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以來的儒家政治的軟弱無力、不能從根本上扭轉社會發展的頹廢氣象，使得東漢末年的激盪人心的社會批判思潮，開始指向佔據官方意識形態地位的儒家學說。
這些批評者認為，儒家理想過於看重政治家的人格，過於依重政治家的個人人格的感召力去作為整合社會的力量。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政治家的個人人格微不 足道，政治的發展的直接動力主要來自各個政治集團以及政治家個人實力的對比。這樣對儒家理想的懷疑，實際上啟導了後來重才輕德的用人觀和魏晉玄學。
漢末以來社會的動盪不安使士大夫“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人生道路受阻，“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從“黨錮之禍”到曹氏、司馬氏屠戮士大夫，士大夫以名聲求權勢，以權勢保優裕生活的常規亦相繼破滅。再加上戰亂的頻繁、疾疫的蔓延使生命短促，死亡的威脅不僅使社會下層，連上層士大夫也有了強烈的感受，士大夫 在思考死亡、反思人生後選擇了一條及時行樂、委順世運的人生之路，思想上追慕老莊，崇尚虛無；政治上“口不臧否人物”，自在逍遙；生活上飲酒服藥，談玄說 老，放情肆志，瀟灑脫俗，鄙棄儒家經典，習染玄風，即便入學也只是走走形式，“莫肯用心儒訓”，“唯談老莊為事”。
魏晉時代的混亂使士大夫政治境遇每況愈下，他們所追求的修齊治平的儒家理想破滅，普遍存在著一種朝不保夕、自身價值難以獲得社會實現的壓抑和苦悶心理，因而出現脫離現實生活，走上玄遠道路。
儒學的玄學化以道家的虛無為本，以儒家的仁義禮樂為末，這樣一來，儘管漢儒神秘、繁瑣、迂腐的風氣開始消失，但是沿之而行，勢必推導出重道輕儒乃至於取 道廢儒的發展方向。如胡毋輔之與謝鯤、畢卓、阮放、羊曼、桓彝、阮孚、光逸號稱“八達”，散發裸裎，酣飲無度。謝鯤不知廉恥，因調戲鄰家女被其投梭折齒， 還自我解嘲說：“猶不廢我嘯歌”；畢卓縱酒荒放，任吏部侍郎時夜半盜酒被捉竟不以為意。《晉書·五行志》上亦載：“惠帝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為散發倮身之 歡，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這些“口習醜言，身行弊事”種種行跡全然失去道德自律，“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二之老。風俗 淫僻，恥尚失所”。
不過，魏晉時期，社會仍需要用儒學去維繫和鞏固封建統治秩序，玄學家儘管打著道家旗號，卻從未否定儒家思想。而崇 奉儒學、恪守傳統之士為博得時譽也漸入玄風，他們推崇儒學但並不摒棄玄理，兼具儒學內涵和玄學表現。亦儒亦玄、儒玄兼修的作法，既適應了現實的需要，又促 使儒道兩大哲學思潮內在地溝通起來。經過玄學的補充和改造，流於形式化、教條化的儒學吸取了養料，被注入了新的活力，這對以後儒學的生存、發展和宋明理學 的出現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士大夫家族內部開始了禮法的復興，再由家族至於國家、社會。世族內部推崇儒家道德並以其為家傳門風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了勵俗敦風的作用，併成為倫理道德在全社會漸次復位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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