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利國際控股公司(ChinaEquity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 Ltd.) 的創始人及總裁汪潮湧，原名汪超湧，1965年出生在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張塝鎮瓢鋪村。父親是蘄春一中的老師，在當地頗受尊敬。1年後，時局變幻，“文革”的浪潮中，汪父因“臭老九”的身份被批判，汪母也被誣陷為有“特務嫌疑”，夫妻倆雙雙被關進牛棚。
於是，未滿1歲的汪潮湧，被父母含淚送到位於大別山裡的伯父家中寄養。遠離“文革”動盪，幼年的汪潮湧開始面對另一種困苦。大山裡，他8歲起就去工地幹活，10歲便推著比自己還高的獨輪車山上下山。
在工地，他一離家就是好幾個月，家裡託人帶來的鹹菜豆腐乳，是他至今記憶猶新的“美味”，數九寒天中，他伴著鹹菜吃凍成冰渣子的飯。因為是露天工作，他的手腳生滿凍瘡，凍開的口子和刀劃的一樣，連鞋都穿不上。
“文革”平息後，汪潮湧才得以結束這樣的生活，回到故土，那一年他13歲。告別深山工地，“新生”的汪潮湧將隨後的人生演繹成為“超現實”的大劇。13歲迴歸學堂，15歲的時候，他便考入了武漢華中理工大學（現華中科技大），成為少年班的一員。
大學裡，汪潮湧繼續“開掛”。或是使用了“口含石子練口語”這類傳說中的方法，山裡長大、一口湖北鄉音的汪潮湧，在外語上展現了驚人的天賦，他同時選修了5門外語：英語、法語、日語、俄語、德語，大二時候，他就自行翻譯哈佛商學院的《管理學原理》。
1984年本科畢業，汪潮湧北上繼續學業。通過考試，他被錄取成為清華大學首屆MBA的一員，是班中年齡最小的學生。1年的時間，他將所有課程全部學完。
1985年，幸運女神青睞的目光投注到汪潮湧身上。有一天下午他跑步回來，看見副院長在門口等他，並小聲對他說：“朱院長剛回來，帶回來一個留學獎學金名額，我們研究讓你去。”朱院長指的就是當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兼清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的朱鎔基，他去美國考察，巧遇新澤西州州立大學校長，帶回來一個獎學金名額。20歲的汪潮湧帶著30美元和一隻箱子，踏上赴美留學之路。
他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個機遇對自己後來生活的巨大改變。在清華大學時，他曾經給自己做了一個十年規劃：用十年的時間完成學業，然後成為一個科學研究者。像當時的許多青年學子一樣，他經常滿懷激情，指點江山。之所以轉向金融，是因為有一次聽說關於寶剛因為融資不當遭受損失的報道，這讓他覺得到成為金融領域的專家，可能比科研工作者更能對當時的國家有所幫助。
去美國學習的機會就這樣來了。
1985年，中國還沒有股市，證券市場、資本市場、股票投資這些課程，清華的老師都不甚明瞭。在美國，汪潮湧連課都聽不懂。1年多的時間裡，他像機器一樣運作。早上6點起床，看相關書籍、報紙，空閒時候就粘著老師和同學請教。晚上9點停止學習，他便換上工作服去打工，端盤子、洗碗、做焊工，能賺錢的活都幹，一直到凌晨2點。
1986年，汪潮湧順利通過論文答辯，獲得羅格斯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別人說他是“神童”，只有汪潮湧自己知道，神童的背後是什麼。
離開學校，汪潮湧決定進軍華爾街。度過了起初的艱難適應期，汪潮湧很快在華爾街如魚得水。畢業後，他去了美國著名的金融機構工作，在那裡，學習金融投資知識。華爾街是一個金融的萬花筒，那裡成熟的金融市場讓汪潮湧眼花繚亂。而他性格里又有不服輸的念頭，再加上頭腦敏捷，智商超人，他認識到要在華爾街站穩腳跟，首先要做的就是廣結人脈。
他參加了各種社交圈子，甚至由此認識了自己一生中最敬佩的巴菲特。他永遠記得第一次見到巴菲特時，對方的平凡和普通給予自己的那種震撼。巴菲特完全看不出“股神”的顯赫，但是，他對於財富的態度又是那麼慷慨，他將自己三百多億美元全部捐獻了出來，並且不留自己的名，全部捐給了“蓋茨基金會”，這種對待財富的境界，後來深深影響了汪潮湧。
在廣交金融圈人脈，學習他們的理財投資經驗時，汪潮湧東方式的勤奮也讓他在華爾街受到了重用。當他回國時，已經成為摩根士丹利亞洲區的首席代表，出行乘坐豪華轎車，一年數次國外旅行，還能享受十幾萬美元的補貼……這些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足以讓人豔羨不已。
從當初那個站在首都機場的青澀青年，到後來上流社會的一員，動不動投資以億元計的金融家，汪潮湧完成了一個360度的大蛻變，但這一切，卻不是他最終的追求。
在摩根大通，他創新了房地產貸款抵押證劵化的概念，該創新被延伸到美國不少金融領域，汪潮湧藉此一舉成名。3年後，他被標準普爾高薪挖走，成了結構融資債券部副主任。
那一年，汪潮湧25歲，是標普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高級職員，年薪百萬美元。在標普，他又幹了一件大事兒。1993年，通過數據模型與成果分析，汪潮湧寫了一篇名為《企業破產概率與債信變化》的論文，該文被《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各大金融媒體轉載，引用來告誡投資者。他的這一評級標準，至今仍被眾多銀行和保險公司沿用。因為這篇論文，汪潮湧拿下了標普的總裁獎，還被寫入了“普爾工商名人錄”。
時勢成就英雄。一窮二白之際，這個大山裡走出的中國青年，便可以在華爾街大有作為，隨著中國經濟日益強大，“背景升級”的汪潮湧，迸發出了更大的能量。
上世紀90年代初，國內金融證券市場對外開放，各大投行搶灘中國。居於投行龍頭位置的摩根士丹利，喊出了“由華爾街到長城”的口號。輿論將那段時期稱為“大陸華爾街人的幸運期”，中美金融握手之際，擁有大陸背景的金融人才成了“香餑餑”。
1993年的時候，汪潮湧還在美國的摩根大通銀行工作。每到夏天，下了班以後大約下午五點多鐘，他都會透過辦公大樓的窗戶看到帆船開到紐約的入海口，一邊是曼哈頓的摩天大廈，一邊是帆船在夕陽下揚帆大西洋的場景，一邊還有高高矗立的自由女神雕像，這種風景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後來，他知道這道風景與100多年來的美洲盃帆船賽有關，並且得知，紐約很多金融機構的職員參加帆船運動。在他的印象中，金融投資和帆船運動的結合源於停留在記憶中的美麗風景。他沒有想到多年後，這道風景最終因為他自己獨立運作公司而有可能變成現實。
作為其中的佼佼者，1993年，汪潮湧以摩根士丹利高級經理的身份來到香港，2年後，他又升任為公司亞洲副總裁兼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
重回北京的汪潮湧換了模樣。離開時，他穿著大一號的破舊西裝，榮歸故里之際，他已西裝革履、名牌加身。
他的身份也發生了變化。之前，他是學生，現在則成了“老師”。當時國內相關市場不夠規範，汪潮湧投入了大量精力進行溝通和“教育”，努力在中國和世界金融機構之間構築橋樑。
一段時間內，在國內某些企業管理者眼中，他成了投行的代名詞。3年間，汪潮湧的履歷上添加了這些成績：直接參與和負責了為中國財政部、中國銀行、中國東方航空公司、上海實業、北京大唐發電公司、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等中國政府和企業的海外融資業務，融資總額達60億美元。
其中，東方航空同時在紐約、香港兩地上市；大唐電力在倫敦掛牌；北京控股超額認購1260倍等一系列具有開創性、被視為融資奇蹟的案例，皆由其操刀完成。1995年，他還直接參與了中國第一家投資銀行——中金國際的籌備、組建工作。快節奏、大工作量，數年的“拓荒期”裡，汪潮湧不僅交出了長長的成績單，還結識了來自橫跨中西、受益至今的“朋友圈”。
頂著顯赫的名頭，他決定自己幹。1998年，汪潮湧離開摩根士丹利，1年後，他創立了信中利國際控股，開啟投資生涯。
信中利，汪潮湧說：“直面的意思就是，你要相信中國，就能盈利。”他經常向國際資本“鼓吹”這個理念。汪潮湧說：“別看這些民營企業今天小模小樣，未來他們可是新經濟的中堅，而我僅僅憑著早入手就得以與他們為伍，做他們的顧問，這是我的幸運，以後的華爾街投資者怕是很難有這樣的機會了。”正是基於這樣的想法，令到他樂於擔任中小型企業到海外融資的啟蒙者和“佈道”者。
但那時候，聽得進去他這番理念的人很少。相比如今“全民PE”，當年的中國是創投的荒漠。如果說拓荒投行業務是在草地上種樹，那搞創投就是在鹽鹼地上種樹：沒有政府支持，得不到銀行融資。
“那時候最難的是‘兩頭空’。”汪潮湧說：“創業板沒有開、法人股沒有流通、併購市場不成熟，在國內沒有退出通道；另一頭，國內也沒有募集資本的渠道。”於是，他將模式變成了“兩頭在外”：去歐洲找財團募集資本，帶著中國企業去國外上市。
過程中，汪潮湧變了個人。之前在摩根士丹利，他行必頭等艙、住必五星級酒店；之後，他和企業家去海外融資，總是坐經濟艙、住汽車旅館，想著多幫客戶省點錢。每次出行，他都準備材料、預訂酒店、安排出租車，幾乎包辦了秘書、司機、翻譯等諸多工作。
他和客戶的關係不止於工作。汪潮湧說，自己喜歡和客戶交朋友，不僅幫他們在管理和團隊上提意見，還將感情帶入生活層面，結伴出行、無話不說。“除了最後讓水沸騰的那一度——股票上市需要證券商去做，政策環境能讓我做的，我做到了99度。”他說。
作為培育市場的先行者，汪潮湧收穫了超額的利潤。當年，他和張朝陽在同一棟大廈裡工作，後者經常向他傾訴融資方面的困擾。後來，搜狐成了信中利闖下名頭的第一單，2001年，信中利以1.1元的價格，定向募集了搜狐8%的股份，4年之後，這筆投資轉化成為30多倍的回報。
這之後，百度、華誼兄弟、雙威通信、瑞星軟件……“拓荒者”汪潮湧的成果在短期內四處開花。
2004年9月，汪潮湧到法國的馬賽觀看美洲盃帆船賽分站賽。在那座古老的歐洲古城，有幾千條各式各樣的遊艇，其中8艘帶著各自贊助商廣告的帆船最引人注目，這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於是他想：我們能不能組建一支“中國之隊”參加美洲盃帆船賽？中國能否舉辦美帆賽中的一場分站賽？
在他看來，投資帆船比賽已經完全不同於早期那些純商業性投資，這是對商業和社會雙重效應選擇的結果。“雖然投資帆船運動可能有人不理解，但是建立‘中國之隊’是我的一個投資路徑，我們的最終目的是投資中國水上運動和運動器材。並且通過組隊參加這樣賽事來提高中國的國際品牌影響力，這樣的一個契機是贊助商們所樂於見到的。”
後來，他同法國的“挑戰者號”船隊合資成立“中國之隊”，並於同年參加了在西班牙巴倫西亞的比賽。在他看來，“中國之隊”的比賽成績並不重要，他也根本沒考慮過“中國之隊”能否營利。他覺得中國缺少把社會效應與經濟效應相結合的企業家，用他的話說是“社會企業家”。帆船運動就是他回饋社會實際行動的開始。他希望與更多人共同分享帆船運動中所承載的自由夢想，因為這種夢想也是他追逐已久的。
那段時間，他就像文藝明星一樣，飽受輿論追捧。媒體對其進行連篇累牘的報道，謂之“創投教父”。報道的字裡行間裡，充斥著誇讚和豔羨：神童、帥氣、多金、完美夫妻檔……“完美夫妻檔”的另一位“成員”是李亦非，她在2001年《財富》雜誌評選的25位全球企業新星中排名榜首。多年來，李亦非歷任傳媒巨頭維亞康姆中國區首席代表、MTV全球音樂電視臺中國區總裁、陽獅銳奇集團大中華區主席，現任全球最大的上市對沖基金公司——英仕曼集團的中國區主席。
兩人在美國相戀時，曾一起走遍了世界上近20個國家，到處打高爾夫球，認識半年訂婚，一年就到華爾街登記。不過直到今天，兩個人都沒有放棄自己的中國國籍，一雙兒女甚至連英文名字都沒有，因為，汪潮湧說，“做一個自由的中國人，更快樂”。
現在雖然他們結婚多年，有了兩個孩子，但生活中，他們還保持著初戀般的激情。汪潮湧會吹笛子、彈古箏，愛詩，還常常給妻子朗誦自己的特別漂亮的文章，在世貿中心大樓外的草地上，他們經常情侶配，汪潮湧一邊吹笛子，李亦非一邊唱歌，唱少年時代的革命歌曲，也唱鄧麗君，可謂琴瑟合鳴，常常引來大批老外喝彩。有次接受電視媒體採訪時，汪潮湧吹笛子，李亦非舞劍，他們覺得這代表了他們笑傲江湖，俠士風尚的心境。生活得既國際，又很中國——這正是夫婦倆一直追求的。
閒暇的時候，他和太太會在一起聽聽音樂；而汪潮湧喜歡居所的後花園。清晨，他常面對窗外小坐片刻；或者夏天裡在院子的樹蔭下喝茶，與孩子們一起搭建樹屋，享受天倫之樂。汪潮湧說：“李亦非更多的時間是在商界馳騁，而我對跑車、名畫也沒有特別的愛好，我們不想重複隆重、富麗堂皇的生活，在那種環境裡很難放鬆。”
有時，他會和80多歲的父母開展尋根之旅，盡作為兒女的孝道；或者和女兒一起探討莎士比亞和金庸，分享著大師們的睿智；也會為兒子對美洲盃的熱情而興奮；而最重要的，是他和妻子共同經營著他們美好而充實的家庭……
曾有媒體總結了這對伉儷的部分關係網絡，冠名“財經界最牛伉儷的朋友圈”，其中，朱鎔基、託尼-布萊爾、洛克菲勒、巴菲特等人赫然在列。
因為以玩會友，他和王石等人都成了好友。他們經常一起去探險，包括重走絲綢之路等等。心理學上研究認為，那些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往往是因為他們性格里潛藏著一些巨大的不安份的偏執的因素。所以在業餘生活中，他們要麼像王石一樣的上天入地，今天珠峰明天北極的挑戰自己的極限；要麼象海航集團的董事長陳峰那樣虔誠信佛，以追求心靈的安靜來平衡自己的身心。無論是動還是靜，歸根到底，都是通過採取有益身心的生活方式來平衡自己的偏執。
汪潮湧本人更欣賞的生活方式是動與靜的結合。動的時候，他像王石一樣，去航海、爬山、探險，在那種極致中挑戰自我。安靜時，他也會找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回到內心，靜靜地想一些自己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提醒自己不要失去自我。
2015年作為近平訪英團隊中的一員，汪潮湧對英國很熟悉。早在2006年，信中利便在倫敦開放了第一支專注中國上市的PE基金——歐瑞基金（Origo），這支基金吸引了諸多知名投資方，包括高盛、索羅斯、英國主權基金、摩根大通等等。目前，歐瑞基金管理的資金規模已經接近20億美金。歐瑞的模式是拿歐洲的錢投資中國，在中國創投市場做大後，汪潮湧又“反過來玩”。
2013年6月，信中利聯合意大利私募基金Investindustrial，共同入股英國知名豪車品牌阿斯頓-馬丁。自此，這個詹姆斯-邦德的座駕、諸多擁躉眼中的夢想豪車，迎來了中國的主人。
買下阿斯頓-馬丁之後，汪潮湧仍規劃在歐洲經濟的低谷期，“入手”更多產業。此前的消息稱，信中利將在習主席訪英期間，宣佈成立一箇中英之間的創意科技基金，初始金額為600萬英鎊。
作為“尋找中國創客”導師，汪潮湧告訴創業者，創業是一種苦行僧似的修行，在創業過程必須要調整心態，能夠持久耐勞。偉大是熬出來的。創業者以及家人要有足夠的精神準備，承受煎熬。
“創業應選擇跟自己所學專業、工作經歷、身邊資源相關的商業模式，儘量避開紅海，把思路放開，選擇更多的新產業，然後樹立堅定的信心，搭建高效團隊。”汪潮湧給廣大創業者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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