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起源於宋明理學。萊布尼茲(G·W·F·von Leibniz，1646-1716)是德國第一位哲學家，被稱為近代歐洲的一位知識巨人。在與耶穌會士的交往過程中，萊布尼茲深入地接觸到了中國文化，在其對《易經》的研究中，悟出了二進制數學，從而為後世發明電腦及數碼技術奠定了學理基礎；在其對“宋明理學”的學習中，引進了“理性”概念，從而為德國哲學奠定了思想基礎。後萊布尼茲德國哲學的展開，也以引進中國文化的概念為前提；只不過後來戴上了一頂偽古希臘的帽子。
萊布尼茲認為：中國高於歐洲
“萊布尼茲認為，古代中國在時間上早於古代歐洲，並且有「自然神學」或關於上帝的知識，這些知識僅僅是從觀察自然得來的。這一特徵同令人欽敬的道德外表一起，哺育了在許多方面都高於歐洲的中國。”[1]
萊布尼茲引用七種中國典籍
在《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中，萊布尼茲引用了七種中國典籍：《易經》、《尚書》、《詩經》、《論語》、《中庸》、《理性大全書》和《資治通鑑》。他把《易經》和《資治通鑑》放在一邊，用也只是順便提到。他從龍華民的《宗教論文》和利安當的《傳教論文》這種間接資料中輯出其餘五部重要的中國典籍。與理學有聯繫的《性理大全書》、《中庸》、《論語》是他最常引用的。這樣的選擇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因為萊布尼茲表現了對中國遠古的或說古典儒家的強烈偏愛。
萊布尼茲「理」的概念本於明代永樂時期《性理大全書》
“《性理大全書》萊布尼茲引用得最多。它是宋代哲學家程頤、朱熹的理學學派的著作選集，代表了程朱學派的性理哲學。《性理大全書》由此得名。這部書是受永樂皇帝（1403－1424年在位）之命由胡廣領導在1415年編成的。永樂皇帝是想從已有的三個新的宋代儒家選集《性理大全書》、《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是濾掉一些不合政治需要的成分。這三個選集，特別是《性理大全書》，是全部科舉考試的根據。《性理大全書》是一部長達70卷的彙編，它完全是一個派生物，儘管是經過篩選的；並且它不是從經書本身中派生出來的，而是從四書《論語》、《中庸》、《孟子》、《大學》這些經書本文和語錄斷片的匯 輯的註疏中派生出來的。
萊布尼茲追隨利瑪竇以及同情中國禮儀的那些人，認為與他同時的中國人是無神論者，只有中國古人和古代典籍才反映出自然宗教。然而，萊布尼茲引用《性理大全書》，好像是隻把它看作經書的概要，而不是後許多年的解釋學派的作品。”[2]
「理」：第一原理
“在《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中，最基本的中國名詞是萊布尼茲解釋為「第一原理」的「理」。被萊布尼茲視為中國和西方這樣世界範圍內的一致基石的，正是這個重要的中國名詞。”[3]
然而，作為德國人表述哲學，萊布尼茲所使用的語言卻並非德語；萊布尼茲的主要哲學著作大多使用的是拉丁文和法文。
在十八世紀之前、用德語表述哲學,聞所未聞
德國哥廷根大學是近代種族主義的大本營，其創建者之一，克里斯托夫奧古斯特霍伊曼（Kristophe August Heumann）開始“倡導並嘗試著實踐用德語寫作哲學，當時這樣的行為幾乎從未聽說過。……霍伊曼認為，哲學起源於希臘，因為太熱或太冷的氣候都不宜於哲學，只有氣候溫和國家的居民，如希臘、意大利、法國、英國和德國，才能夠創造出真正哲學。霍伊曼關於哲學起源於希臘的觀點，像他認為德語具有哲學潛力的觀點一樣，比他的時代超前了五十多年。”[4]
德國為日爾曼蠻族，十八世紀前萬國林立，既無哲學也無史學
德語本來是遊牧民族日爾曼族的「粗話」，在十八世紀初之前地位低下。
“在德國，三十年戰爭1648年結束後的一個多世紀裡，軍事動盪、政治分裂和經濟落後連續不斷。在同一時期，法國在軍事上和文化上崛起，以至於要成為新羅馬，能夠吸收整個歐洲。德國宮廷的語言和文化是法國的，包括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的宮廷；十八世紀上半期德國出版的多數書籍是拉丁文和法文的。因此理所當然有一種擔心，17世紀末的哲學家和數學家萊布尼茨和後來的愛國者表達了這種擔心，認為德語永遠不會發展成為可以用來進行文化和哲學對話的語言；它甚至會像法國的早期統治者說的日耳曼法蘭克語一樣，在法語來臨時完全消失。”[5]
十八世紀之前德國沒有史學
“在德國，歷史著作的傳統很難上溯到18世紀以前，而在意大利可以上溯到馬基雅維裡甚至於佩特拉克。”[6]
德國人在塔西佗《日爾曼尼亞志》中獲得靈感，通過偽古希臘學術，虛構日耳曼與古希臘的關係。
“從1440年開始，塔西佗在意大利整整被忽略了60年，而這卻是德國人開始學會閱讀《日爾曼尼亞志》的階段。……到了1500年，它已成為德國人喜歡在其中關照自己的鏡子。”[7]
敢講真話的德國人：萊布尼茲的高足---克里斯蒂安·沃爾夫
克里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1679.1.24-1754.4.9）是萊布尼茲的弟子。1721年7月12日在就職哈勒大學校長典禮上，克里斯蒂安·沃爾夫發表了題為《論中國的實踐哲學》的演講。[8]
他在講演中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就說：“各位尊敬的聽眾，中國人的智慧自古以來遐邇聞名，中國人治理國家的特殊才智也令人欽佩，但是長期以來，儘管人們對此始終深談細究，也沒有把它作為非凡的東西來把握。在我們的眼中，孔子常常被看作如此偉大的智慧的始祖。”
這裡“自古以來遐邇聞名”，自古以來是什麼時候？遐邇聞名又是多大範圍？
沃爾夫在講演中說到：“幾百年來，人們一直讚頌著中國哲學。”
這裡“幾百年”是什麼概念？
在十八世紀說這句話，少說“三百年”就是十五世紀，“五百年”就是十三世紀。
“遐邇聞名”的“邇”就是普魯士、法蘭西，“遐”就是英格蘭、意大利、西班牙、拜占庭（包括希臘地區）。
沃爾夫在講演的結尾處說：“親愛的聽眾，我已經把古代中國人的哲學基礎展現在你們眼前。不論是在其他的公開的場合，還是在這個莊嚴的會場上，我都要講，中國人的哲學基礎同我個人的哲學基礎是完全一致的。”
“中國人的哲學基礎同我個人的哲學基礎是完全一致的”是什麼意思？
他是歷史上第一位用德語寫哲學作品的學者，這段話意味著：第一位德國哲學家、或者說德國哲學開山祖師的哲學基礎來源於中國。
“不論是在其他的公開的場合，還是在這個莊嚴的會場上，我都要講”是什麼意思？說明講真話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與風險。
沃爾夫處在歐洲對中國從無限崇拜到刻意貶損的轉換期，由於發表了這篇講演而受到嚴厲指控，被迫辭去校長職務，並於1723年被驅逐出普魯士（德國）。[9]
沃爾夫因講“中國哲學”被驅逐出境
德國哲學的祖師爺沃爾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因為講中國哲學受歡迎，就被驅逐出境了。
“哈勒大學數學教授，知名的沃爾夫有一天發表了一篇很好的演說推崇中國哲學；他稱讚這個眼耳鼻須和推理都跟我們不同的古老民族；他稱讚中國人敬奉一位至高無上的神並且好德；他把這歸功於中國皇帝、國老、法官、學士。對於和尚的看法就完全兩樣了。
要知道這位沃爾夫教授在哈勒吸引了一千名各國學生。在這個大學裡有一位名字叫朗格的神學教授，他卻一個人也吸引不到。這個人在課堂裡面坐冷板凳很失望，就有理由想要毀壞數學教授。他不免依照他那一類人的習慣，誹謗數學教授不信神。
有幾位從來沒有到過中國的歐洲作家曾經以為北京政府是無神派。沃爾夫既經稱讚過北京的哲學家們，所以沃爾夫是無神派。嫉妒和仇恨從來沒有做過比這更好的三段論式。郎格的這一論據由一群嘍囉和一位保護人來支持，就獲得國王的決定，給數學家下了一道兩刀論法式的命令，叫他選擇或是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哈勒市，或是被處絞刑。因為沃爾夫很會推理，當然不免一走了事：他的隱退使國王失去每年二三十萬埃古銀幣的收入，這筆錢是這位哲學家由於他的學說的影響給國王輸入的。”[10]
沃爾夫被驅逐的經過（沃爾夫或譯“沃爾弗”）
關於此事的經過，以巴託美斯（Bartholmess）所著《柏林學士院哲學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de l’académie de Berlin）所記為最詳盡。沃爾弗與虔誠派的正統神學派的衝突，實際即為理性論哲學與信仰的衝突，換言之即哲學與宗教文化的衝突。哲學史家蔡勒曾注意於這種衝突的原因，他以為這種衝突從萊布尼茨時代已經開始，不過萊布尼茨與虔誠派的創立者斯培納（P.J.Spener）雖發生衝突，影響很小。沃爾弗則以本國文字作通俗宣傳，而且他的哲學精神根本和正統派神學絕不相同。正統派神學主張超自然主義的信仰，沃爾弗則用數學的方法，每一事物均須找出理性的根據。他要將超理性的變為理性的產物，超自然的變成自然的信仰，這當然和虔誠派的正統神學發生正面衝突，結果便不得不引起絕大的學潮了。本來在哈爾大學之中，沃爾弗和朗格私人的感情就不很好，如大學助教一職，沃爾弗推薦他的弟子吞密格（Thümmig），朗格則為其子力爭，結果沃氏是勝利了；又朗格慫恿沃氏弟子斯特勒拉（Strähler）著《關於神世界靈魂之沃爾弗思想的批判》均為好例。
但是沃氏學說在德國當時實為支配一時的新思想，頗受學生歡迎，1721年7月21日《中國的實踐哲學》的講演又指摘朗格，稱之為“濫作者”（polygraph），當然更引起神學教授們的反感，所以在這事件發生以後，哈爾神學部的教授便立刻召集會議，對於沃氏的演講辭提出二十七條的誤謬之點，且加以面責。1725年沃氏將演辭公開發表，並作答辯，乃神學部的教授們又運動分科大學長法郎克作友誼的忠告，要求沃氏交出原稿，竟遭拒絕，事情總算一時平靜下去了。卻即在那時，大學方面學生因對新副校長不滿，要求沃氏復位，因此朗格非常憤怒，一意運動宮廷，驅逐沃氏，結識了一位侍臣中有名的滑稽家幹達林（Gundling），把沃氏學說形容得非常可怕。
當時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本是一介武夫，他除了軍隊、宗教、金錢以外，什麼也不知道，因輕信讒言，大為震怒，遂於1723年11月8日下一閣令，命沃爾弗於四十八小時以內離開哈爾及普魯士國境，並附言，如不聽命即處絞刑。同時放逐者還有吞密格和另一位教授。沃氏教職以朗格的親子代之，於是沃爾弗的反對黨大告成功。朗格原意只想限制沃氏講學及著書的自由，接到國王嚴令，反而狼狽至於廢寢忘餐者三日三夜，表面的勝利終抵不過內心的不安，何況這種勝利也只是暫時的呢！[11]
因沃爾夫被逐事件，“中國哲學”在德國及歐洲遂獲普及
當時德國年輕的學子及許多學者對沃爾夫的被逐不滿，於是輿論倒向沃爾夫一邊，“驅逐出境”的做法得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使得中國哲學在短短一、二十年間、在德國及歐洲範圍內獲得大面積普及。
“對於這個不學無術的格朗和政府的壓迫，那時第一流學者均抱反感，而表同情於沃氏哲學的內容、價值或基督教的問題，遂成為學界議論中心，因此而著的書差不多有二百餘種，而其中有一百三十種反對他，有九十種是贊成他的：一方面有人攻擊，另一方面有人擁護，攻擊的有烏布薩拉（Uppsala）大學，擁護他的有賴德（Ryde）、波倫亞（Bologna）、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等大學。瑞典國王聘他為攝政的顧問官，彼得大帝則招聘為聖彼得堡學士院副院長，不就則畀以年金，甚至某處鍊鐵工人華格納（J.V.Wagner）也取筆援助沃氏，而攻擊朗格。這種論爭繼續至二十年之久，而在當時青年人物總是熱狂地站在沃氏一邊。沃爾弗被哈爾大學驅逐，不過十年之間，輿論把他推舉出來，其結果他的哲學更為有名，甚至於支配那個時代了。”[12]
沃爾夫給“中國文化”起了個德國名字,叫“德國哲學”
“沃爾夫把全部知識都納入學究式的系統形式。……他的哲學在德國長期佔據統治地位。……沃爾夫曾經在哲學方面、特別是在德國的一般文化方面作出了貢獻；我們首先應當把他稱作德國人的教師。我們可以說，沃爾夫第一個使哲學成了德國本地的東西。契爾恩豪森和托馬秀斯也同時分擔了這種貢獻，---他們用德文寫哲學書，從而獲得了一種不朽的貢獻。沃爾夫的一大部分著作也是用他的祖國語言寫的；這一點很重要。”[13]
沃爾夫是用“德語”表述哲學的第一人。沃爾夫說：“中國人的哲學基礎同我個人的哲學基礎是完全一致的”，沃爾夫用德語表述的德國哲學正是宋明理學的內容。
“沃爾弗用德國語言很普遍地宣傳中國哲學，他的見解又在耶穌會士衛方濟之上，所以影響更大。一方面影響於腓特烈大帝，使他傾向於哲人的政治理想，一方面因尊重理性的原故，在沃爾弗等人的思想影響之下，發生了德國觀念論的哲學。觀念論實際即是理性論。”[14]
原來，德國哲學中的“觀念論”是宋明理學中“理性論”的翻版。
康德是克里斯蒂安·沃爾夫的再傳弟子
“康德早年思想實屬於Leibniz=Schultz（舒爾茲）學派，舒爾茲是康德的本師，也就是沃爾弗的高足弟子，來自哈爾，曾著《信仰與理性合一》的論文，為人所稱道。而康德初期著作也處處表示他受萊布尼茲和沃爾弗的影響。”[15]
“康德在出生地孔尼斯堡大學中研究沃爾弗哲學，在理性派哲學與宗教信仰的鬥爭中，他的思想無疑是站在沃爾弗的同一立場。”[16]
“我們知道沃爾弗是用德國語言，很普遍地宣傳中國哲學的人，他雖不曾想到純粹理性的批判，但他卻應用了中國的理性主義作批判的依據，所以可算在獨斷的哲學家中最偉大的，康德受其影響，已是絕無可疑的事實，這就可見德國古典哲學，即使和中國思想沒有直接的關係，也不能沒有間接的關係了。”[17]
因此，康德被揶揄為“孔尼斯堡（Königsberg）的偉大的中國人。”（尼采語）
黑格爾哲學的來源
以歷史哲學為例：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完全來源於他的德國前輩：赫德爾、康德、席勒、費希特和謝林。
黑格爾“提出了一種新的歷史學，叫做歷史哲學（這個提議和這個術語是早在伏爾泰就有了的）；……這種哲學性的歷史將是一部人類的普遍的歷史（這裡黑格爾在追隨赫德爾），而且將顯示出從原始時代直到今天的文明的進步。這一故事的情節就是自由的發展，它和顯示在社會關係的外部體系中的人類道德理性是同一回事；所以，哲學的歷史所必須回答的問題就是國家是怎樣成為現實存在的（這一切都來源於康德）。但是歷史學家對於未來卻一無所知；歷史的頂峰並不在一個未來的烏托邦裡，而是就在現實的目前之中（這是席勒的思想）。人的自由和他對自己自由的意識乃是同一回事，所以自由的發展就是意識的發展，即思想或邏輯發展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概念之各種必然的形式或契機都一一相繼地完成（這是費希特的思想）。最後，哲學的歷史展示為不僅是人類的進程，而且是宇宙的過程，是世界在作為精神的自我意識之中逐步實現它自己的過程（這是謝林的思想）。這樣，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特點中的每一種觀點都是從他的前人那裡汲取來的。”[18]
這些德國前輩們：赫德爾、康德、席勒、費希特和謝林正是承襲了歐洲啟蒙運動的餘緒，引進理性主義，以來自中國的知識為背景、打著“偽古希臘”的旗號，開啟了德國新古典主義思潮。
黑格爾所說的「理智的形而上學時期」，正是中國儒學在歐洲最為流行的時期。歐洲的「理性」概念，正是中國「理學」之「理」的影子
“培爾是由耶穌會士轉信新教的基督徒，他對耶穌會抱有厭惡的態度，但他對中國及中國哲學的理解則又依耶穌會士，不過，他與馬勒伯朗士一樣，沒有接受大多數耶穌會士對中國哲學的看法，而是以龍華民等人對「理」的闡釋為依據，認為「理」是物質性的，儒學是主張無神論的。……
1702年培爾發表了《中國通訊》，在《中國通訊》中，培爾則明確指出中國存在無神論的宗教。[19]
他所說的無神論宗教，自然指的是儒學，而他所說的無神論，也是指中國哲學的基礎是物質性的「理」……他讚賞中國，把中國看作是他所追求的理想社會。……也得到伏爾泰的支持。
17世紀初到18世紀初，是黑格爾所說的「理智的形而上學時期」。他將這一時期分為三個階段，萊布尼茲則是第三階段的最重要代表人物。
所謂「理智的形而上學時期」，實質上是將哲學從神學婢女的地位解脫出來，成為相對獨立領域的過渡時期。
這個過程開始於笛卡爾，經斯賓諾莎、馬勒伯朗士、洛克、霍布斯，到萊布尼茲、沃爾夫大體結束。此後，歐洲哲學史便進入以「德國古典哲學」為主潮的時期。
「理智的形而上學時期」也是中國儒學在歐洲甚為流行的時期，儒學在歐洲哲學界的流行，到萊布尼茲和沃爾夫時期達到高潮。”[20]
“德國哲學”的祖師爺是克里斯蒂安·沃爾夫，按輩份黑格爾算徒孫
沃爾夫（1679年1月24日－1754年4月9日）
黑格爾（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抄襲中國《四書》中的《大學》
朱謙之說：“經我長期研究的結果，知道《精神現象學》所用的精神辯證法，也和中國古經典《大學》之辯證法完全符合，這決不是偶然的事。《大學》方法縝密，系統整齊，實不易與之苟同，然而黑格爾此書序文，千言萬語對於“學”與“知識”之概念作積極的解明，極言真理形態乃是學的體系，此體系之學的概念和《大學》再相同也沒有了。尤堪使人驚異的，是《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竟與《精神現象學》的階段行程處處暗合。”[21]
在“對象意識”中人物一源，在“自己意識”中便入完全自覺的境界，即《大學》“心得其正”的“正心”階段。然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因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即已入於“理性意識”之範圍。理性意識之第一小階段為理性，即《大學》之明明德；第二小階段為精神，即作為客觀精神之民族世界，也即《大學》之親民。又第三小階段為宗教，即《大學》之止至善，又即《中庸》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之至善境界。由此可見《精神現象學》實模仿《大學》，如果不是黑格爾受了《大學》影響，簡直是無法說明的了。《大學》有1662年郭納爵譯本，1686年至1687年柏應理譯本，又有1711年衛方濟譯本，黑格爾所讀中國古經典不少，當早見及。《精神現象學》出版於1807年，以時間考之，自可假定其受了《大學》譯本的影響，惟翻遍全書竟無一語提及，亦從無人道破，這裡也只作假說來提出，還有待於事實的證明。然而黑格爾之與中國思想的關係，卻是蛛絲馬跡大有可尋的了。[22]
費爾巴哈“唯物主義”源於中國
費爾巴哈在德國古典哲學中以唯物主義著稱，而其唯物主義來源於法國唯物主義，而法國唯物主義的思想根源正是中國。
對費爾巴哈影響最大的兩個人物，一個是法國的無神論者培爾，另一個是推崇中國文化最力的德國人萊布尼茲。這兩個人的思想來源都在中國。
法國的無神論者培爾
“比埃爾•培爾（Pierre Bayle,1647-1706）是法國思想史上的過渡人物，馬克思在談到培爾時，曾經引用一位法國作家的話來評論他：‘對17世紀來說，是最後一位形而上學者，而對18世紀來說，則是第一個哲學家。’在馬克思看來，培爾在思想史上的貢獻在於：‘不僅用懷疑論摧毀了形而上學，從而為在法國掌握唯物主義和健全理智的哲學打下了基礎，他還證明，有清一色的無神論者所組成的社會是可能存在的。’[23]
培爾是怎樣證明‘有清一色的無神論者所組成的社會是可能存在的’呢？他的佐證就是中國，他一方面盛讚中國，一方面肯定中國哲學是無神論。”[24]
從萊布尼茲、沃爾夫、舒爾茲、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一條線下來，德國哲學思想的不二根源就是中國。
（詳見：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第9章，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1] [美]孟德衛《萊布尼茲和儒學》中譯本第66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2][美]孟德衛《萊布尼茲和儒學》中譯本第67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3] [美]孟德衛《萊布尼茲和儒學》中譯本第70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4] [美]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中譯本第1版第193頁，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7月
[5] [美]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中譯本第1版第183頁，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7月
[6] [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中譯本第1版第271-272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9月
[7] [意]莫米利亞諾《現代史學的古典基礎》中譯本第1版第162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
[8]演講原文見[德]夏瑞春編、郜世紅譯《德國思想家論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
[9] 以上內容參見張允熠、陶武、張弛編著《中國：歐洲的樣板--啟蒙時期儒學西傳歐洲》第255-267頁，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黃山書社2010年7月
[10] [法]伏爾泰《哲學辭典》中譯本上冊第328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10月
[11] 詳見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第243-244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2] 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第244-245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3] [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4卷第187頁，商務印書館1978年12月1版1997年2月7刷
[14]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第247-248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5] 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第350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6] 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第351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7] 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第351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8] [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中譯本第1版第172-173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9月
[19] 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第212-21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0] 張成權、詹向紅《1500-1840儒學在歐洲》第173-175頁，北京大學出版集團、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8月
[21] 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第35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22] 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第357-358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23] （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62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
[24] 張成權、詹向紅《1500-1840儒學在歐洲》第172-173頁，北京大學出版集團、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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