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民先生
南京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徐雁平教授主持講座
講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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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拙虔虔覷至巧 大刀斫陣衛夫人
——遊壽先生和她的書法藝術
主講人：王立民
(2018年12月23日下午)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下午好！
這次來參加紀念胡小石先生誕辰130週年系列活動，感到非常榮幸，同時使我近距離地感受到了南大的人文環境和氛圍。這次活動得到了南京大學和文學院的高度重視，學校安排了一系列的講座。今天徐院長親自來主持這次講座，深表謝意。
如果要講胡小石先生和他的時代，很寬泛。因為胡先生作為近現代的大教育家、大學問家、大書法家，與其相交者的人很廣泛。但如果從書法的角度來講胡先生，自然就會提到遊壽先生。
遊壽先生在李瑞清、胡小石這一脈金石書派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先師遊壽（1906年—1994年）字介眉、戒微，福建省霞浦縣人。1949年以前先生曾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中央圖書館金石部從事研究工作，並任四川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中央大學副教授。1949年後歷任南京大學、山東師範學院、哈爾濱師範大學教授。生前曾任黑龍江省政協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黑龍江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顧問、炎黃女子詩書畫家聯誼中心顧問、中國人類學會理事、黑龍江省錢幣學會副理事長。
遊壽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詩人和書法家，是李瑞清、胡小石這一金石書派的重要繼承人，其書法藝術在清末崇碑書風的大潮中又向前邁進了一步，是我國學者類型書法家的傑出代表之一。
前面的老師講了很多：關於胡先生書法藝術的品格，關於胡先生的學問，以及為何他的藝術能達到如此高的境界；講胡先生的老師清道人，講胡先生的學生等等。大家都說，李瑞清先生、胡小石先生及遊壽先生的書法都是在碑學裡面孕育出來的。這一個脈絡，一直延續到今天，傳承給後人，那麼這一脈書法為什麼如此吸引人呢？
第一，是因為這個書派有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又有一個完整的實踐體系。大約這一點在中國的近現代書法史上是少見的。所以有很多人痴迷於金石書派的書法理論和實踐研究。總體講，這一脈的金石書風要求具備書卷氣、金石氣，要有修養、有學問。第二，這一書派有一個鮮明的旗幟，即“求篆於金，求隸於石，神遊三代，目無二李。”“求篆於金”，即學習篆書要在鐘鼎上學習，這裡面還包括甲骨文。“求隸於石”，指的是學習隸書要在漢代隸書的碑刻摩崖上學習，而不能效仿唐以後的隸書。“神遊三代”，即在夏、商、週三代的書法當中汲取營養。“目無二李”，則是不要學習李斯和李陽冰。除此之外，李瑞清還提出一個非常鮮明的觀點：“學書不學篆，猶如文家不通經。”即學習書法而不學篆書，就像我們過去考科舉的文士不學習四書五經一樣。第三，金石書派各代名家輩出，傳承有序，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人。所以時至今日，還有很人痴迷於金石書派的學習和研究。
要講遊壽先生，我所用的標題是：守拙虔虔覷至巧，大刀斫陣衛夫人。這是在遊壽先生八十華誕時，同為胡小石學生的周齊先生的賀詩“鴻跡只今傳海外，八秩迎來桃李春。守拙虔虔覷至巧，大刀斫陣衛夫人。”句子。遊壽與周齊曾先後入中大，並從胡小石學書，匆匆已過半個世紀，謂之知遊壽書者，莫過於周齊先生。故周齊先生對遊壽先生書藝“守拙虔虔覷至巧，大刀斫陣衛夫人。”的評價乃恰如其分。
今天我主要從三個方面來介紹一下游壽先生。第一是遊壽先生的生平經歷，第二是遊壽先生的學術成果，第三是遊壽先生的書法藝術。因為遊壽先生的經歷豐富，成果卓著，因為時間關係，只好簡要概括地講。
一、燦爛之極歸於平淡 —— 傳奇的一生
遊壽先生經歷了清末、民國和新中國，又由南京而山東，山東而哈爾濱，特殊的歷史背景，使得遊壽先生很少向他人講述自已的經歷。南北又相隔萬里，使北方的人又無從知曉先生的經歷。所以感覺遊壽先生是一個非常傳奇非常神秘的人。可是當人們揭開歷史的封塵，我們才看到一個真正的遊壽先生，她的一生是“燦爛之極歸於平淡”，所以使她的藝術能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這個境界在藝術上叫“化境”。這種化境非人力所能及。
（一）書香門第 教育世家
遊壽先生的故居在龍首山下霞浦縣松城鎮萬賢后街上。
遊壽先生的故居在龍首山下霞浦縣松城鎮萬賢后街上。
遊壽先生晚年在回憶家鄉和老宅時說：“1906年（丙午）農曆9月13日，我出生於福建霞浦縣，龍首山麓，虎尾岡下。有一水壑，號‘金山秀水’……此地古為閩越，傳曾為春秋吳國造船，晉南渡中原南遷之地，近年發現有晉貴族墓葬文物；唐為長溪縣，屬福州郡，郡名人有薛明月、林嵩……後設福寧郡，而霞浦縣名始於清乾隆間，北往浙江永嘉，南至福州海行均八小時……此縣負山面海，屬對外海口。明代戚參將繼光於此御倭寇。解放後於寧德設專區……”
這座老宅最大面積時達3600多平方米，東至葉家邊弄，西至府後城弄隔座，北至城牆走馬道，南至縣后街。西向為戲臺約1000平方米，節日可容納百餘人看戲，在其兩邊闢有魚池、花圃。整座䢖築雕樑畫棟，曲徑通幽。而現在遊家只住一小部分，其餘多典給異姓。
王立民先生1999年到霞浦拜訪遊壽故居
我1999年到霞浦拜訪遊壽故居，老宅的門臉是1992年才修過的，大門上面有遊壽先生手書隸字“炳燭齋舊廬”青石匾額，門臉的右側刻著遊壽先生撰寫的《炳燭齋舊廬紀》：文曰：“先高祖彤卣公既罷御史，歸任福州鰲峰書院山長，老猶篤學，嘗以‘炳燭’顏齋。” 門樓的左邊是黃家增所撰的《炳燭齋舊廬敘略》：“……古善裡遊家書香累世，清乾隆時，光繹與兄光纘俱登進士第。光繹以翰林院編修擢升監察御史，有直聲。歸後主福州鰲峰書院……一代名臣林則徐即其門生……光繹子大琛繼成進士，次子大廉及曾孫學誠皆舉於鄉。一門三進士兩舉人，時所罕見，傳為佳話。四世孫遊壽現任哈爾濱師範大學教授，為當代知名書法家，考古學家，雖年逾八十，猶殷殷以桑梓事業為念，曾考證空海入唐登陸赤岸史實，於促進中日友好往來殊多貢獻……”黃家增乃上任縣長，由黃先生來為遊家老宅書寫“敘略”，那是再恰當不過的人選了。黃先生既有鄉紳之隱意，又有政府重文之倡導。
一記一敘，象兩張名片，記述了遊家老宅的故事。
這是遊壽先生書“炳燭齋舊居”，並題“此廳有教經堂三字額，吾幼受庭訓於此，從九軒公以下今七世矣。”
1、晚清諫臣遊光繹
遊壽先生出生在一個世代讀書之家。高祖遊光繹為清乾隆年間進士，曾祖遊大琛為道光年間進士，祖父遊寶榮為霞浦名士，但中年夭折，沒有參加科舉，父親遊學誠為光緒十七年舉人。
對遊壽先生少年時期的思想影響最大的無外乎兩個人：一位是高祖遊光繹，一位是父親遊學誠。
遊壽先生的高祖遊光繹（1785-1827）。乾隆四十八年鄉試亞元，乾隆五十四年登進士。遊光繹進士及第後被優選為庶常館庶吉士，後授職翰林院編修，在館閣以"博文強識，文學華瞻"聞名。嘉慶三年(1798年)和六年，先後分校順天(今北京市)鄉試。嘉慶四年，升任陝西道監察御史，身居諫官，直言向仁宗進諫，先後提出《論用人》、《請查州縣虧累之積弊》、《論君德》等奏疏，"以直言聞一時"。嘉慶八年，彈劾權貴，"以言事不當"被罷官。回閩後，受閩浙總督玉德之聘，任鰲峰書院23屆掌教(院長)。嘉慶十年，受閩督、撫兩府之託，編纂《鰲峰書院志》，任總纂，嘉慶十二年完成《院志》十六卷。
他主持書院20年，孜孜誨誘，成就後學，受其教育者多掇取科第，其中有嘉慶十六年進士林則徐。道光二年(1822年)，因與新任巡撫葉世倬不合，辭去書院職務。無宅可歸，租賃邱氏祠堂棲身，由其舊日學生集資舉辦私塾，餬口度日。道光七年病卒，享年70歲。《清史稿•列傳一百四十三》中記載：“遊光繹論大臣未盡和衷，武備未盡整飭，原效魏無成十思疏以裨治化。諸人所言，雖有用有不用，當時皆推讜直。”
遊光繹工於書，長於詩。書法秀勁，風骨矯健。詩論頗嚴謹。罷官歸閩期間，曾參加梁章鉅"藤花吟社"。遊光繹51至56歲之間吟詠詩歌一百九十二首，集為《炳燭齋詩手稿》。
《炳燭齋詩手稿》
《炳燭齋詩手稿》
詩集中與之交遊贈答者，如王偉人、朱石君、阮芸臺、林則徐、汪稼門、蔣丹荔、齊北瀛、梁芷林、葉培根、吳清夫、陳恭甫、伊墨卿等皆一代名流，曾各領風騷。
林則徐為遊光繹受業弟子，且遊光繹對林則徐學業人品甚為器重。《炳燭齋詩手稿》中寫給林則徐的《送林少穆庶常入都》詩：“譽重三才子（少穆與廖生金城、高生祖望，皆以童年擅文名，有三才子之目。），家傳五尚書。為官方少俊，惜別漫踟躕，驥躍天衢內，梅開驛路初。長途足詩思，唱和得同車（少穆婦亦能詩）。最傳清切地，華選謬曾叨。天祿黎光遠，長安米價高。昔賢皆自愛，名士豈空豪。我老無遐想，臨歧首重搔。”。師生情誼之重，惜別囑望之情，溢於言表。
2、負極老人
遊壽先生的父親遊學誠是一位經歷坎坷的教育家。
“負極老人名學誠，字悟庵，晚年自號負極老人……”
遊壽祖父的早逝，使遊壽先生的父親遊學誠過早地擔起家庭生活的重擔，十五歲便開始了教書生涯。隨即，遊學誠受業於謝章鋌門下，光緒十七年遊學誠中舉人，主持福寧近聖書院。清廷改制後，改書院為福寧府中學堂（現霞浦縣一中），任監督（校長）。
遊壽先生著《負極老人傳》：“負極老人名學誠，字悟庵，晚年自號負極老人，蓋念任教終身，老而彌篤，猶星極，然歉為負，非正也……”
霞浦縣地處福建省東北沿海，此為一出海口岸，經常有國外華僑往來於此。與外界的交往使遊學城思想較之一般的封建文人要開明得多。這位多才多藝、琴棋書畫無所不精的舉人，不僅支持辛亥革命，而且提倡女權，反對婦女纏足。
遊壽先生有這樣一位博學而開明的父親，從小就處在一個充滿文化與文明的溫暖的家庭裡，這種家庭和父親的影響，也是後來遊壽先生隻身外出求學、思想傾向革命、學術成就卓然的一個基礎。
遊壽先生的父親——負極老人
3、閩東才女——20歲的霞浦高等小學校長
關於“閩東四才女”的提法，有一種是指：遊壽；邱碧珍（又名邱堤，龐薰琴先生夫人，決瀾社成員），1906年生，霞浦人，1927年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解放後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授，1958年卒；曹英莊，福安縣人；潘玉珂：寧德縣人，善畫蘭。嶽南先生在《李莊往事》中有遊壽、謝冰心、林徽因、盧隱四才女之說。
丘堤
龐薰琹畫《丘提像》（三十年代）
丘提畫作：《窗外 》 (1947年)
1920年，15歲的遊壽告別金山寨，告別龍首山，告別對自己寄託著深切希望的父親，從霞浦縣考入福州女子師範學校。
遊壽在此讀書時，前清孝廉鄧議中先生正在福州女子師範學校任國文教員。鄧儀中是一位為逃避仕途腐敗的知識分子。他曾在廣西的一個小縣當知縣，覺得還是教書要比做官雅逸，便棄官歸裡，為人師表來了。
遊壽在女師讀書時，鄧儀中的兒子—後來由於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而名重歷史的鄧拓這時也才有十幾歲。
鄧老夫子住在烏山腳下依山而建的“麟次山房”，與烏塔寺毗鄰，舉首可見高高聳立的佛塔。鄧老夫子文章好，字也好。在家中他教鄧拓背誦《詩經》、《楚辭》、《論語》，教鄧拓永字八法、筆走龍蛇。在學校對學生雖平易近人，但卻要求極嚴。學生不僅文章寫得好，書法也必須精。如果誰的作業字寫得不好。就要返工，直至他滿意為止。
遊壽年少時，因為是父親的掌上明珠，對她過份地寵愛。使少小頑皮的遊壽很少能坐下來學習書法，字寫得不好，並受到鄧儀中的批評。後來，遊壽每天都早早起床。女師的同學也愛打扮自己。遊壽趁這些時間一邊磨墨一邊捧著書背誦，墨磨好了，書也讀了好幾頁，再學習顏真卿《麻姑仙壇記》大楷，第二天再寫小字。在女師讀書的5年中，遊壽先生臨池不輟，畢業時，遊壽的顏字已形神兼備，其文章與書法都得到了老師和同學們的讚譽。
1925年5月8日，發生了“福州慘案”；5月30日，在上海暴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福州慘案”和“五卅慘案”將遊壽捲入青年運動的熱潮中。
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王大同在《馬克思主義在福建的傳播》中說：“……1925年12月22日逮捕福州學聯理事長、社會主義青年團福州地委組織委員、‘收回教育權委員會’委員長翁良毓，繼又查封了‘福州書店’。1926年9月又殘酷地殺害了翁良毓同志。”
就是在軍閥周蔭人下令逮捕進步學生之際，遊壽和學聯的同學們分散轉移出福州。有的同學去了上海，遊壽則乘船避回霞浦。
關於遊壽先生的政治身份，《中共福建黨史人物辭典（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關於“遊壽”的條目：“1924年底在福州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時，參與學聯工作，參加反軍閥鬥爭。1925年6月，加入共青團，不久，擔任該校團支部書記，在陳昭禮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同年11月間，填寫了由團轉黨的登記表，任婦女工讀學校黨兼團的支部書記，並在中共福州地委領導下，參加國共合作時期組建的國民黨省黨部婦女部工作。”
遊壽先生回到霞浦後，父親遊學誠去世，遊壽先生留下來做了這所小學的校長，開始了遊壽先生的教育生涯。這一年，她剛好20歲。
（二）激情的新知識女青年
1、參加五卅運動
這裡的內容我在上一節中已經提到了。
2、北伐戰爭中的鼓動者
1926年上半年，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確定了北伐的方針。中國共產黨對於北伐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是全力推動的。7月9日，國民革命軍正式出發北伐。12月18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佔領福州。
林淑玉派人到霞浦遊家老宅，讓遊壽迅速到福州參加革命。遊壽被安排在國民黨省黨部作宣傳、婦女和青年工作。
遊壽在福州的直接領導，是福州地委的婦女部長餘哲貞，她的公開身份是省黨部的圖書管理員，餘哲貞的愛人徐琛是當時的中共福州特委書記，公開身份是國民革命軍第1軍政治部黨務科長、福建民眾委員會委員。
在黨內的工作中，遊壽還經常接觸到一位叫陳尚友的工作人員，由於都是閩籍的同志，所以便熟悉起來。但黨內有紀律，不能隨便問，四一二以後便沒了聯繫。待打倒“四人幫”後，看到有關文件，才知道陳尚友就是陳伯達。
從五卅運動到北伐時期在福建省黨部工作，遊壽是當時最激進的青年女性。正如同時代的著名作家謝冰瑩在她的《從軍日記》中宣揚的那種情感：“我真高興，無論跑到什麼地方，看見的都是為主義為民眾戰鬥的革命軍，都是含笑歡迎我們的老百姓”。在這種大的激情下，與謝冰瑩不同的是遊壽是在為共產黨做著工作。
但這革命激情時光又是那樣暫短。
四·一二政變，國共兩黨分裂，血腥的屠殺，一下子把遊壽這樣一個懷有革命激情而又脆弱的知識女姓拋到了大革命的局外。這是一個思想的蛻變和生活歷程的轉變。
遊壽遠離了政治，她由一個積極的革命者變成了一個迴避革命者，由此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一個徹底的被“革命”者。
當然，這只是一種簡單的概括，在實際的政治鬥爭中要複雜的多，遊壽脫離革命既有主觀上的原因，又有她自己無法扭轉的客觀形勢。雖然她後來成為一名大學者、書法巨匠，但遊壽不是一個政治家，更不是一個成熟而堅定的革命家。
3、流亡南京
1930年攝於南京
遊壽回憶說：“在四·一二大屠殺前，方瀰灝等同志被抓去殺了，地委書記陳昭禮和第一軍政治部徐琛同志要我們躲一下。”遊壽躲到福州的姑母家中，設想待一安定便去武漢或上海去找黨組織，沒想到福州的風聲越來越緊。4月12日徐琛、餘哲貞在廈門被捕。4月15日，恰好這時天下起雨來。當晚，遊壽剪短頭髮，女扮男裝，夜幕下，在吳其喬和丈夫林民懿、周永春、陳幻雲掩護下離開福州。周永春當年在馬尾的國民黨海軍服役，解放後任交通部高級工程師，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後周永春逝世，遊壽先生去電弔唁：“死生之交，未能一訣話平生。”也顯示出弱小的遊壽先生的大丈夫氣概。
遊壽回到霞浦的第二天，縣裡的國民黨也在奉命追捕共產黨嫌疑分子和進步左派人士。遊壽先生又到鄉下躲避，8月，遊師在王德琠、陳幻雲陪同下由霞浦至溫州轉上海達南京躲避追捕。
後來遊壽回憶這段流亡南京時的感受說：“1928年在南京，團員陳代英告訴我，徐琛回汕頭被捕死了。後來聽說林鐵民在漢口被判10年徒刑，抗日時放出。1934年在南京看到陳代青自白書，從此我就對舊同志有不同看法。1950年安明波告訴我，陳代青在此年被捕，腰骨打斷，便為虎作倀，陳昭禮在1940年9月在建陽被刺死，他妻子潘珍美是團員。”
（三）問業金陵
1、“梅庵”與清道人
清道人(1867-1920) 姓李名瑞清，號梅庵
清道人(1867-1920) 姓李名瑞清，號梅庵。江西人。清末民初詩人、教育家、書畫家、文物鑑賞家。因為他是胡小石先生的老師，大家很熟悉，我在這裡只簡略介紹一下。1894年中進士(另說是光緒二十一年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1905年分發江蘇候補道，署江寧提學使。1905-1911年任兩江師範學堂(現東南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校前身)監督，即校長，1906年正式上任。 並一度被委任為江寧布政使、學部侍郎，官居二品,《清史稿》有傳。晚年寓滬。去世後，南高師校長江謙為褒揚李瑞清的功績，在校園（現東南大學）西北角六朝松旁，建茅屋三間，取名梅庵。
在李瑞清任江寧提學使和“兩江師範學堂”監督期間，為東南三省(江蘇、安徽、江西)的教育體制由封建私塾而轉向中西結合的新學所起到的先河之功，是中國新學的倡導者和實踐者。1907年第一個在中國的高等師範學堂開設了容納中西美術教育的“圖畫手工科”。國畫手工科的西畫、圖案畫等課程，由日本學者鹽見競、亙理寬之助、一戶清方、杉田森等任教，教材方式接近日本維新文化。中國畫和書法，除請著名山水畫家蕭俊賢(字屋泉、號天和逸人)來講學外，就由李瑞清親任教授。這是中國在高等學校首次開設國畫和書法。由於書法藝術中最核心的傳授方式由私塾式轉向現代高等教育的學科性學習，這一決定性的變革，標誌著李瑞清成為近現代書法的揭幕人。國畫手工科連開兩班，約造就師資五六十人，如凌直支、文淵、呂鳳子以及姜敬廬先生等，皆該校畢業生，此輩藝術人才，多分佈服務於蘇、皖、贛、浙、湘、粵、川、晉及北京等各中學師範學校。
2、胡小石的得意門生
1927年8月，遊師到達南京，9月至1928年2月，在南京閒居。1928年3月，由陳遵媯推薦，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做借讀生。4月，在中央大學做特別生。1929年1月，正式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受業於胡小石、黃侃、汪國垣、吳梅、汪旭初、王伯沆、胡俊等先生。
胡小石先生
1932年遊壽先生畢業獲學士學位。1932年到1934年，遊壽先生曾在福建省立建甌中學、霞浦縣中學、福建廈門集美師範學校、山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等處任教。一九三四年又考入金陵大學文科研究生院攻讀研究生。在南京中大及金陵大學前後近七年的時間，遊師一直隨胡小石先生學習古文字、周金文獻、考古、先秦文學、詩詞及書法，且在以後的歲月裡過從甚密，為胡小石先生出色的學生之一。
入中大後，遊壽先生的眼界大開，隨著自己學養的提高，逐漸對書法的認識有了自己的見解，遊先生曾回憶說：當年在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的老師書法都很好，“如詞曲大家吳梅俊逸的板書，二汪（旭初、因坦）流麗的板書，黃侃雖不大寫板書，也偶爾寫幾次，有峻爽之氣，而我獨好胡小石板書豪邁卓逸”。
如果從書法藝術上講，胡小石是李瑞清、胡小石、遊壽這一金石書派的一個重要人物，他的學問文章及他在書法領域對諸書體的把握，在李瑞清的基礎上又進一步，被後人稱為“金陵四家”之一。
遊壽先生在回憶當年隨胡小石學習書法時說：“記得我剛進南京中央大學，在抄上課證時，一位同鄉告訴我說，中文系教授胡小石是有盛名的書法家、李梅庵的學生。當時校中有六朝松和為紀念李瑞清先生而修蓋的梅庵。李瑞清先生出身於有名的藏書世家江西臨川李氏，家中收藏有很多碑貼拓本，同時經常有人拿字畫來請李先生鑑定真偽，胡先生曾在李家當過家庭教師，自然看到不少名家墨跡和碑帖。這是胡先生早年跟李梅庵學書的一段。雖然胡先生的書法後來自成一家，有過李梅庵之處，可是胡先生一直是推崇和尊敬李先生的”。
遊壽先生隨胡先生讀書時，常到胡先生書房中寫字。胡小石曾囑先生：漢碑以《禮器碑》最有筋骨，碑陰尤佳，學好《禮器碑》再寫其他漢隸，無不如意。胡小石先生的隸書是以《張遷碑》為主的，他說這番話是根據遊先生自身的條件而言。遊先生的隸書是以《禮器碑》為宗，用功最勤。1982年遊壽先生在臨漢《禮器碑》上題道：“餘學隸以是發筆，以規矩，有勁也”。觀先生所書漢碑多瘦勁挺拔，但仍是高古厚重，可謂纖而能厚。從到中大讀書開始，遊壽先生的楷書由顏轉而學習諸北碑、魏隋墓誌，尤其吸收《張猛龍》碑陰題名神韻。隸情草意，而又具金石之氣。
遊壽先生在中大讀書時，還有兩件事值得提出，一是與曾昭燏成為摯友；二是與曾昭燏鉤摹了羅振玉的《殷墟書契前後編》（前編八卷，後編二卷）。遊壽先生晚年曾說：“有一天在課堂上遇到曾昭燏，她在外語系一年級，先來聽課，試聽教授如何說。我叫她轉中文系，學文字學，再學一點古文獻、考古文物，這祥前途較廣闊。她在第二年轉到中文系。以後我們共同構寫了甲骨文前後編，用蟬翼箋影寫的，請胡小石先生題詞。我隨帶身邊多年，可惜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時在南京失掉了。”可見曾、遊兩位先業待人之誠、為業之勤。
3、從中央大學到金陵大學研究生院
這期間有兩件事是非常有意義的，一是在廈門集美師範學校與謝冰瑩共同創辦文學月刊《燈塔》，而《燈塔》是中國新文學運動早期最具影響的文學期刊。
謝冰瑩在《女兵自傳》的一節《海濱故人》中，描述了她與遊壽先生創辦《燈塔》雜誌的過程及兩個年輕的文化女子思想撞擊的火花。
謝冰瑩這樣寫道：“我們五個人，抱著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目的，想在艱難困苦的環境裡，創辦一個文藝月刊。
廈門在當時，文藝空氣非常沉寂，真有點像沙漠似的，我們一提到辦刊物，沒有一個不贊成的。那時謝文炳先生和郭莽西君都在廈大，郭還是個未畢業的學生，可是他對於研究文藝非常熱心，小說也寫得很好。廈大組織了一個現代文藝社，他是負責人。方瑋德先生和遊介眉女士都在集美教課，兩人都是詩人。方那時正在熱戀著黎小姐，所以詩的產量特別驚人。遊是個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達觀，而其實心裡充滿了抑鬱和苦痛，過著矛盾生活的人。”
謝冰瑩在談到她與遊壽先生的關係時說：“我們的感情雖然很好，但還沒有到她可以把身世統統告訴我的地步。”
其實此時遊壽先生的思想正處在極其矛盾的時期，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愛情方面的糾結。
從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遊壽先生脫黨步入學界。在那個歲月，一個弱女子就這樣在腥風血雨中退卻了。在婚姻選擇上的苦惱也是當時遊壽先生心緒矛盾的根源。熱戀著遊壽先生的人是遊壽父親早年的學生陳幻雲，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法律系，在國民黨司法機構任要職，多次在生死危難之中救過遊壽先生。但陳幻雲乃1894年生人，長遊壽12歲，且是4個兒子的父親。這對於遊壽先生來說又是一個難以決斷的事。
謝冰瑩先生敏銳地覺察到遊壽先生當時的情感糾葛，這就是謝冰瑩先生說的“遊是個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達觀，而其實心裡充滿了抑鬱和苦痛，過著矛盾生活的人。”
謝冰瑩先生接下來說：
“記得是我在集美講演的那天晚上，我住在她(遊壽)那裡，兩人談起人生問題來，她很感慨地說：
‘人不能離開感情而生活，而感情又是最麻煩、最複雜、最苦惱的東西，因此我覺得人生永遠是痛苦的。’
‘遊，你這話，顯然是個唯情論者說的，我的看法不同，人固然不能離開感情而生活；不過應該由理智支配感情，克服感情的衝動。假如一個人，他整天為感情所苦，不能投身在社會的洪爐裡做點事業出來，漸漸地，這感情便會變得狹隘、自私，甚至減少了生的力量。’”
當年是謝冰瑩沒能完全理解遊壽先生，還是感情這東西很難用語言表達清楚?於是謝冰瑩寫道：
“我和她(遊壽)開起辯論會來了。
‘我以為最有情的人，也是最無情的人；能夠熱烈地愛別人的人，也能殘酷地剋制自己絲毫不愛。我覺得只有自己感受痛苦最多的人，才能瞭解別人的痛苦，同情別人的痛苦，而能真正為人類做出一點有利益的事業出來；同時一個富於感情的人，他一定輕視利祿，更不忍做剝削人類、壓迫人類的劊子手。’”
經過一陣辯論，兩個文學女青年得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是非常進步的結論：
“凡是世界上那些貪官汙吏、土豪劣紳、軍閥、帝國主義者之類，他們一定像動物裡面的豺狼虎豹一般沒有絲毫人性，更談不到人類的愛，每個細胞都充滿了自私自利，每滴血液都是黑色的。”
可見謝冰瑩與遊壽先生談得很興奮。
“我們的話雖然沒有系統，卻談得非常痛快，一直到東方發白，還未曾閤眼。奇怪得很，雖然一夜沒有睡，我們的精神卻絲毫也不感覺疲倦。方來邀我們吃早點，然後再送我上船返廈門。
我們從翠綠的相思樹叢裡經過，方又發起詩人的感慨來。他不瞭解女人的心為什麼這樣狠，他寄給他愛人的詩和情書，倘若用箱子盛起來，他說至少也有一大箱了，而對方仍然是若即若離的態度。的確，這是一個不可解釋的謎，也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一年之後，聽說黎小姐終於被感動而願意和方結婚，可惜不久，他就吐血而與世長辭了。
我們的《燈塔》月刊，就在這種快樂、合作的空氣下產生了……”
第二件事是在1934年謄抄胡小石先生的《中國書學史》。晚年遊壽先生提到這事件時說： “1934年金陵大學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同學們都請胡先生開書學史課。這門課在大學中從來沒有開過，胡先生講課內容包括古代齊楚金文流變到秦國統一書體，列國派系和政權影響下書體的方圓肥瘦之分，漢代書法仍因地域的不同各具特色等等……胡先生講書學史時，由學生下課後將筆記整理抄寫，一年後交還胡先生，便是《書學史》底稿……胡先生用原稿一直講了多年，並有所補充，可惜在 ‘文革’中全部失落了。”
2009年，遊壽師家鄉寧德市的彭傳誦先生在南京高價購得一冊遊壽先生用小楷謄寫的胡小石《書學史》手稿，上面還有胡小石先生的批註。這讓中國書壇為之興奮，一時間論者頻頻。
目前看，知胡小石先生《書學史》有三個稿本：一是胡小石先生自己存留的稿本，此稿在“文革”中不知去向；二是曾昭燏整理的稿本。1962年胡小石病逝，曾昭燏將整理後的此稿寄給《文物》編輯部，1964年曾昭燏絕命靈谷塔，接下來是十年“文革” ，此稿《書學史》無影無蹤了；三是遊壽先生謄寫的稿本，此稿經過胡小石先生的注補。遊壽先生1994年仙逝後，其遺物迅速流失於世，而此稿有幸被傳誦君所得。傳誦君多次與我聯繫，寄來複印件全本和原稿電子版。我將此稿本與胡小石先生《古文變遷論》、《書藝略論》和《齊楚古金錶》相對照，認定此稿為遊壽師謄寫、胡小石先生校注的胡小石著《書學史》原稿。在此稿結尾處，遊壽師署“甲戌臘月望日競，遊壽草稿。”“甲戌臘月望日”乃1935年1月19日，正是胡先生在金陵大學講授《書學史》結課之日。
2014年，傳誦君與寧德市政協副主席陶敏輝先生從福建遠赴哈爾濱，與我商量《書學史》的出版事宜。胡小石先生《書學史》終於能全文面世，寧德地方與傳誦君功不可沒。
關於《中國書學史》，有拙文《中國書學史·序》說明。感慨的是從1934年到2014年，整整80年後，才看到遊壽師謄寫的胡小石先生《書學史》歷盡戰火硝煙、世事滄桑付梓出版，真可謂金陵一夢八十載，拂盡黃沙始見金。
（四）南北飄泊二十年
這20年是指1936年遊先生由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生班畢業到1957年在山東師範學院的時期，這個時期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立等重大事件。這一階段遊先生曾在四川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圖書館、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山東會計專科學校、山東師範學院等單位工作，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詳細內容請見拙著《遊壽年譜》和相關介紹文章，這裡只以遊先生的詩為例講幾個點
1、 巴山雨夜中的“海嘯樓”
“海嘯樓”這個齋館號，足以說明遊壽先生對時局的看法及所處環境。
談到遊壽先生這一時期的詩，有兩部詩集：《沙溪集》和《白沙集》。為什麼叫這兩個名字？遊壽先生在1936年研究生畢業之後隨丈夫在南京、江西的臨川和河口待了一段時間。在南京期間，她不到一歲的孩子夭折了。1941年，胡小石推薦遊壽去四川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任教，她從江西到四川時路過福建的沙縣，沙縣有一條溪叫沙溪。她到重慶教書的時候，四川國立女子師範學院遷到了重慶下屬的江津縣的白沙鎮，這樣就有了這兩部詩集。
2、 由世態民生而感萬物
詩集裡面有對抗日戰士陣亡的哀悼，如“十月十五夜城下望月，見隔岸山中多野祭，哭聲甚哀。
獨立城堙下，寒泉激清瀨。山風吹哭聲，野祭懷征旆。”
詩中有對百姓苦難的同情和對當時社會的抨擊。如《飢婦行》：“南國春爛漫，東皋耕煙斷。黃金市鬥米，黃金久不換。官府亦乾沒，新幣市價亂。三年未得飽，生人無存半。老弱蹈江死，丁男遠投竄。母恩憐幼子，提攜上江岸。中有年少婦，菜色眉心攢。足爾轉荒山，飢行逐女伴。忽見路旁人，含顰問委婉。聞言是鄉音，竚立沙溪畔。飢婦重致辭，語語哀以怨。生小住海湄，拾貝合作鈿。不知紡與績，遨嬉隨童丱。嫁與浮海客，載珠服綺縵。一朝海禁封，全家東西散。不惜顏如玉，操勞幾曾慣。但願無征戰，茹飢自輾轉。今年事更非，市中絕白粲。人言山中好，行行且顧看。十日草露間，阿誰貽一飯。聞道兵火苦，此境先自煎。尚有妹妹行，餓死那可算。語罷泣路隅，行人盡悽惋。背論茲山脊，豺虎又暴悍。飢婦向何許，潺潺灘聲咽。”
從語言特徵上講，遊先生的《飢婦行》吸收了杜甫“三吏”、“三別”的通俗和真實。敘事夾有抒情，用敘述營造了一個真切的“足而轉荒山，飢行逐女伴”的少婦形象；而用抒情———抒“飢婦”之情、抒自己之情、抒觀者之情，“語罷泣路隅，行人盡悽惋。”“飢婦向何許，潺潺灘聲咽。”恰到好處。
遊先生這一時期的詩詞創作，總體上是反映了她反對戰爭、同情人民、痛惡當時國民黨腐敗現象的思想。特別是入蜀時自己在路途中所見與感受，將自己的病痛、苦悶與人民的疾苦融合在一起，立足生活，直入人心，並不像一般文人那樣無病呻吟，忸怩作態，為現代詩詞的創作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
3、《伐綠萼梅賦》
《伐綠萼梅賦》1945年初稿
《伐綠萼梅賦》作於1945年。當時遊先生的好友曾昭燏從國外回來先到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後來又到中研院史語所。曾昭燏叫上了同學遊壽一起，於是遊壽辭掉了胡小石安排的工作來到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和史語所。由於中國學派分為南派和北派，大約是說北派關心時事政治，南派主要關心學問，因而兩個派別存在一些爭議。出於這個原因，傅斯年和胡小石兩人同在四川卻不曾見面。傅斯年與曾昭燏的哥哥是連橋，因而傅斯年對曾昭燏很關照，卻排擠打擊遊壽。抗戰勝利之後，他們從四川返回南京時，傅斯年將遊壽從史語所除名，遊壽先生的這篇《伐綠萼梅賦》，就是在那種情境下的有感而發，遊先生自喻綠萼梅被“王孫”所伐。
在史語所，有三位同事對遊壽影響最大：
曾昭燏，是遊壽一生的好友。
曾昭燏先生
梁思永，1930年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後回國，到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昂昂溪遺址進行考古發掘。他把這段經歷告訴遊先生，所以遊先生一直想考察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發展的脈絡，這堅定了遊壽到北方去的信念。
梁思永先生
傅斯年，將遊壽辭退之後，中研院出版了一部論文彙編《六同別錄》，傅斯年就把遊壽的一篇論文《冢墓遺文史事叢考》從《六同別錄》撤掉了。因為《六同別錄》整本書已裝訂好，封面上的目錄中還有遊先生《冢墓遺文史事叢考》，傅斯年先生下令撕下封皮，重印、重新裝訂。也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游壽先生躲過了一劫。
傅斯年先生
（五）龍江博物 獨闢蹊徑
由於南京認識遊壽先生及其丈夫的人太多，遊壽先生不得已前往山東，1951年到山東會計專科學校任圖書館主任、國文副教授，1954年又到山東師範學院任圖書館主任、副教授。1957年，遊先生又攜已經沒有職業的丈夫到了哈爾濱師範學院。1957年到1994年37年間，遊先生經歷坎坷，由於時間的關係，在這裡就省略不講了，講到遊先生學術成就中略有所體現。
這是文革之後1978年，她在南京玄武湖，即秣陵湖前拍了一張照片。這是文革剛剛結束，遊先生非常蒼涼的樣子。
二、遊壽先生的學術成就
下面簡單談一談遊壽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
遊壽先的著作很多，可見我的其他介紹文章，這裡只談四個方面的成就：
（一）對於北方古人類的考察
1960年，她在哈爾濱的黃山發現了有人類砍鑿痕跡的猛獁象骨。她後來經常寫“獲大象”，指的就是獲得這個猛獁象骨。這表明，在猛獁象生存的時代，黑龍江就有人類活動了。
（二）李德裕卒年考
遊壽先生著《李德裕年譜》
遊壽先生著《李德裕年譜》
劉氏墓誌
李德裕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1935年陳寅恪先生髮表《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考辨》，引起專家學者對李德裕研究的熱情。爭論的焦點有兩個，一是李德裕的卒於何年何月何日，二是李德裕的卒地。關於李德裕卒日，《舊唐書•宣宗紀》記載為大中三年十二月；《通鑑》記載為大中三年閏十一月。陳寅恪先生《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考辨》說：“（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此與《南部新書》卷戊雲‘李太尉以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於貶所’之語適合。”後人也多襲其所言。遊壽先生根據李德裕為他妻子寫的墓誌及後面的《第四男燁記》，提出李德裕之死當在八月二十一日後至十月十六日前。陳寅恪沒看過這個墓誌，所以弄錯了。但遊老師這部《李德裕年譜》（約完成於1940年）沒有出版過，所以影響不大。
（三）嘎仙洞——北方民族發祥與遷徙
嘎仙洞祝文發現者之一米文平先生(右一)
王立民先生1997年第一次踏查嘎仙洞
王立民先生1997年第一次踏查嘎仙洞
王立民先生1997年第一次踏查嘎仙洞
北魏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拓片
2003年王立民雙勾，黑龍江美術出版社出版《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
2003年王立民雙勾，黑龍江美術出版社出版《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
在遊壽老師科學判斷指導下嘎仙洞的發現。黑龍江流域古代民族主要有三個，東胡、穢陌、肅慎。但是北方的民族在唐代以前沒有自己的文字，這也是大家說黑龍江的文明和南方沒法比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歷史上，拓跋鮮卑是第一個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然後是契丹、遼、金、元、清。中國歷史上，唯有北方遊牧民族曾經入主中原，其它地方的少數民族沒有統一過中國。這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奇特的現象。拓跋鮮卑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少數民族國家北魏，但這個民族到底是怎樣發源、怎樣遷徙的，一直是一個謎，很多歷史學家都想找到破解的密碼。1979年在黑龍江召開文物考古會議時，遊老師對當時大興安嶺加格達奇考古所的所長米文平說：你們大興安嶺一帶在嫩江流域有沒有發現石室？這是《魏書》裡記載的。米文平說沒有，我們大興安嶺都是遊牧民族，不會用石頭蓋房子。遊老師就在筆記本上寫了“石室”兩個字，撕下來交給米文平。米文平回去後整理東西時看到遊老師寫著“石室”的字條，便開始到處找“石室”，都沒找到。有一天，他們旗（縣）裡的宣傳隊下鄉演出，路遇大雨，就跑到嘎仙洞裡避雨。回到辦公室把避雨的事和同事們一說，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米文平老師找到嘎仙洞，認為山洞和《魏書》裡描述的石室是一樣的呀。但《魏書》裡記載祭祀後刻有祝文，米文平去了三次嘎仙洞，也沒找到這個祝文。第四次那天傍晚，他們坐在洞口歇著，夕陽照到石壁上，隱約像是有字，過去一看，看到祝文了。這就是1980年中國的一項重要考古發現。
2003年我雙勾，黑龍江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北魏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現在在網上賣得很貴。
嘎仙洞西壁摩崖是中國最北部最早的摩崖石刻，它的書法介於楷隸之間，而且隸意非常多，天真浪漫，粗獷雄悍，在魏書中極具特色。嘎仙洞的意義，還在於揭示了北魏祖先拓跋鮮卑發源這一千古之謎。被載入1981年《中國歷史學年鑑》。評為中國1980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被新華社評為“建國以來我國長城以北地區考古的重大發現，為史學界研究鮮卑史乃至北方民族史，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夏鼐先生在《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書中說，這一發現“解決了鮮卑族發源地的問題”。當時國家文物局顧問謝辰生撰文稱，“其價值絕不比秦俑坑差。”現在，嘎仙洞的發現已被載入中學歷史教科書。
（四）閩東故里的空海研究——空海（804年）漂著地
1981年春節，遊壽先生在霞浦赤岸為唐代廟宇廚房水具“水槽”做拓片。
唐代廟宇廚房水具“水槽”做拓片
現在赤岸已經成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朝聖地
第四個重大發現是，遊壽先生找到了日本第17次遣唐使空海在中國的漂著地。空海到中國來的時候，碰上臺風，把他們的船刮到了福建赤岸。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赤岸是哪裡，後來通過遊壽的考證，才知道就是霞浦的赤岸。空海在赤岸停留很長時間才到西安，現在赤岸已經成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朝聖地。空海在日本的地位很高。
遊壽先生在故鄉福建霞浦赤岸為唐代廟宇廚房水具“水槽”做拓片。
三、遊壽先生的書法藝術
（一）遊壽先生書法藝術的分期
遊壽先生的書法藝術大體上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遊壽先生蒙童到1928年，這一階段主要是秉承家學，初涉顏公。第二個時期是從1928年考入國立中央大學至1957年到黑龍江以前，這一時期是繼承李瑞清、胡小石金石書派書風的最重要的時期。
這是20年代在拓片上的小字題跋，字如米粒般大小。
這是她在40年代的作品
這是她在40年代的作品，很像胡小石先生的字體，筆力遒勁，非當時一般學者所能及。
這是五十年代的作品，也如米粒般大小。
這是五十年代的作品，也如米粒般大小。
這是五十年代的作品，也如米粒般大小。
遊壽先生三十年代末書《盂鼎釋解之解》、一九四一年書《自作詩冊頁》小楷、1943年書《山居志序》、四十年代書《唐代墓誌書體》手稿以及在四川時書《商周兵器說》手稿，非常像胡小石先生，可以說到1957年以前，遊先生基本上是繼承李瑞清、胡小石的金石書風。第三個階段是龍江博物、獨闢蹊徑。 這一時期大致從1957年來到哈爾濱師範學院到1985年（遊壽先生80歲）前後。
這是1965年抄錄的高祖遊光繹的詩稿，小楷。
這是1965年抄錄的高祖遊光繹的詩稿，小楷。
這是1965年抄錄的高祖遊光繹的詩稿，小楷，如小手指蓋大小。這一時期她開始有自己的風格。
六十年代在牡丹江考古時寫的雜詩
六十年代在牡丹江考古時寫的雜詩
這是六十年代在牡丹江考古時寫的雜詩，小楷，極其精妙。
當年周總理問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現在能夠認得金文甲骨的有幾人？”王冶秋答：“大約有十人，東北區有遊氏。”總理在不同的場合提到要保護好遊壽。此為遊壽先生1972年所寫。
1975年遊壽又重新書寫了一份《伐綠萼梅賦並序》。
1979年所寫的隸書，非常規整。
胡小石的文集出版後，遊壽先生就送我一本，這是她在書中的題字，“學生遊壽時年七十八矣。往事如煙，正是江南桃李盛時，回首五十餘年矣”：
這是遊壽先生1983年所寫的作品，將行書、隸書、篆書、草書融為一體。她晚期的字大多是以上字體的融為一體，渾然天成。
到黑龍江後遊壽先生已是壯遊山川、學富五車的中年學者，在哈師院（1980年改為哈爾濱師範大學）又從事歷史、考古教學，故而書風為之一變。一九六四年書《幻雲遺詩長卷》和《秉燭齋詩》時法度森嚴，已融《張猛龍》、《張黑女》、《鄭文公》、《董美人》於一爐而獨具風格。
到1975年書《伐綠萼梅賦》時，就看不出是學哪一家，“遊體”楷書基本形成，此是融百家之長所致。1983年書《唐令狐楚望春詞》則融魏碑、隸書及黃山谷行草用筆於一體，縱橫開闔，天真浪漫，用筆澀潤相間，偶有牽絲引帶，更顯高古而寓靈動。
從1957年到1985年，是形成遊先生獨特書風的時期。1985年周齊教授在遊先生八十歲時贈詩道：“鴻跡只今傳海外，八秩迎來桃李春。守拙虔虔覷至巧，大刀斫陣衛夫人”。我覺得後兩句可以概括遊先生這一時期的書風。
第四個階段則是“胸融萬卷、返璞歸真”。這一階段大約在遊壽先生八十歲以後。遊先生八十歲後，書風又一變，進入化境。
遊壽先生1990年所寫，形似小孩的字體。作為一個書法家，到這個程度已經很高了，因為她逐漸脫離之前所學的禁錮。
對藝術家來說，年齡非常重要。越到晚年越容易進入化境，達到一個至高的境界。這種變化非人力所能及。
遊壽先生1993年為黑龍江首漂所題的紀念碑。
這是遊壽先生1993年創作的，是她書法成就最高的時期，看似童形，又是有一輩子的積澱在裡面。實則是達到一定的高度之後絢爛之極歸於平淡。
我們想知道遊壽先生為什麼能進入這種化境，讓我們看一下游先生在《伐綠萼梅賦並序》後面的跋語，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先生。1975年遊壽又重新書寫了一份《伐綠萼梅賦並序》。“乙酉（1945年）冬至初稿，乙卯（1975年）立冬後十日重鈔。右稿流寓西川所作。日者王雲自北京歸，轉夏鼐問訊，又讀英人李約瑟之《中國科學技術史》敘論，蓋已三十年矣。今存者幾人？大安同志命書，低徊多時。今七十矣，詞賦小技亦數十年不彈，偶書以散病結。高明有以督正之。一九七五年立冬後十日，七十媼遊壽。”李約瑟也是遊壽先生三十多年前在李莊結識的老友。
往事如煙，八十一歲的遊壽先生已感到人生悠悠如夢，她已不在意人間的功名利祿，不在意往事的恩怨情仇，在西川李莊史語所的人啊，如今只有她一個人還活在世上。人都化作一縷輕煙了，還有什麼可計較的呢？人到了這種境界才能有這種高超的作品。
四、結束語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人類在不斷探索追求的進程當中，目的是什麼？一個是科學，一個就是文化。丘吉爾說過，我寧可失掉一個印度，也不願意失掉一個莎士比亞。中國的經濟發展迅速，目前已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但一個國家的崛起，或者說是一個民族的崛起，更重要的標誌是文化的崛起，而我們今天所作的事情，無論是紀念胡小石先生，介紹遊壽先生等，正是為了中華文化的崛起添磚加瓦。
我以為，遊壽先生是20世紀中國學者傑出的代表性人物、是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書法家之一，是20世紀中國書壇的聖人。第一、先生的書法達到了燦爛之極歸於平淡的境界。這種境界不是人力所能及，我們看到，有些人的作品應當說是非常完美的，非常好的，可以用“燦爛之極”這個詞來形容，但他沒有歸於平淡，這是一大坎！但是遊先生的作品，達到燦爛之極之後，又歸於平淡了、又進入化境。面對遊先生法書,如不食人間煙火之境，這不是人力所能及，不是你花多大精力下多大功夫能夠達到的。靠什麼？靠“造化”，這個造化二字誰也說不清楚，但大家心裡似乎都很明白。
第二、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先生的一生幾乎貫穿20世紀整個過程，從南到北……2014年我去福州參加一個紀念遊壽先生的活動，接我的朋友在車上問我，“東北這麼冷，零下20多度怎麼過呀？”我說，“你想一想，一個南方的女子能在東北這樣嚴寒的環境之下生活了半個世紀，你想想她是怎麼樣的感受？她的經歷和境界是一種什麼樣的層面？”我們到南方來很不習慣，遊先生在北方生活了近半個世紀，包括她下放到黑龍江省五常縣農村的生活，這樣的大學者，她能夠堅強的走過來，這種精神令人敬仰。而她總是把自己放在最不被人注意的地方，這個很難做到！所以我說先生是大象無形、大音希聲。有老子之風、有莊子之風，莊子在《逍遙遊》中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遊壽先生不正是這樣嗎！
第三、先生學術之高標。先生曾經在中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最高學府任職，在這裡進行研究和教學。學識之廣博，可以說20世紀的書法界少有人可比，能夠見到這些東西的人，能夠具備這些知識儲備的人不多。她的學術論文在抗戰時期，在建國前就有很大影響。但可惜的是至今還有很多沒能公諸於世，這影響了對先生的研究。先生在很多領域都有獨到的見解，這些見解在上一個世紀，在某個領域都處在一個非常高的水準。抗戰時期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時，她的文章《冢墓遺文史事叢考》本來已經被收入到史語所出版的《六同別錄》裡面，但是後來由於先生與傅斯年之間的矛盾，被撕掉，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刊文在《六同別錄》裡面的人們後來都在某個領域成為大學者，但是先生生前沒有被大家認識。另外，對於北魏皇家自己認定的祖廟——大興安嶺“嘎仙洞”的發現，關於鮮卑文化的起源問題，先生有著歷史性的貢獻。如果沒有先生長期地梳理歷代文獻典籍，加之長期的書法研究，尤其是根據《魏書・烏洛侯傳》的記載，科學推斷提出史書中記載的“石室”應在大興安嶺的嫩江流域，那麼“嘎仙洞”今天可能還不會被發現。很多考古學家、歷史學家都在大興安嶺下走過，但他們沒有這個機緣，先生在這之前沒有去過大興安嶺，但歷史卻將先生跟“嘎仙洞”聯接起來，看起來好像是偶然的事情，但卻是歷史的必然，這是與先生學識和幾十年學術研究離不開的。
第四、遊先生在篆書、隸書、楷書各個書體上所取得的成就應該說比較全面。我以為，和歷史上的大家一樣,高壽使遊先生能夠進入化境，達到一個高峰。她的大篆真可以說絕妙，難以用語言去形容，進入了化境。先生的楷書寫的很多，比如陳幻雲詩抄、炳燭齋詩抄等長卷小楷，應當說是先生楷書的精典。
但是歷史有時會有一種錯覺，那就是，當聖人在你身邊的時候，你不覺得她是聖人。最後我想說，感謝南京、感謝南大。遊先生雖然經歷很多困苦，但是我覺得先生還是有幸的，她的有幸在於當她寂寞地走完將近一個世紀之後，有這麼多的後人還在研究她、學習她、紀念她。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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