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陳凱歌導演攤上了一起名譽權官司，被判令在媒體上道歉。起因是一本名為《我的青春回憶錄》的自傳體圖書。這是一本什麼書呢？乍一看還以為如《歲月隨想》之類的明星著述，但翻看此書後，不能不對作者刮目相看。
看過這本書的人，往往只用語焉不詳的“值得一讀”四字評價此書。因為這本書大部分篇章寫的是對文革的親歷和反思。作為那個年代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作者當然有資格寫下自己的見聞和感受。更讓人驚訝的是，陳導的文筆相當不錯。
經歷了那段歷史的人，要麼三緘其口，要麼怨言滿腹，很少有人對這段歷史真正反思，更鮮有人為給他人造成的災難道歉、懺悔。他們認為，在時代的洪流下，任何人不能阻擋其步伐，人人裹挾其中，隨波逐流。他們不認為自己有錯，而把責任都推給時代，認為在當時的情境下只能如此，即使有錯，錯不在我，是時代使然。書中寫道：“無論什麼樣的社會的或政治的災難過後，總是有太多原來跪著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太少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文革以後也正是如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年的造反派，造的是別人的反，革的是別人的命，後來成為在各黨政機構擔任大大小小官職的政客，在履歷上不忘寫上一句“文革時受到迫害”。
陳凱歌《我的青春回憶錄》
在那個荒唐的時代，政治風雲瞬息萬變，城頭變幻大王旗，誰知道下一個浪頭過後，自己還能不能在潮頭挺立。出於對被別人打倒的恐懼，自己先發制人打倒別人。政治運動一浪接一浪，風向不知什麼時候就變了，打倒別人的人變成了被打倒的人。“我在文革中也吃了不少苦”，這樣輕飄飄的一句話，就將自己過去的罪孽抵銷了，抹煞了，從此心安理得，對曾經犯下的罪惡隻字不提，更別說道歉、懺悔了。
作為一個勇於自省自我批判的電影導演，陳凱歌在書中這樣寫道：“在文革中，我吃過苦，我看別人受苦，我也曾使別人受苦——我是群氓中一分子。”每當政治風雲變幻，暴風雨來臨，總有青年學生的熱血和無知被拿來祭旗。為了表明忠心，證明自己，他們誓死捍衛領袖，苦心積慮要揪出身邊的階級敵人。狂熱的年代，盲目的信仰。當別人狂呼時你無法保持清醒，你大腦是空白的。當別人被打倒時，你踏上一隻腳而毫無罪惡感，相反會有一種“暴力的快感”。那個年代，幾乎不能或無需用自己的大腦思考，而那些在當時極少數清醒的人，不是被打倒，就是被消滅。
平庸之惡，德國法西斯時代結束後，德國人也在探討過個問題。一個頭腦狂熱、良知匍匐的年代，人人為惡而不知，罪惡冠之以堂皇的名號。文革，把人性之惡的魔鬼從瓶子裡釋放了出來，揭發告密，親朋成仇，抄家打砸，互相殘殺，冤假錯案。人人犯罪，人人都是受害者。對人性的毀滅、摧殘和踐踏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書中說，“問到個人的責任，人們總是談到政治的壓力，盲目的信仰，集體的決定等等。當所有的人都是無辜者，真正的無辜者就永遠沉淪了。”
青年時代的陳凱歌與妹妹在北京
這是一次奇特的閱讀體驗，讀這本書時，我有時沉思，有時落淚，有時大笑。當讀到書中的青年們經歷種種不同的遭遇身不由己地奔赴各自命運時，我常常陷入沉思。當讀到十七歲的作者上山下鄉前在火車站與父親告別時令人幾欲落淚，令我想到了自己的老父親送別我時的情景。當作者寫到在雲南插隊時當地生產隊長請客的食物被自家娃娃偷吃一空後承諾改天再請並要將鍋上鎖時我暴發大笑。在飢餓的年代，人們對食物的感受刻骨銘心。作者在書中提到，上學時得到五粒黃豆，炒熟了，捨不得吃，緊緊地攥在掌心，攥出汗來，才一粒一粒鹹鹹地吃掉。作者的一位女性朋友，當年在河南村子裡差點餓死，後來一聽到鍋鏟的碰撞聲就會感動地啼哭。
慶幸的是，那個飢餓的年代一去不復返了。但是令人不能不擔憂的是，在當今這個網絡和信息時代，“網絡文革”陰雲籠罩，“網上批鬥”頻頻上演，鍵盤俠取代了紅衛兵，網絡暴力甚囂塵上，相信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地經歷過，它的傷害性和破壞力有時比肢體暴力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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