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擺在中國面前的一道難題是，如何實現“六穩”，保持經濟長期向好。
然而，問題依舊集中，如何評價中國的產業政策？高槓杆風險在哪？小微企業被金融機構歧視了嗎？資本市場有形之手是否伸得太長？如何破除阻礙，讓老百姓擁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2月16日，在釣魚臺國賓館，中國經濟50人論壇專家齊聚，為中國經濟出謀劃策。
這些棘手的問題，在這裡可以找到答案。
國是直通車 攝
產業政策不敢說都是正確的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首先發言，開篇談“如何實現六穩，保持經濟高質量發展”。
樓繼偉指出，當前中國正在進行的“三大攻堅戰”是必須做的，也是對歷史的還欠賬，但一些行政“運動式”的做法對“六穩”會造成比較大的傷害。
提到產業政策，樓繼偉認為，產業政策在經濟早期發展階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後來產業政策的實際作用“不敢說都是正面的”。
以汽車為例，產業政策支持“三大三小兩微”，結果“兩微”破產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資了。現在三大民企的汽車、自主品牌的汽車基本是在產業政策的圍剿和縫隙中成長起來的，這說明被圍剿的企業有實力。
民營企業對降槓桿貢獻巨大
2018年中國宏觀槓桿率首次下降，主要貢獻來自於誰？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曉晶的觀點是，民營企業在去槓桿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從實體經濟來看，政府的槓桿率是微升的，居民槓桿率上升非常快，只有企業部門槓桿率出現了下降。
但中國目前240%左右的槓桿率，接近於美國，風險依然存在。
槓桿率的風險在哪？
張曉晶分析，中國居民槓桿率53%左右，在全球範圍內不算高，而中國企業部門槓桿率將近160%，在國際上首屈一指。他認為，中國企業槓桿率高的原因在於，政府“顯性”槓桿率太低，只有36%、37%左右，而企業槓桿率中55%-60%是融資平臺及相關的“隱性”債務。如果將這些納入政府部門，政府部門槓桿率將達到91%以上。
“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最終槓桿率的風險來自於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合在一起的總槓桿。如果把他們合在一起變成公共部門槓桿率，實際上它已經超過了私人部門槓桿率，這在國際上也是少見的。”張曉晶說。
如何降低槓桿率？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提出，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高企的難題，可以借鑑日本的經驗，建立政策性金融機構，為地方政府融資提供服務。
李楊介紹，日本地方政府的資金來源有四個，包括中央政府的財政融資資金、地方公共團體金融機構資金、市場公募資金、銀行承兌資金
他強調，日本特別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是，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機構，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資專門為地方政府提供長期廉價融資。
金融體系對小微企業存歧視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以“金融政策應尊重規律、加強統籌”為題發表演講。他指出，中國金融體系有兩個特點，第一是銀行主導，第二是政府幹預較多。
“這個金融體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它比較擅長於支持大企業，不擅長支持小企業；比較擅長支持製造業，不擅長支持服務業；比較擅長支持粗放式的擴張，不太擅長支持創新型的增長。”黃益平說。
黃益平認為，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根本上還是要回到銀行，這就存在風險定價的問題。“銀行和金融機構要學會去做風控，面對沒有抵押資產、沒有長期數據、沒有擔保的企業，如何為它提供融資。”
資本市場政府行政干預偏多
在談到資本市場時，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李波認為，與國際上比較成熟的資本市場相比，中國存在5個不足。
一政府幹預較多，市場自治不足；二對投資者保護不足；三長期穩定的機構投資者的分量不足；四資本市場對外開放不足；五區域市場發展不足。
李波建議，證券監管的核心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由政府來決定或者來維護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數。中國應該更快全面引入註冊制改革。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談到上市首日漲停板限制問題，他指出，若持有新股股票超過1年以上的話，實行新股上市首日漲停板限制期間發行的新股的平均回報率要低於未實行時期。
穩投資沒有錯，思想要糾正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指出，中國的投資規模已經進入下行通道，但相比日本、韓國同期情況，中國投資降幅偏大了。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也指出，中國當前投資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構成了一種斷崖式的變化。
王一鳴認為，“穩投資沒有錯，不是一種罪孽，這個思想一定要糾正過來” ，但同時要避免投資的擠出效應，更大程度的調動市場投資。此外，政府可以適度加大新興基礎設施投資，特別是5G、工業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投資。
劉元春表示，第一，投資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期存在著過度調整的風險；第三，儲蓄增長速度依然在5%-9%的區間，投資增速不宜過高也不宜過低，7%-9%的區間，在逆週期環境中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區間。
行政部門有較大自由裁量權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以“ 推動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於建立規則明確、透明、市場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體系”為題發表演講。
徐忠認為，當前改革的實際獲得感不強有四大原因：
第一，從決策機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與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保持一致，但一些改革的難點和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往往沒有提到。
第二，從文風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體怎麼改，往往語焉不詳，需要相關部門出臺細則才能執行。
第三，很多文件仍沒有體現政策制定的科學性，體現市場化導向以及系統化的分析框架，而往往是為了短期目標用行政化手段去改變長期性制度。
第四，從執行上看，立法存在部門化現象。徐忠認為，行政部門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無法真正體現市場化和法治化。
徐忠稱，只有進一步改進決策機制、改革問責機制、改革文件設計理念、改革文風，才能鞏固改革的預期，增強市場主體及中國經濟發展的市場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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