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枯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地哼起了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这一幕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今天，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回忆自己的父亲时，一下就想到了这一幕。他对记者谈起父亲的晚年时，有些唏嘘。他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孤寂。
梅小璈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了。
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这让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梅汝璈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努力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着俄语，试图不被形势甩下。
据梅小璈说，现在他家还能找到父亲当年抄写俄文单词的小本。在苏联法学教材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
作为一个留美法学博士，梅汝璈曾执着坚持的那些法学信念渐渐失去了依托——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是法哲学奠基人孟德斯鸠奠定的理论，有在杰斐逊等人的实践中加以完善。
显然，这一切已不合时宜。“文革”中，梅汝璈在一份“检查”里写到：“我实际上只有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其实，他个人的小环境还是不错的，起码在物质上。如果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为参照系，他并没有受太大的罪。”梅小璈在解释父亲晚年的孤寂心境时如是说，“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梅汝璈”三字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知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有研究者曾这样评价这位外交部前顾问：“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繁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所提及。
但梅汝璈注定名垂青史。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
当日，《中央日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同时在显著版面看出标题：“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法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汝璈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力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与梅汝璈。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项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须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励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这位“壮士”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除两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恒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被判处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者2人。
今天，由梅汝璈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璈当时身穿的法袍吗，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文章来源：《民国风度》（徐百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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