徒也极尽人道关怀：他要求大小监狱看守所的长官每隔五日就要巡视检查一遍囚犯，监狱内夏天要备足饮用水，每月保证囚犯能洗一次澡。囚徒生病要派医生治疗，病重的要去掉枷镣等刑具，并允许一名家人陪护；如果囚徒是三品以上官员，可允许家中妇女子孙两人去伺候。七品以上官员则不铐双手，只是锁住监门将他禁锢即可。罪行较轻的、十岁以下、八十岁以上以及残疾人、侏儒、孕妇等不得加任何刑具。
为体现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唐太宗还要求京城处决犯人的日子里，御膳房不准向皇帝供应酒肉，御用歌舞团不准演出，各地方长官处决犯人也要照中央的精神执行：吃素、禁酒、撤乐，以示反省自身的领导责任。
从古至今，囚徒待遇人道与否体现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执行者的个人素质。盛唐之所以成为盛唐，不是无来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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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草上风语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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